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春，一場罕見的大風暴“摧毀”了德國舊有的林業體系，伐區采伐同齡林模式開始逐漸淡出歷史舞臺，與此同時，一種以生態為導向的新興林業經理模式———“近自然”或“適應自然”的林業則日益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以德國為首的中、西歐各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林業革命”［1，2］。近十余年來，“近自然”林業的經營方法在這些國家已取得了初步成果，主要表現在森林蓄積量高，抗自然災害能力強，病蟲害發生少等［3］。新中國成立后，由于認識上的誤區和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我們在林業上走了一條與自然相背離的道路，對廣袤的天然林資源進行了掠奪式的開發利用，近半個世紀的過度利用使我國的生態環境嚴重惡化。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讓我們不得不轉變觀念，將生態環境安全提升到重要位置上。為此，國家加大了發展林業的力度。全國第六次森林資源清查結果表明，我國人工林面積已達5326萬hm2，居世界首位，超過了我國全部有林地的30%［4］。毋庸置疑，我國的人工林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我們卻不能忽視因超常規發展人工林所帶來的問題。據統計，我國發展的人工林中，有近70%是針葉純林，而在南方省區這一比例達95%以上［5］。過分發展單一樹種帶來的后果是:人工林地力衰退嚴重，土壤貧瘠，森林抗災害能力差，林內穩定性不高，生態系統結構單調，系統內部自我調節機能極其低下等［6］。我們已經遠離單純追求木材的年代，“如何充分發揮森林的綜合效益”成為我們長期談論的焦點，但在目前這種人工同齡純林模式下，綜合效益似乎只能是一句空談。那么，“路在何方”將是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國外的成功經驗表明［7～14］:“近自然”或“適應自然”林業已經成為大多數發達國家所認同的育林模式，能較好發揮森林的綜合效益，有助于退化森林的恢復，符合森林可持續經營的要求。近年來，國內有很多學者對這一育林方式進行了研究，并將其理論引入國內［15～23］。本文在簡要介紹“近自然林業”發展史的基礎上，結合國內的實際情況和已經展開的一些實踐，就“近自然林業”在我國的應用前景作了分析和討論。

1“近自然”林業的“成長”歷程

1882年，卡爾•嘎耶爾(CarlGayer，1822～1907)出版《造林學》一書，在書中，他對傳統的森林經理方式表示了懷疑，并提出“順應自然，開展擇伐林作業”的思想。隨后，歐洲涌現出一大批杰出的林學家，他們繼承并發揚了嘎耶爾的育林哲學，至20世紀上半葉，“永續林”思想逐步形成并引發了林業界的爭論，這標志著傳統林業開始向現代林業轉變。

1．1前“永續林”時代

森林在地球上已經存在了幾億年。在這期間，無數生命形式在其中孕育、繁衍，而人類的始祖，也是從森林之中走出，通過不斷進化和社會發展，形成了人化自然。從森林中走出來的人類并沒有忘記創造出自己的地方，至誕生迄始，人類便開始了對森林無止境的索取，在最初階段，森林的功用僅僅局限于農用飼料、小規模燒材等，人們賦予它的使命是“效勞農業”［25］。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工業革命的日益擴大，森林逐漸從農業的襁褓中脫離出來，發揮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人類在進入木材時代之后，對森林展開了肆無忌憚的掠奪，無休止的亂砍濫伐使森林嚴重衰退，無規律的擇伐及矮林作業進一步導致土壤貧瘠化，林地在無聲無息中走向荒蕪。這種局面逐漸引發了有識之士的擔憂，通過他們的努力，森林科學在19世紀上半葉開始形成獨立的理論體系，伐區式主伐喬林林業模式逐步成為主要的造林方式。這期間，以洪德斯哈根(J．ChristianHurdeshagen，1783～1834)為代表的法正林學說及以普雷斯勒爾(RobertPressler，1815～1886)為代表的土地純收益學說引領了林業理論領域的潮流。這兩種學說的共同點是倡導皆伐，以最高贏利為導向，強調人工干預而忽視自然選擇，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人們開始大面積種植人工同齡純林，這種育林方式在19世紀取得了公認的成就，即把非常荒蕪了的林地，重新恢復為高蓄積的森林。但到了19世紀后半葉，大自然開始對這一忽視其存在的人工同齡純林模式展開瘋狂報復，至20世紀初期，災害規模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害蟲繁衍、真菌引起的病菌、雪折、風倒等災害空前嚴重。伐區式主伐喬林林業模式失去了舊日的光環，林業界關于森林經理方式的爭論日趨激烈。

1．2“近自然林業”思想的萌芽和“永續林運動”

在關于森林問題的討論中，一個決定性的轉折是與慕尼黑大學育林學教授卡爾•嘎耶爾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嘎耶爾在其《造林學》一書中指出:“我們已經失去了自然之路，我們如想重新找到她，就必須往回走，開展擇伐林作業，只有從此出發，通過自然法則的教育，在合乎規律的道路上，重新恢復擇伐作業，我們才能回到正確的道路之上”［25］。這一段話強烈的顯示了其反對皆伐、提倡擇伐和促進林業回歸自然的傾向，他以嶄新的“適應自然”的育林學說，深深地影響了當時人們對森林的認識，并將森林科學研究延伸到一個新的高度。在嘎耶爾之后，歐洲陸續涌現出大批的林學家支持并發展了其理論思想，其中著名的有瑞士蘇黎世ETH大學造林學教授阿諾德•恩格勒爾(ArnoldEngler)、法國學者顧爾諾(Gurnauds)、亨利•畢奧萊(HenryBiol-ley)、瑞士伯爾尼林管局局長魯道夫•波爾西格爾(Balsiger•R)、瓦爾特•阿蒙(WalterAmmom)、巴登林學家埃貝巴赫(Eberbach)、以及林業實踐家弗里德里希(Friedrich)等，埃伯斯瓦爾德林學院植物學教授阿爾弗雷德•穆勒(Moller•A，1860～1922)在林學界這一里程碑式的理論變革中也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他接受了嘎耶爾的思想，并進一步發展并形成了“永續林”的理論，其主導思想是以森林撫育蓄積量和生長量的增長取代傳統的森林衰退更新方式。為此，穆勒引入了“森林有機體”這一概念，認為:“森林是土地、植物和動物的融合，是自然、持久的生命共同體”［2］。這與我們今天的生態系統觀極為相似。穆勒的“永續林”思想帶來了全新的思維，與林業經典學家精心打造的伐區式主伐喬林模式相對立，勾繪出良好育林的前景，指向不受采伐破壞的森林系統。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嘎耶爾、恩格勒爾、埃貝巴赫的思想開路，經弗里德里希經營Barenthoren林區樹立榜樣，最后通過穆勒較完善的“永續林”理論的傳播，林業界由此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永續林運動”，并迅速展開了與之相關的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