近代以來的科學精神及其心理學意蘊

　　摘 要：近代初期的科學精神意味著人類能夠不受任何外部的、既定的模式之約束，實現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探索問題的答案，卻并未強調這種思想探尋應該采用何種方法。然而，由于孔德的實證主義將自然科學的巨大進步和興盛的原因歸因于其采用的研究方法，從而使近代的科學精神轉變成單一的對實證方法的崇拜。實證主義科學哲學思想直接影響了現代科學和哲學的進程。當19世紀的哲學遭遇危機之時，這種實證精神便促使人們意欲通過實證的科學對哲學進行改造，即采用實證的方法來改造傳統哲學。現代實驗心理學是作為“科學的哲學”而誕生的，在實證精神的影響下，實驗心理學以犧牲對意識經驗性質的深入探索為代價，從而使得整個現代心理學不斷出現危機與革命。

　　關鍵詞：科學精神;哲學危機;實證哲學;實驗心理學

　　《社會心理科學》(月刊)創刊于1985年，原名《犯罪心理研究》，本刊由林秉賢教授擔任主編，由李文博、沈德燦、章志光等多位著名心理學家擔任編委成員，是一本專門刊登社會心理科學的學術性刊物。

　　今天，我們談到科學精神，往往意指一種摒棄主觀臆斷、嚴格遵從科學研究邏輯和程序并堅持客觀真理的思想追求。特別是在自然科學領域，科學精神被具體化為一系列研究樣板，觀察力求精確，實驗設計要排除無關干擾，實驗操作必須標準化，研究結論的表述則尋求規范化。“客觀、公正、無偏私”被奉為科學研究領域的行業準則。然而，研究過程和研究方法的程式化是以損失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的大量實際特質為代價的。這種情況在如心理學這樣的具有人文性質的科學中更為明顯。那么，這種對客觀、公正、無偏私的科學精神的極力追求究竟是如何在整個現代科學研究領域中流行起來的呢?

　　一、近代初期作為人類理性啟蒙的科學精神

　　歐洲漫長的中世紀末期，宗教對思想和精神的禁錮在11、12世紀市民階層興起后逐漸受到沖擊，天主教會的神權也遭到來自王權的威脅。以市民階層為后盾逐漸強大起來的王權政治在16世紀引發了基督教內部的宗教改革運動。宗教改革運動所催生的新教不再像舊教那樣勢力龐大，并且愿意有條件地承認國王或君主的首腦地位，這使得一些國家的政治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從宗教神學的統治中解放出來。16、17世紀涌現了很多著名的、杰出的科學家，天文學、數學、物理學作為近代科學的先鋒迅速發展起來。這一時期產生了很多與宗教教義相違背的科學結論，哥白尼的日心說違反了《圣經》，沉重打擊了自中古時代以來就為人們所接受的教會的宇宙觀。伽利略運用望遠鏡對太空的觀測徹底打碎了人們關于天堂和地獄的想象[1]534。雖然新教和耶穌會對于觸及神學基本立場的“異端”仍然給予嚴厲的制裁，但顯然未能阻止科學思想的傳播，也未能減少其受歡迎程度，科學的種子很快在大眾心目中生根發芽并鋪展開來。有時這種科學的精神甚至在志同道合的人們心中形成了一種對傳統神學抑或哲學的優越感。因為在思想進步的科學家們看來經院哲學家們太過陳腐而封閉，甚至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例如，伽利略通過望遠鏡發現銀河是千千萬萬顆單個的星體集合而成的，并發現了木星的四顆衛星。而當時的保守派因為這四顆衛星在數量上改變了原來太陽系七個天體這個神圣的數字，從而痛斥望遠鏡，拒絕通過它看東西，斷言望遠鏡讓人看到的是幻象。在伽利略與開普勒的通信中，提出希望一同對這些“群氓”(the mob)的愚蠢好好嘲笑一番的建議。

