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刑法對環境污染立法的不足及司法解釋的完善

新刑法雖然對環境污染犯罪做了進一步的立法規定，加大打擊力度，懲治對環境資源的過度消費和破壞。也不可避免的帶來一些司法實踐上的困擾。如“嚴重污染環境”如何界定，“有害物質”的種類包括哪些，都需要進一步加以解釋。201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通過了《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該解釋第一條分十四款具體規定了屬于“嚴重污染環境”的情節。其中包括“致使一人以上重傷、中度殘疾或者器官組織損傷導致嚴重功能障礙的”，即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與《刑法修正案(八)》頒布前關于“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相比，更加降低了入罪的門檻，舊刑法規定需要造成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才會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該解釋第三條也規定了“后果特別嚴重的”情節，即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情節。其中第十款規定“致使一人以上死亡或者重度殘疾的”，這與2006年司法解釋相比“致使三人以上死亡、十人以上重傷、三十人以上輕傷，或者三人以上重傷并十人以上輕傷的”，新的司法解釋將更加嚴厲。也顯示了立法者懲治環境犯罪的決心。新的司法解釋，能給司法實踐提供標桿，限制不當的自由裁量，提高司法的透明性、準確性、權威性。給全社會更為明確的法律指引，同時也讓環境保護管理部門向司法機關移送涉環境刑事案件更有理有據、有法可依。

二、環境污染犯罪的完善與其他應對之策

降低了環境污染的入刑門檻，并非重刑罰，而是罪責刑相適應的體現，之前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懲罰力度與現實的環境污染損害結果不能正比，往往造成污染者輕罰而環境資源再也無法恢復的惡果。新刑法加大了對于環境污染的打擊力度，同時也起到了震懾作用，新的司法解釋也對其不足之處加以完善，這樣一來，新的行為標準與懲罰措施制定出來，就需要司法工作者運用到司法實踐中去。同時也應看到我國刑法在環境污染方面與其他國家相比，處罰方式還略顯單一，刑法當中只是規定了有期徒刑、拘役以及罰金的處罰，污染環境罪的危害較重，并且犯罪主體主觀惡性較大，不做出相應刑罰和采用多樣化的處罰方式，不能發揮出刑法威懾的作用。針對環境污染的犯罪分子，應強制要求通過修護、補救等手段，主動消除其行為對生態環境破壞，但無法制止實施污染壞境行為的再次發生，因此，應該完善刑罰方式，做到刑罰方式的多樣化，采取行政處罰和罰金刑以補救環境的破壞。這就需要加強兩法銜接，即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相結合，環境保護部門在不斷加大打擊破壞環境行為的同時，積極與司法部門配合，構成犯罪的，移送司法部門追究其刑事責任。只有這樣，多部門聯動，才能有效遏制環境污染行為的一再發生。

作為環境特別刑法的日本《公害罪法》還對法人犯罪規定了雙罰制，即不僅追究法人代表人等的個人責任，還對法人科以罰金刑。這一點也值得我們學習。我國的污染環境罪，更多的打擊結果犯，嚴重污染環境才會予以打擊，在以后的立法當中應更多的由結果犯轉向行為犯、危險犯．但無論如何，新刑法以及新的司法解釋的頒布，已經是在環境污染犯罪方面邁出了一大步。環境資源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源泉，保護環境也就是人類文明繼續傳承的必然。

作為超個人法益的環境保護問題，單單依靠民眾自身覺悟的提高尚遠遠不能有效地解決，作為集體意志代表的法的先知先覺，則是必不可少的，這也是法存在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根基。但是，刑法在保護環境方面還要走很長的路，對已然破壞環境的犯罪行為單純的進行處罰，已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環境刑事政策的重心應由懲治結果行為向預防危險行為傾斜，并實現從事后預防、消極懲罰的特殊預防轉向事前預防、積極懲罰的一般預防，也即從“懲惡于已然”到“預防于未然”的及時轉變。此次刑法的修改，正在向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有利于充分實現刑法對環境和生態的保護功能，也更有利于環境刑事法治的最終達成。

作者：姜 磊 單位：天津市北辰區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