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飛宇自1991年《孤島》的發表走向文壇，在早期寫作中，帶有明顯的“先鋒實驗”色彩，雖然在文學史中畢飛宇被冠以“新生代”作家，可他的前期寫作如《那個男孩是我》、《五月九日或十日》、《充滿瓷器的時代》等小說則顯示了和1980年代的先鋒寫作者們遙遠的呼應，而長篇小說《上海往事》的歷史敘事和《那個夏天、那個秋天》的青春敘事則被淹沒在1990年代的長篇小說海洋中。但自2000年的轉型之作《青衣》始，畢飛宇的寫作開始呈現出獨特的文學世界與敘事風格，此后的“王家莊”系列小說，從中篇小說《玉米》、《玉秀》、《玉秧》到長篇小說《平原》，更是奠定了他作為一個當代文壇重要小說家的位置。本文試圖探討的正是畢飛宇的這一系列寫作所構建的文學世界、呈現出的敘事倫理，及其之于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意義和價值。

一、“啟蒙”敘事之外的復調民間史

在20世紀中國小說史上，鄉土書寫從新文學的開端時期就成為建構“民族國家”想象的重要一翼。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鄉土作家以現代知識者的“啟蒙”姿態回望鄉土，發現了鄉土的“蒙昧”與“麻木”，寄予了現代知識分子對“鄉土中國”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憤懣與焦慮。

以30年代的沈從文為典型“，離鄉者”通過對鄉土的“田園牧歌”想象，寄寓了對當下中國的“深憂隱痛”和對未來中國的期許與熱望。

而40年代解放區文學中的“趙樹理”方向，則呈現出鄉村敘事與“左翼”意識形態的高度契合，成為新中國成立以后鄉土文學的政治化書寫的先河。這構成了20世紀中國鄉土文學的三個重要脈絡，這三個脈絡上的鄉土文學書寫在知識譜系上分別與“啟蒙”“、審美”“、革命”的話語系統密切相關，也就是說，在這樣的知識譜系上，魯迅、沈從文、趙樹理式的鄉土書寫，在被不同的知識資源和精神姿態重新建構。

在這樣的知識脈絡上來考量畢飛宇的《玉米》、《平原》等鄉土小說，就會發現畢飛宇的鄉土書寫的獨特之處。在畢飛宇的“王家莊”系列小說中，鄉村既不是承擔被“啟蒙”的蒙昧與混沌之地、不是美麗的田園牧歌，也不是“革命”主題下新舊勢力的沖突或“明朗的天”的“解放”敘事。“王家莊”雖然在時間序列上和中國政治生活中的“文革”密切相關，但畢飛宇的鄉土書寫擱置了“文革”的苦難和悲情敘事，而是還原了民間的日常生活史。

在畢飛宇建構的“王家莊”的小說世界中，啟蒙話語遭遇了對抗與質疑。在“王家莊”這個封閉的空間中，“鄉村”和“城鎮”并未構成鄉土書寫中典型的二元對立的話語結構，也并未在文明/落后、現代/傳統、鄉村/都市等話語譜系中展開敘事。你很難用蒙昧、落后等來定義“地球上的王家莊”。在“王家莊”，瑣碎的日常生活和被政治浸染的生存狀態共時存在，青年們旺盛的生命力與青春無處安放的躁動纏繞在一起，民間倫理與政治倫理、革命倫理互相滲透又互相背離。敘事者似乎就是生活在“王家莊”的蕓蕓眾生中的一個，是“玉米”、“玉秀”“、端方”、“曼玲”的鄰居，是他們的朋友。他娓娓講述著發生在身邊的故事，講述著民間大地上混沌而瑣碎的日常生活，講述著青年們內心隱秘的激情和在世界面前左沖右突但不免再次陷落的處境。可以說，“王家莊”作為一個完整的美學意義上的鄉土世界，并不是寫作者的對象性存在，而是寫作者生命經驗的一部分，是在對鄉土民間的書寫中，透視生活于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的命運。在這個意義上，畢飛宇的鄉土書寫從個體經驗出發但超越了個體經驗，從鄉土出發但同時也超越了鄉土。

在20世紀的鄉土小說中，不管是“啟蒙”“、審美”還是“革命”的鄉土，在小說中往往有一個作者的聲音在說話，或在啟蒙理性下召喚古老的鄉土中國的覺醒、或在美學意義上對田園牧歌的由衷抒懷、或在革命實踐中對鄉土進行詢喚。但在畢飛宇的鄉土小說世界中，不是“獨語”而是“復調”構成了他小說的基本言說方式。從《玉米》、《玉秀》到《平原》，畢飛宇讓他筆下的人物自我說明，也就是說，在畢飛宇的鄉土小說中，人物不是他表達自我理念的對象化存在，而是他們都有自己獨立的生命意識和心靈體察。巴赫金在論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的復調時，認為“主人公的意識，在這里被當作是另一個人的意識，即他人的意識；可同時它卻并不對象化，不囿于自身，不變成作者意識的單純客體”①。

他們是他們自己，甚至于他們的人生選擇并不受作者意識的支配、都有自己的合理性。

在《玉米》中，玉米的精明老到，使畢飛宇發出這樣的感慨：“我愛玉米嗎？我不愿意回答這個問題。我怕她。”②為什么玉米讓作者“害怕”，我想，因為玉米不是《祝福》中的祥林嫂，不能用“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來控訴黑暗的封建禮教，玉米也不是《邊城》中的“翠翠”，以那個湘西如此純美善良的女孩來指認未來中國的烏托邦想象，玉米也不是《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通過她可以書寫革命的合法性和崇高意味。玉米是生長于蘇北大地上的一棵“玉米”，她汲取天地精華、汲取陽光雨露，但也汲取了鄉村日常的種種不堪而被扭曲，但她依然努力地向上生長。她和世界的關系是緊張的，她警惕地像一個機智的松鼠一樣窺視著她生活的世界，并以自己的方式反抗這種緊張。而對于畢飛宇來說，他和作為自己小說創作對象的“玉米”之間的“潛在的戰爭”，也使他感到了“自己的緊張”。因此，畢飛宇“玉米”系列的小說意義，“不在于他用獨白方式宣告個性的價值，而在于他把個性看作是別人的個性、他人的個性，并能客觀地藝術地發現它、表現它，不把它變成抒情性的，不把自己的聲音同它融合在一起，同時又不把它降低為具體的心理現實。”③玉米、玉秀、玉秧們的“個性”只能是屬于她們自己的獨立的“個性”，而且，她們應對世界的方式、她們內心涌動的隱秘的生存力量，各自構成了獨立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