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根據訂約語境的不同以及契約傳統和價值取向的不同，社會契約可分為同意型社會契約、互惠型社會契約、平等型社會契約和人本型社會契約。社會契約視域下的弱勢群體可相應界定為：沒有實際參與同意過程而使締約目的沒有充分實現的人群；沒有從社會契約中受惠并與契約伙伴同步發展的人群；沒有在立約時被平等對待并予傾斜保護致其基本人權受到侵害的人群；沒有在契約重大變更時處于有利地位而被作為功利考量犧牲品的人群。弱勢群體保護的社會契約責任基礎包括：同意型社會契約政府責任之自由基礎、互惠型社會契約個人責任之功利基礎、平等型社會契約社會責任之正義基礎、人本型社會契約動態完善之人道基礎。
關鍵詞：弱勢群體保護、社會契約類型、社會契約視域下的弱勢群體、社會契約基礎
        近年來，我國弱勢群體保護理論基礎研究收獲一批重要成果，多視角地闡釋了弱勢群體保護的正當性。但從社會契約論這一理論視角系統闡釋弱勢群體保護理論基礎的論著尚未見到。社會契約論所蘊涵的自由、功利、平等和人本精神對于弱勢群體保護的人文價值尚未引起學界的高度重視。社會契約論是民主立法的方法論。社會契約是一個關于法律——社會正是通過法律來治理的——協議。它關乎的是在一個由自由、平等、理性的個人組成的社會里，應當如何分配基本權利、自由、社會財富和機會，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如何對待社會弱者的問題。在這一意義上，社會契約論實質就是加強社會治理、實施惠民財政、保護社會弱者的哲學基礎。弱勢群體保護可以在“我們應該建立一個怎樣的理想社會”的立足點上找到其理論支點。因而，從社會契約論這一社會哲學和法哲學高度全面、系統、深入地詮釋弱勢群體保護的理論基礎，是完善我國弱勢群體保護理論基礎研究的重大課題，具有彌補學界在這一研究領域之空白的意義。
        有學者指出，“到底用什么樣的一套機制來組織復雜的社會是人類自身面臨的基本難題之一。契約方法論是一種有效的社會制度建構方式，……契約方法論可以用來指導社會利益分配。” “契約性制度和決策形成方式將是21世紀中國公共領域的最佳選擇”。“如果說……契約方法論的每一次偉大的應用都開創了一個偉大的時代的話，那么，個人與共同體的矛盾、公平與效率的矛盾、發展與穩定的矛盾所帶來的有中國特色的‘無政府主義’和‘自然狀態’，是我們尋求契約方法論的初衷。” 社會契約的道德理想是欲為利益沖突中的個人、社會、國家三者之間的關系找到平衡理據與契約治理模式，以解決自由與平等之間的張力、強者與弱者之間的排拒。可以肯定的是，這樣一種道德理想在當代人類文明中能夠產生強烈的共鳴：政治生活是其自由平等地位得到認可的個人之間，依據公平的合作條件達成的一項協議，這對于那些還沒有獲得自由、平等地位之充分認可的人——比如，對于弱勢群體，這種道德理想是一種巨大的鼓舞。
        一、社會契約的類型
        社會契約可分為同意型社會契約、互惠型社會契約、平等型社會契約和人本型社會契約四種類型。這四種社會契約的分類，主要分類標準是訂約語境的不同，進而是不同語境下的社會契約對其傳統和價值取向強調的不同。對于社會契約的不同傳統和價值，不同語境下的社會契約有著不同程度的表現和強調。一些傳統和價值更適用于其中某種語境下的社會契約，一些傳統和價值則在另一種語境下的社會契約中更為突出。比如，同意之于人民與政府雙邊之間的統治契約；互惠之于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多邊社會契約（亦稱公民契約）；平等之于次級社會實體與共同體之間的多邊社會契約；人本之于社會共同體和政府與人民之間的社會發展契約，等等。
        需指出的是，這種劃分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也就是說，在某一特定語境下的社會契約中并非完全不存在其他的傳統或價值因素。事實上，任何一個理想的社會契約應當是蘊涵著這四種傳統或價值取向，或者說是四種類型社會契約的融合體。更直截了當地說，一個理想的契約性社會（人們共同約定而達成共識的社會）應當是自由、互惠、平等和人本四種理念相融合的有機體。因此，做這種劃分，只是為了分析問題的方便。不過，雖然允許劃分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但某一特定語境下的社會契約自有其不同的契約傳統、價值追求及其代表性人物。“盡管這些類型的社會契約論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但無論在哪個思想家那里總有一種類型的契約論是主要的。” 比如，洛克之于同意型社會契約，霍布斯之于互惠型社會契約，盧梭之于平等型社會契約，康德之于人本型社會契約。
        社會契約類型化處理之于弱勢群體保護的作用在于在分工基礎上的整合所帶來的對弱勢群體保護的整體效應：對不同契約論傳統的強調和傳承能更好地達成一個理想的社會契約，從而亦必能更好地達到保護弱勢群體之目的。比如立法，在總的立法指導思想下要有多個立法原則和考慮法的多種價值取向，為的是在力求滿足法自身的多種要求與人們多種理想的基礎上最后能夠制定出良法。我們還可以以北京奧運為例做進一步的類比性闡釋：北京奧運有三個理念——綠色奧運、科技奧運、人文奧運，據此我們可以將北京奧運視為環保型奧運、科技型奧運、人文型奧運的完美融合體。盡管三種類型可能存在交叉，但這種劃分的宗旨是欲要在三個不同向度上規劃、思考和實施奧運會的組織準備工作，并明確各個領域職能主體的不同職責。或者說，綠色、科技和人文以及后來又追加的平安等北京奧運的理念定位或目標責任，分別可以以環保型奧運中的大氣治理、科技型奧運中的場館建設、人文型奧運中的志愿服務和平安型奧運中的反恐準備為主要表征得到體現或說明。易言之，環保型奧運需要探究或主要承擔奧運“空氣治理”責任，科技型奧運需要探究或主要承擔奧運“場館建設”責任，人文型奧運需要探究或主要承擔奧運“志愿服務”責任，平安型奧運需要探究或主要承擔奧運“反恐平亂”責任。而上述所有責任的完美實現就成就了奧運史上最偉大的北京奧運會。如果說上述分析是成立的，那么基于同樣的道理，我們應該可以說，社會契約的上述劃分也是完全成立的。弱勢群體保護的政府責任、個人責任、社會責任和動態完善責任則是責任內容基本一樣，強調的是責任主體的不同，關懷的是不同責任主體分別應承擔的責任。同意型社會契約視野下需要探究弱勢群體保護的政府責任，互惠型社會契約視野下需要探究弱勢群體保護的個人責任，平等型型社會契約視野下需要探究弱勢群體保護的社會責任，人本型型社會契約視野下需要探究弱勢群體保護的動態完善責任，如此等等。而對這些責任的沉思、規劃和高質量的分別完成，必然成就一個理想的社會契約，進而產生其對弱勢群體保護的強大整合效應，當是無疑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