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二十世紀傳記文學史》的出版是中國傳記文學界的盛舉，也是中國出版界的壯舉。令人贊嘆并敬佩的是：這部皇皇四十余萬言巨著的寫作，不是組織的“寫作班子”，而是全靠的“個人書寫”——作者是西南大學育才學院郭久麟教授。正如中國傳記文學學會會長、中國著名出版家王維玲在《中國二十世紀傳記文學史》序言中指出的：郭久麟這部專著從事的“是傳記文學史上一項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有填補空白的意義。”筆者在此要強調(diào)的是，郭教授的大著不是一般的“填補空白”——所謂的拾遺補缺，而是高質(zhì)量地填補了中國傳記文學界和中國出版界有關成果的缺失。《中國二十世紀傳記文學史》是有目共睹的碩果，郭久麟付出了艱辛的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他的貢獻應該得到高度的評價。

說郭久麟付出了艱辛，筆者是目睹者之一，為了《中國二十世紀傳記文學史》這個“大工程”的寫作，他舍棄了一切的娛樂活動，付出了授課之余的全部時間與精力。2006年暑假，當其他教師紛紛外出避暑之際，他卻頂著山城39—41攝氏度的高溫，足不出戶，日復一日，熬更守夜地寫作。

說《中國二十世紀傳記文學史》是“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是強調(diào)郭久麟沒有人云亦云，步人后塵。他見解獨立，論從史出，而不是唯上媚權(quán)。郭久麟在充分肯定二十世紀中國傳記文學創(chuàng)作的成就之后，也敢于揭露傳記文學創(chuàng)作中存在的問題，足見其史家之風骨。郭久麟指出：在創(chuàng)作傾向上，中國傳記文學作品明顯偏重于英雄而忽略平民百姓；在人物評價上，他批評說：“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的教條，還嚴重地束縛著傳記作者的頭腦，使他們總是把政治領袖、杰出人物寫得完美無缺。”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些傳記文學作品，特別是企業(yè)家和明星的傳記開始出現(xiàn)商業(yè)化與庸俗化傾向。”

在郭久麟這部傳記文學史著中，不乏掘佚鉤沉之篇章。例如，在第六章“五四以后他傳文學創(chuàng)作”這一章中，對張默生傳記文學創(chuàng)作的述評，就使一個傳記文學大家躍然紙上。

將黃昌勇的《王實味傳》寫進《中國二十世紀傳記文學史》，筆者非常贊成，也非常佩服。王實味之死是歷史的一個小小的剖片，但卻折射了中國革命知識分子的某種命運。正如郭久麟的評價：“通過王實味個人的歷史悲劇，揭示了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與知識分子命運史上的一條線索，其意義是很大的。”對當代傳記文學作品及其作者，郭久麟的評論始終堅持直言不諱。例如他評論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在高度評價“這是一部別具一格、別開新面、新穎獨特的傳記”之后，也嚴肅指出“這部傳記在總體上的缺點：對魯迅的描述和評論的片面性”。

再如，評論《李敖快意恩仇錄》時，指出李敖“也有失之偏頗的地方，如在批判國民黨時，連孫中山先生也一起批判了”。

《中國二十世紀傳記文學史》的語言文字非常到位，從不用“穿靴戴帽式”或者“斷然絕然式”的語調(diào)和口吻。作者富有才華而不賣弄，具有真知灼見而不以權(quán)威自居。例如，第三章中評論瞿秋白的《多余的話》，先是指出“《多余的話》對于研究中共黨史和瞿秋白的思想、文藝和人生，有著難以替代的重要作用”，然后篇末總結(jié)說：“《多余的話》在感情上的真誠樸實，博大深邃；在寫法上的自由揮灑，無拘無束；在語言上的精純凝重，含蓄深沉，都是無與倫比，難以企及的。古人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篇臨終遺言表達的耿介拔俗之思，瀟灑出塵之懷，實在是令人深思，遠不是當代人可以完全洞悉或隨便評說的。”這段文字非常精彩。從近年俄國解密的前蘇聯(lián)有關中國革命秘密檔案得知，在1920—1931年期間，莫斯科的“共產(chǎn)國際”關于中國革命幾乎每三天一個指示，每五天一個會議，每七天一個決議，事無巨細都要按他們說的辦。顯然，瞿秋白等，都不過是他們“支部”的辦事員而已，既然如此，當年中國革命的曲折，瞿秋白等何罪之有？《多余的話》最后一句是：“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永別了！”瞿秋白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值得我們玩味的。

傳記文學是對傳主的歷史或者片段史的研究、記敘與描寫。從傳記文學的角度看編年史，一個世紀的歷史可以看成是一些名人和非名人的活動史。可以說每一部真正的傳記文學都是歷史的一個小小剖面或者剖片，而為研究歷史、研究當時的社會與文化提供了極具價值的史料。因此，傳記文學一方面是文學與歷史的結(jié)合，一方面是社會文化的積淀與揚棄。由此觀之，一個世紀的傳記文學史是多么的重要了。顯然，僅僅靠文學才華和寫作靈感是不行的，靠一點斷代史知識加傳記文學作品的分類也是不行的。從事百年傳記文學史的寫作，必須具備傳記文學理論家的深厚素養(yǎng)，必須具備傳記文學史家的眼光與膽識，必須具備傳記文學作家的才華與經(jīng)驗。無“巧”不成“書”，郭久麟正是這樣一位集傳記文學理論家、傳記文學作家和傳記文學史家于一身的集大成者。筆者還要“錦上添花”，指出郭久麟同時是一位傳記文學教育家。早在2005年，郭久麟教授就在學校領導的支持下，在重慶西南大學育才學院創(chuàng)辦了“傳記文學研究中心”，開設了“傳記文學研究”選修課。所以，成功絕非偶然，成功屬于為“大工程”做好各種準備的郭久麟。

毫無疑問，《中國二十世紀傳記文學史》的出版，奠定了郭久麟在中國傳記文學界的重要地位。

當然，《中國二十世紀傳記文學史》也存在微瑕。

在此，筆者特提出幾點意見與郭久麟教授商榷。

其一，《把一切獻給黨》的傳主是吳運鐸，作者卻不是吳運鐸，而是何家棟。這部傳記文學作品的創(chuàng)意、采訪與寫作，都是何家棟獨立完成的。由于歷史的原因，何家棟沒有署上自己的名字，但是這類傳記文學作品不同于后來的“口述實錄”，其著作權(quán)應該屬于作者而非傳主。《我的一家》和《方志敏戰(zhàn)斗的一生》的真正作者也是何家棟。何家棟還是《劉志丹》的編著者之一。毫無疑問，應該將何家棟先生加入20世紀優(yōu)秀傳記文學作家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