　　因此，在17世紀，神學對社會生活的支配力不斷衰弱，人類思維的主動性空前高漲，天文學、物理學的進步動搖了中古時代人們的世界觀。科學在神學一統天下的局面中開辟了屬于自己的領地，取得了初步的勝利，雖然這種勝利是有所忌憚的、嘗試性的，但足以沖破中古時代的蒙昧而使人類的思想與理性獲得生命力。科學的進步昭示了人類理性的能力和光輝，至于這種能力和光輝的來源及其規律則仍舊留給神學。另一方面，隨著科學的發展，建立于自然科學基礎上的客觀主義觀念廣泛地傳播開來，造就了很多無神論者。他們對上帝和靈魂是否存在產生了疑問，宗教神學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岌岌可危。作為近代理性主義先驅的笛卡爾曾經對這種無神論背后所代表的客觀主義進行過批判[2]，但自然科學發展的進程并未因此而放慢。在笛卡爾之后，科學的理性精神發生了分化：它的一部分為自然科學家們所秉持，強調用觀察和實驗的手段來認識自然，用數學公式和定理來解釋自然，這種客觀主義的科學精神起始于伽利略，卻在19世紀被孔德發展成為一種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另一部分為哲學家們所繼承，近代的哲學家們基本上脫離了宗教神學的限制獲得了思想上的自由和解放，他們轉而專注于了解人類自身的認識能力和認識成果。因此，可以說，近代科學與哲學的分野主要體現在研究對象上，并不體現在研究方法上，但是其尊重真理的嚴謹態度是一致的。然而，由于孔德的實證主義將自然科學的巨大進步和興盛的原因歸因于其采用的研究方法。從而使近代的科學精神轉變成單一的對實證方法的崇拜。

　　二、實證主義將科學精神改造為科學信仰

　　如果將理性視為人類所擁有的獨特的思想和思維能力的話，那么從古代到近現代，人類理性曾有過三個強大的敵人，一是古典時代的超自然神祇，二是在認識路徑的角度上以近代經驗主義為始基的經驗研究方法，三為現代反理性主義強調的生存本能。笛卡爾通過普遍的懷疑精神向舊有的超自然權威發起了沖擊，同時又對感官經驗做了細致而嚴謹的認識論批判，從這兩個方面來看，笛卡爾作為近代理性主義的奠基人是當之無愧的。另外，在笛卡爾時代，理性的第三個敵人還未壯大起來，直到19世紀，來自非理性主義的攻擊與經驗主義才共同構成了對哲學理性的強大威脅。當然，笛卡爾對于感官經驗的批判并沒有阻止人類運用感官探索自然的步伐。自伽利略發明了望遠鏡以后，自然科學中觀察法的地位牢固地樹立起來，觀察法佐以實驗法極大地加快了自然科學發展的進程。18、19世紀被稱為科學大爆炸時期，知識逐漸分門別類地建立起學科的體系。有機化學、地質學、動物學、植物學、胚胎學等學科不斷涌現。自然科學取得的巨大成功不僅改變了人類的傳統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也堅定了人們對科學的信心。19世紀，法國人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對科學進行了分類，并將科學的方法延伸至社會學，提出了實證主義科學哲學思想，實證主義的出現直接影響了現代科學和哲學的進程。

