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調解既是一種新興媒介樣態，也是一種現實的ADR《AlternativeD}sPuteResolution的縮寫，意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或可選擇性的糾紛解決機制)。在法學研究的傳統上，大眾傳媒極少被作為替代糾紛解決機構和主體納入主流的視野，而新聞傳播學界一般從介入式報道、民生新聞或情感類談話節目形態來考察電視調解。

時下，為何電視調解節目如此風行?電視調解節目能解決糾紛嗎?如何解讀電視媒體介入糾紛解決的意義?電視調解糾紛的合法性如何?凡此種種，期待我們打破學科壁壘，從傳播學、法學和倫理學的多重視角予以跨學科的關照和考量。

一、電視AOR的樣態與結構

電視AOR首先是一種電視節目樣態，它是一種以電視的新聞與戲劇范式架構對糾紛解決過程的再現，因此與其他AOR樣態迥然有異。從運作上看，大致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電視臺獨立制作，另一種是媒體與政府聯手打造。

這類節目以電視的范式試圖模擬庭審調查的某些表征，糾紛當事人和證人被約請到節目現場，陳述各自的訴求和理由，相互論辯，輔之以外景拍攝敘述糾紛，媒介則直接充當糾紛當事人的調解人和仲裁人，通過勸導、發問等方式解決糾紛。如沈陽電視臺的《約見當事人》，江西衛視的《金牌調解))等欄目。與傳統關注公共利益的輿論監督節目不同，爭訟當事人對節目的參與是自愿的。節目在題材選擇上的重要特征，一是通常都涉及個人隱私信息，關注于當事人之間的情感糾紛、財產爭議、當事人的隱私性事件等;二是強調事件的故事性和戲劇化沖突;三是從主題上看，多數集中在性、女人、金錢等隱私性母題上，存在著過分強調節目的娛樂性，展示沖突有余、法理分析不足的缺陷。

從節目價值取向和敘事形態上看，主要有:一是糾紛當事人主動主導型，節目旨在展現戲劇沖突，調解人及節目對當事人行為的價值評判倒在其次;二是現實調解復制再現型，電視作為傳播媒介主體對糾紛調解的介入較少;三是心理咨詢、法律咨詢、道德評判復合型。電視調解的結構與作為現實AOR糾紛解決的調解結構在形式上十分相似，但其實質上有很大不同。在現實的調解場景中，調解的結構由雙方當事人和調解人形成的三角形構造，調解人充當糾紛敘事的引導者和控制者;調解的傳播過程發生在當事人之間以及當事人與調解人之間，傳播的目的是使糾紛當事人自愿達成和解協議。

然而，作為電視節目被展示的調解場景則體現為雙重三角形構造，電視調解人(主持人)與當事人之間形成一個顯像的三角形關系;同時，作為公眾輿論主體的電視觀眾與當事人之間又形成一個隱形的三角形關系;電視調解人(主持人)意圖勸服的對象不僅是演播現場的糾紛當事人，同時還要按照電視的范式實現它對公眾的傳播效果。在這一過程中，盡管電視調解行為與媒介傳播行為整合到一起，然而，這絲毫不能改變電視調解行為的媒介傳播行為主旨，也因之作為電視調解節目結構性要素的主持人(調解人)和糾紛當事人的行為驅力與現實調解有很大不同。

電視調解中的主持人(調解人)所面對的受眾具有兩重性，一方面是糾紛的當事人，另一方面是電視觀眾，而糾紛當事人既是當事人又是道德劇場中被觀看與評價的演員，受到節目演播間時空條件的限制和電視節目制作范式的要求，很多調解技術比如分頭調解以及不公開調解等等都無法應用，因此，注定這種調解是不充分的，調解作為一種高度技術化的工作成為一種媒介化、戲劇化的展示;在電視調解中，現實調解人的角色被主持人、場外觀眾分化了，現場外的電視觀眾以及幕后電視編導作為隱形的影子裁判者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作為調解節目結構性要素的主持人(調解人)和糾紛當事人。

但是，也應當注意到電視調解節目，相對于嚴格的司法程序而言，比較靈活，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當事人對糾紛解決的自主性、公開性、選擇性、平等性等正當程序價值的訴求。

如果說司法界對于糾紛的多元化解決的熱衷不僅僅是對和諧社會建構的政治呼應，而且是司法內在目的的訴求的話，電視AOR出現的背后推手則是媒介邏輯和政治傳播邏輯;正是在媒介生態環境下電視媒體主體的利益訴求，受眾背后所代表的市場經濟利益訴求、社會道德心理訴求以及作為節目信息源的政府有關部門的政治訴求，諸種訴求的交織與融合催生了中國式調解電視節目的火爆。

二、電視調解的媒介倫理潔責:功能與局限

電視作為大眾傳播機構所具備的中介功能、判斷功能、強制功能，使它在一定維度上對糾紛的解決具有積極功能:一是有利于合和文化的傳播。電視調解向受眾傳達的糾紛解決場景是道德原則規約下的商談與交涉，而非暴力解決，這正是法治文明社會的精神內核，其社會規范功能以及規范的社會化功能應當予以肯定。二是有利于糾紛解決公共理性意識的培植。電視調解作為公共論壇，為當事人提供對話平臺，雙方擺事實講道理，質疑和辯論，無疑將會促進公共理性精神和公共空間的建構。

三是電視調解節目為糾紛當事人提供了不滿與對立情緒宣泄與疏解的渠道和場所，同時滿足了受眾的替代性參與，對于緩解社會壓力與緊張關系，促進和諧，具有不可低估的功能。

盡管如此，我們不得不指出，電視調解的局限性也是明顯的，與其說它的意義是在于解決現實的糾紛，不如說它的意義在于一種作為社會道德“景觀”的文本符號性價值。

首先，電視調解范圍的有限性。電視調解所涉及的糾紛一般是符合新聞范式的家庭糾紛、情感糾紛，糾紛的類型和內容與情節的選擇性非常強;因此，即便是電視調解能夠發揮一定作用，其作用范圍是很有限的。

其次，電視解決與司法解決的沖突。在電視媒介范式和市場的驅使下，電視對糾紛的調解一般是采用道德或治療話語來進行的，現實糾紛解決復雜而繁瑣的過程被媒介化范式簡約成戲劇化過程;電視利用話語霸權對糾紛的界定，使其即使不能解決糾紛，也會對未來糾紛的司法解決形成預設，亦可能使當事人產生纏訴心理，影響糾紛解決的權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