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除草劑使用以來，其品種繁多，使用量持續增加，大量使用除草劑在控制雜草，保障農作物的高產高效的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的問題，不少學者在這方面作了一些報道［1～3］。Boeb，AB研究認為苯氧羧酸衍生物（2，4－滴、2甲4氯）、敵草隆、殺草敏等除草劑的使用對微生物總量無影響，而地樂酚、撲草滅等除草劑對微生物有一定的影響［4］。鄧曉研究認為百草枯除草劑對土壤微生物有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隨藥劑濃度的提高而增強［5］。李淑梅則報道克無蹤、乙草胺、百草清等除草劑對土壤動物有影響［4］。黃頂成等也認為有些除草劑對農田微生物、動物有影響，甚至對作物有間接影響［6］。陳先茂報道了稻田施用芐•乙可濕性粉劑和芐•異丙甲細粒劑降低了水稻土壤酶的活性［7］。可見，不同除草劑的使用在有效控制不同雜草的同時也有不同的負面影響。膜下滴灌水稻栽培作為一種新的栽培模式，由于田間小氣候發生變化，其雜草發生規律相對常規水田有所改變，稻杰作為除草劑的除草效果以及其有對水稻生長及土壤生態效應的影響鮮見報道，為此，新疆天業公司于2011年在膜下滴灌稻田開展了相關試驗研究，旨在為膜下滴灌稻田合理使用除草劑、促進水稻高效、優質、高產、可持續發展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

1材料與方法

1．1試驗設計與方法

試驗在新疆農八師石河子145團天業農業生態園區（試驗地土壤為沙壤土，pH值為8．2，有機質含量3．29％，土壤肥力中等，前茬為棉花）進行。試驗稻杰除草劑為參試藥劑，以不用除草劑為對照，設計不同濃度處理，分析了解稻杰除草劑及其不同用量的除草效果和對水稻生長及土壤生態（土壤微生物及酶的活性）的影響。實驗設0、40、60、80、100和120ml/667m2共6個處理，采用隨機區組排列，3次重復，每個小區面積2．85m2，18個小區，播種前三天，用小型噴霧器進行土壤噴霧處理，噴藥后即整地，天氣晴朗，無風。試驗采用膜下滴灌穴播模式，膜寬0．8m，一膜一管四行，株距為0．1m，每穴精確播種10粒，品種為T－04。

1．2調查內容及方法

1．2．1安全性

水稻播種后10d、20d、30d每處理各定10株，記錄株高，觀察水稻的出苗以及生長發育情況，結合目測綜合評價供試藥劑對水稻的安全性。

1．2．2除草效果

藥后10d、20d、30d測定不同處理的田間雜草種類及數量。

1．2．3土壤酶活性

蔗糖酶活性測定采用3，5－二硝基水楊酸比色法；脲酶活性測定采用尿素殘留法。

2結果與分析

2．1安全性

由表1可知，播種后10d，處理1到處理6株高依次增加，播種后20d，使用稻杰與對照相比株高顯著增加，但是從處理3開始株高逐漸降低。播種后30d，處理5和處理6相比與對照株高依次降低，但未達到顯著水平。可見，與對照（不施除草劑）相比，施用稻杰濃度達到80ml／667m2時，隨著濃度逐漸增大，株高依次降低，100ml／667m2，株高較對照有所降低，葉片顏色正常；濃度達到120ml／667m2，株高降低明顯，且葉片發黃。可見噴施80ml／667m2以內對水稻是安全的，加量會影響水稻苗期的正常生長，從而最終影響產量。

2．2稻杰不同用量的除草效果

由表2可知，施用稻杰除草劑與對照（不施除草劑）相比，有效地防治單子葉和雙子葉雜草減輕雜草的危害。藥物處理10d時，2~6處理無論是單子葉還是雙子葉雜草，其數量顯著低于對照，5個施藥處理間的差異不顯著。藥物處理20d時，處理5和處理6效果顯著大于處理2~4，處理2~4顯著大于對照。藥物處理20d時，處理5和處理6的除草效果依然顯著高于其他4個處理。綜合以上3個時期除草效果考慮，處理5和處理6的除草效果最佳。

2．3稻田常用化學除草劑對土壤微生物及土壤酶活性的影響

由表3可知，施用稻杰除草劑降低了土壤中脲酶和蔗糖酶還原糖的活性，影響了土壤中N的轉化，而且施藥量越大影響越大；同時噴施稻杰除草劑會降低土壤中蔗糖酶的活性，處理6尤其明顯。土壤微生物是土壤有機質和土壤養分轉化和循環的動力，對土壤中養分供應起著重要作用［8］，土壤酶活性與土壤養分密切相關，反映土壤養分（尤其是C、N、P）轉化的強弱，是土壤肥力的重要標志［9～12］。可見，稻杰的使用在有效防除稻田雜草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土壤中一些酶的活性，從而影響了稻田土壤質量及供肥能力。

3結論

通過以上膜下滴灌水稻除草劑試驗的調查與分析，噴施稻杰的處理都在一定程度上防治了單子葉和雙子葉雜草，100ml／667m2和120ml／667m2防治雜草效果最好，相對于噴施120ml／667m2，100ml／667m2表現出對水稻生長無明顯不良影響，且土壤蔗糖酶和脲酶活性高于處理120ml／667m2，所以在新疆石河子墾區土壤和氣候生態條件下，膜下滴灌水稻田選用濃度范圍為80~100ml／667m2稻杰防治雜草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