　　孔德認為，實證的方法代表了人類理智發展的最高水平。因為人類的心智放棄了受絕對觀念引導的無謂研究，而將自己投身到對現象間的規律的研究上。實證哲學認為所有現象都遵循不變的自然法則。由此，實證哲學的事務就是準確地發現這些法則，并將它們削減至最少的數目。同時，又由于人們無法通過思考因果關系來解決任何關于起源和目的的問題，因此，實證哲學的真正事務是準確地分析現象的情境，并用自然的連續性和相似關系將它們聯系起來。為了描述實證哲學的性質。事實上，孔德的全部工作的重要目標是對已經進入實證階段的科學進行總結并獲得其實證特征，以作為全新的實證科學——社會物理學的樣板，同時也即獲得了一種實證哲學。在孔德看來，所謂實證哲學就是對自然科學的研究模式進行總結的一種關于科學的哲學，而這種科學研究模式就是運用觀察、實驗等經驗的方法對現象進行歸納，從而找出其間的規律，并以最簡練的原理表述出來。因此，實證哲學從一開始就把某一類問題棄之不顧，這就是關于現象的起源、意義的問題。在孔德看來我們對于這些問題無能為力，因此實證哲學必須加以拒斥，否則就會陷入無窮無盡的爭論之中。然而，諸如引力和重量是什么這樣最為根本性的問題恰恰是物理學的終極問題，如果沒有對引力本質問題的思考，便不會有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愛因斯坦本人也曾在各種場合表達過對實證主義的反對[4]7。如果全部科學都僅僅停留在對現象之間相互聯系的機械統計上，那么人類便不會再有什么真正意義上的新的問題。今天，我們常常能夠看到，很多科學事業中的人們在實證思想的影響下，忙于以實證的方法收集觀察的材料，但由于缺少對問題本質的更深入的思考和理解，而迷失在浩繁的資料之中。

　　在近代初期，科學精神意味著人類能夠不受任何外部的、既定的模式之約束自由地思想、探索問題的答案，而并未強調這種思想和探尋應該采用何種方法。如在笛卡爾那里，這種科學的精神顯然是通過系統的沉思實現的，在伽利略那里雖然強調觀察法的重要性，但同樣表現為個人擺脫宗教神學束縛的獨立思考，只不過伽利略用實驗的方法來向公眾演示，以證明自己的論點。然而，在孔德看來，人們對傳統經院神學束縛人類理性、自由思想的反抗就是實證科學的革命。他說“實證科學的革命大約發生在兩個世紀之前，當人類心智在培根的知覺之下、在笛卡爾的觀念之下、在伽利略的發現之下騷動起來的時候。正是這種實證哲學精神與那種掩蓋了所有科學真正本性至今的迷信的經院系統相對立”[3]32。孔德認為，從那時起，實證哲學的進步與另外兩種哲學(神學和形而上學)的退卻明顯呈現出來，這種革命注定要繼續下去并達到完滿，每一個知識分支早晚都要被置于實證哲學的掌控之下。這樣，孔德將科學精神理解為實證的精神，這一誤解直接決定了現代人對“科學”一詞的理解。

　　孔德對實證方法的強調引起了19世紀人們關于科學觀念的重大轉變。科學精神在抵制傳統哲學內省沉思方法的過程中轉化為對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的堅持。事實上，按照孔德的設想，人們只需遵照他所規定的研究方案對問題進行按部就班的研究就能夠取得輝煌的成就。正如前面我們轉引他對天文學和熱學研究的總結那樣。正因為他將科學的精神改造成為實證精神[5]，觀察和實驗的方法在所有追求科學身份的領域變得異常重要，特別是當哲學遭遇危機之時，這種實證精神便促使人們意欲通過這樣的科學對哲學進行改造，而不管這種改造是否符合其所研究對象的根本性質。于是，一種新的抑制人類科學理性精神的信仰被建立起來，盡管這種信仰具有科學的名號，但卻不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精神。

　　三、實證主義視域下的科學精神之后果

　　(一)科學對事實的追求與對人的生活意義的忽視

　　自然科學的發展帶來了人類物質生存狀態的不斷進步，但同時，科學對外在環境的關注也伴隨著對人本身意義與價值的忽視。自然科學對于人類生活方式、思想觀念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并不都是積極的，有時是消極的，甚至是災難性的。現象學的創始人胡塞爾認為，科學的危機最為主要地表現為19世紀末人們對科學的總的評價有所轉變。19世紀后半葉，“現代人的整個世界觀唯一受實證科學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學所造成的‘繁榮’所迷惑，這意味著人們以冷漠的態度避開了對真正的人性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6]。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人們親眼看見了各種科學技術在戰爭中的應用，科學給人類帶來的非但不是真正地繁榮，反而是各種災難，環境破壞、流離失所、斷臂殘肢、生命隕滅。從文藝復興以來，科學技術一直在公眾心目中代表著人類理智的進步和繁榮，然而戰爭使人們對其價值和影響重新進行了評估。人們常說，在我們生存的危急時刻，這種科學什么也沒有告訴我們。

