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當代文學史》、“重寫文學史”、“20世紀中國文學”

洪子誠著《中國當代文學史》（以下簡稱洪史）為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學術視角，開拓了新的研究視閾，任何學術新質的出現必然以潛在的薪火傳承和新型學術場域的生成為其滋生與成長的背景資源。以唐?|，施蟄存等為代表的老一輩現代文學專家提出的當代文學成不成史的討論和陳思和，王曉明主持《上海文論》（重寫文學史）專欄所引發的（重寫文學史）論爭是洪史出現的整體學術背景和學術資源。陳、王針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現狀，指出開辟專欄的目的是“希望能刺激文學批評氣氛的活躍，沖擊那些似乎已成定論的文學史結論，并且在這個過程中激起人們重新思考昨天的興趣和熱情。自然目的是為了今天。要改變這門學科（指中國現代文學，引者注）原有的性質，使之從置于整個革命史傳統教育的狀態下擺脫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審美的文學史學科。”

重寫文學史作為對既有文學史學科性質和研究模式的反思，一方面強調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研究的整體性，另一方面將其指涉為現代文學史研究和當代文學批評兩個層面，體現出現代文學學科的優勢地位和擴張趨向。它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命題以及（當代文學不宜寫史）的異議具有兩個共同的傾向或缺陷：首先是對1940年代以后的解放區文藝傳統有意無意的忽略，將1940年代尤其是1950～1970年代的文學視為對五四新文學傳統的離棄，將其作為以五四新文學為源頭和評判標準的中國現代文學（20世紀中國文學）的異質因素處理。其次是將新時期文學看作是五四文學的復歸和繼承，因而就是中國現代文學（“20世紀中國文學”）的必然延伸和構成要素，屬于現代文學（唐?|）或文學批評（施蟄存）的研究范疇。洪史既是（重寫文學史）的重要收獲，又是帶有權宜的意味的寫作實踐，其中也蘊涵著對（重寫文學史）（20世紀中國文學）宏大敘事的反思和修正。這使洪史在文學史理念、敘史模型建構及敘史原則等方面呈現出強烈的個人主體性。但正如著者在《后記》中所言：“當代文學史的個人編寫，有可能使某種觀點、某種處理方式得到彰顯。當然，因此帶來的問題也不言而喻。受制于個人的精力、學識和趣味的限制，偏頗遺漏將是顯而易見的。”在凸現洪史在開創和拓新當代文學史敘述范式、敘述空間上所具有的意義的同時，探討由此帶來的（問題）（偏頗遺漏），進而尋找洪史及當代文學史寫作中存在的限約和限度，對于此后文學史研究和寫作更有不可忽略的意義和價值。

二、從“話語形成”到“自然時空”的轉化

洪史在《前言》中對“中國當代文學”概念進行了獨特的界定：在時空范圍上說，它是1949年以來發生在特定“社會主義”歷史語境（中國大陸）中的文學；就其深層的動態發展來看，則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學‘一體化’趨向的全面實現，到這種‘一體化’的解體的文學時期。”根據對“當代文學”的重新定義，著者將“當代文學”分為“一體化”逐步全面實現的“50～70年代文學”和“一體化”走向解體的“80年代以來的文學”兩種不同的文學格局和文學形態。

三、一體化的實現與解離：敘史情節結構的洞見與遮蔽福柯認為歷史既不是線性的，也不是目的論的，它是一種在知識范式制導下的話語，是背后隱含著權力（意識形態）的語言敘述形式。著者也認為，文學史是一種敘述，而所有的敘述都有一種隱蔽的目的在引導。洪史努力將問題放回到（歷史情境）中去審察，以增加我們靠近歷史的可能性。但由于歷史的事實是處在一個不斷彰顯，遮蔽，變易的運動之中，所以它懸置評價，質疑本質，將個體價值觀念和敘述方式隱藏在非個人化的歷史場景中，能整理保留更多一點的材料以供讀者了解當時的情況，能稍稍接近歷史也許是更為重要的。洪史將知識考古學和話語理論分析的方法引入文學史敘述，試圖將“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縫合為一體，把社會歷史語境和主流意識形態對文學的制導，內化為文學觀念、寫作傳統和價值取向上的“延續”與“斷裂”之爭，在文學主題、題材、人物塑造、美學風格以及文學樣式的轉換中求索主流話語、時代語境的操作方式和運行軌跡，在文學與政治的縫隙中發現歷史的真實一面。對一體化解構的敘述，除了在撥亂反正時期文藝政策的調整，實施新文藝方針的實施，給作家作品落實政策，傷痕文學，朦朧詩，現代派文學的論爭對異化人道主義，主體性等理論和創作問題的討論和批判等方面有所體現外，文學思潮的嬗變，文學現象的涌現，作家作品等層面上存在的問題都沒有得到應有的深度闡釋。五四時期并非文學百花園的實現，而是走向“一體化“的起點：不僅推動了新文學此后頻繁、激烈的沖突，而且也確立了破壞、選擇的尺度”，那么“一體化”的解體，也很難說是在頃刻間實現的。“一體化”的實現與解體都與主流意識形態有著密切的關系，政治意識形態的轉型尚且需要經過充滿矛盾與斗爭的復雜過程，作為審美意識形態的文學要完全擺脫“一體化”格局，而且具有獨立的形態，無疑需要更漫長曲折的歷程。以一體化的實現與解體作為敘史情節結構和文學史觀的背后隱藏著一種二元性的敘述模式，這種模式是洪史力圖克服一元性文學史觀，“非此即彼”的偏執性建構客觀公正的當代文學史而做出的自主選擇。

洪史在《前言》中強調：“盡管‘文學性’（或‘審美性’）的含義難以確定，但是‘審美尺度’，即對作品的‘獨特經驗’和表達上的‘獨創性’的衡量，仍首先應被考慮”，但基于“當代文學”的“構造性”“對‘當代文學’的生成，需要從文學運動開展的過程和方式上去考察”，同時“‘當代文學’的特征、性質，是在它的生成過程中描述、構造的”，所以“當代文學”的特征和性質，以及文學文本的“審美性”也就生成于“一體化”文學運動的進程?；诖?，洪史放棄了以著者個體的審美尺度對文學文本進行臧否評價，即使是對《創業史》、《紅巖》、《青春之歌》等“經典”也只是置于彼時歷史語境中，在“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的結合中，揭示其“審美性”得以形成的意識形態本源?？梢哉f，洪史是偏重于歷史的觀察、敘述而相對忽略文學的品評。洪史對歷史和文學關系的特殊處理，顯然與著者運用?？碌闹R考古學和話語理論對當代文學進行歷史化的語言分析相關，因為知識考古學實際上是一門有關人們說過哪些話怎樣才算是真理的歷史，當代文學則是由知識權力語言諸要素合成的話語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