　　說到底，實證的科學從來沒有關心過意義與價值的問題，正是實證科學的觀念使歐洲科學和人性同時陷入了危機。這是因為，這種科學對事實的注重使其從原則上排除了對于在這個不幸的時代的人們來說十分緊迫的問題，即所有這一切對于人的生存有什么意義呢?關于物體的和事實的科學顯然什么也不能說，它甚至不考慮一切主觀的東西。而那些以精神存在為研究對象的精神科學，如心理學，由于對自然科學的效仿，對嚴格的科學性的追求使其必須小心地將一切價值的、評價的、人性的、思維理性的東西全都加以排除。全部科學的目標僅在于追求一種絕對客觀的真理，這種真理所描述的僅僅是，“世界，不論是物質的世界還是精神的世界，實際上是什么”[6]。

　　(二)實驗心理學：作為應對十九世紀哲學危機的實證主義方案

　　十九世紀，傳統意義上的哲學面臨危機。從內部來看，黑格爾是傳統哲學的集大成者。在黑格爾的博大體系中，“以往哲學的全部雛雞都終于到家棲息了”[7]。此后，哲學家們顯然失去了曾經的榮耀與光環，并且難于有更多理論上的突破。在黑格爾死后的整個時期，代表傳統哲學的學院派基本沒有多大成就[1]721。在外部，從十七世紀以來一向是新事物主要源泉的科學，取得新的勝利，特別是在地質學、生物學和有機化學方面。技術的革新和機器生產的規模化日益向人們昭示著科學技術所具有的巨大潛能。基于此，許多自然科學家以及一部分哲學家向傳統哲學發起了質疑。

　　這些質疑指向以黑格爾哲學為最高代表的傳統哲學的兩個本質的特征：一是傳統哲學以思維自由地把握和解釋世界為追求目標，二是傳統哲學以哲學家個人頭腦中的思辨活動為研究方式[8]252-253。從第一個特征來看，質疑的聲音說，哲學和科學都起源于人類對知識的渴求，都以提供普遍知識為使命。在古代，科學所揭示的規律還不足以進行普遍的概括，而“人類總是傾向于在他們還無法找到正確答案時就做出解答”[8]251，因此充斥著想象的哲學就成為認識的主要來源。而近代以來科學的進步已經使自然科學足以承擔起不斷地提供新的“世界觀”或“普遍規律”的職能了，那么哲學就只能作為科學的“副產品”，即以對科學命題進行邏輯分析的方式存在。一些思想家甚至預言，隨著科學的發展，隨著物理學、生物學、社會科學最后是心理學的進步而與學科之母哲學的分離，哲學將告終結[9]。對傳統哲學第二個特征的批評就更加尖銳而不留情面了。批評家們認為，“精確的”科學是偉大的，而“思辨的”哲學是渺小的;只有忽視甚至侮辱傳統的哲學，才能使科學從“形而上學”中解放出來;只有用實證科學(自然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改造哲學，才能使哲學從傳統的“形而上學”變成“科學的哲學”[8] 246。

　　對哲學進行科學改造的浪潮在19世紀的沙灘上留下了一個最為惹人注目的結晶——實驗心理學。G.繆勒、費希納、赫爾姆霍茨、威廉·馮特等具有自然科學特別是生理學背景的人將自然科學的方法全面地運用于研究心靈的相關問題。這其中馮特最為突出也最為明確地“完成了”對哲學的科學改造，從而成為實驗心理學或者現代心理學之父。在很多人看來，實驗心理學代表了新興的現代心理學的典型特征。由于獨立之后的心理學過分地追求經驗證實的方法，而忽略了對心理現象或意識的本質探究，因而從馮特建立的實驗心理學到美國的機能主義心理學，再到行為主義、認知心理學，現代心理學不斷地遭遇危機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