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農村人口規模萎縮

生育意愿支配著人們的生育行為。長期以來，“多子多福”的傳統生育文化影響著我國農村人口的生育意愿，直接導致農村的多生行為，“多孩”成為家庭的普遍選擇。然而在計劃生育政策、社會經濟發展以及人口流動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傳統“多子多福”生育觀念遭受巨大的挑戰。以工業化、市場化為特征的現代經濟侵蝕傳統的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小農經濟；強勢的計劃生育政策從制度上嚴格約束家庭的多孩生育選擇的空間；大規模的“鄉→城”人口流動對農村多孩生育觀念帶來巨大的沖擊，傳統生育文化的影響在不斷弱化，農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經由多生、早生，轉變為自愿少生、晚生；從重視孩子數量逐漸轉為重視孩子的質量。其中，人口的“理想孩子數量”的變化是這種轉變的直接體現。2006-2007年，江蘇省開展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顯示[11]，在無計劃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人口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數為1.45，較人口更替水平（TFR≈2.1）相差甚遠。以現行的1.5個子女作為是否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12]的判斷標準①，江蘇省理想生育率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下，農村家庭對孩子數量的選擇空間極為有限。相關學者估算，我國農村地區家庭人口政策生育水平整體上為1.6左右[13]。政策之外，家庭的生育選擇空間即在高昂的生育成本與孩子數量之間進行的艱難抉擇。從政策生育水平來看，農村政策生育水平遠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人口轉變增長勢能消退后，負增長的人口政策將累積人口負增長慣性。

近年來，受城市發展的推動以及人口流動阻力的減小等因素的影響，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流向城市。西方學者在研究生育率轉變過程中，就提出現代化要素是生育率轉變的基本決定因素，而城市化是現代化過程的重要方面[14]。而針對我國的實證研究也證明，城市生活方式、生育觀點、生育文化對常年居住于城市的農村青壯年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城市化顯著減緩了我國人口的增加[15]，有過外出流動經歷的農村婦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沒有外出經歷的農村婦女[16]。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將推動農村生育模式轉變。從概念上看，生育意愿是理想狀態下的人口生育愿望，其與實際生育水平存在差異。事實上，由于經濟、政策、流動等條件的限制，人口的實際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水平[16-18]。長期以來，我國存在生育的城鄉二元結構，即城市生育水平要比農村地區低。不過近年來，農村生育水平也在不斷下降，因而城鄉生育水平正逐漸趨同。“六普”數據顯示，我國農村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44，遠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值（TFR≈2），且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城鄉生育水平的趨同態勢較為明顯。這也表明，農村育齡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不僅低于理想生育水平，也低于政策允許的生育水平。即在政策允許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由于無法克服因生育帶來的巨大成本而放棄生育，進而造成實際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表現為人口意愿生育水平＞人口政策生育水平＞人口實際生育水平的梯級遞減特征。江蘇省開展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也顯示，擁有二孩生育權的婦女中，沒有生育二孩的比例超過90%，其中，表示肯定要生第二個孩子比例不足4%。放棄二胎現象表明，在農村地區，一胎化已有內化為個人自覺生育選擇的趨勢。這種自覺的超低的實際生育水平已經在人口內部累積起巨大的人口負增長慣性，這一現象值得警惕。

在這種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下，農村地區實際生育率大幅下降，并累積巨大的負增長慣性。普查數據顯示，我國農村育齡婦女的生育率已由2000年的1.6降至2010年的1.44。生育率的下降使得農村地區0歲組人口規模由2000年的934萬人減少至2010年的841萬人，年均減少近10萬人。如果按照這一變動趨勢，2022年，農村地區0歲組人口將不足400萬人；由于出生人口的減少，農村少兒人口（0-14歲）規模由2001年的2.06億人減少至2010年的1.17億人（圖1），減少0.89億人，其比重也由2001年的25.5%降至2009年的18.8%，已處于“少子化”狀態，并處于“嚴重少子化”①的邊緣。這種長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實際生育水平已在人口內部累積了巨大的負增長的慣性，農村人口未來將遭遇負增長已成定局。同時，少兒人口比重的下滑加速推動整個農村人口結構的老化（圖2、圖3）。假設以2010年農村各年齡人口規模為基礎，0歲組人口規模以2000-2010年間變化趨勢為準，并假設年齡死亡率不變，2030年，農村人口年齡金字塔將如圖5所示。金字塔圖表明，2030年，中國農村少兒人口與老年人口（60歲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別達到15.7%和26.3%，屬嚴重的“少子老齡化”狀態。

二、農村人口勞動力虧損

城鄉二元體制下，我國缺乏明確且有效的城鄉均衡發展的政策和途徑。相反，國家政策長期傾斜于城市的發展。我國城市化水平由1980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12年的52.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節節攀升，而與之相對應的農村，種地不賺錢成為一種普遍狀態（參見表1），我國城鄉發展差距越來越大。失衡的城鄉發展，也帶來了城市社會對農民身份的偏見與歧視，農民對自己的身份也容易產生較強的自卑感，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厭離農業，“跳出農門”、“遷移并定居城市”的愿望強烈。由于推拉合力產生了城鄉之間巨大的勞動力遷移勢能，農村勞動力轉移順勢而出。

然而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并不完善、勞動力市場尚不完全，農村勞動力轉移缺乏必要、有效的政策指引，在自身利益的驅使下，很難形成有序、合理的城鄉勞動力流動。這種失靈的勞動力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盲目性與沖動性，并造成農村人口虧損。據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2011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53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58%（參見圖6）。其中，外出農民工總量達到1.59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36.4%。相關學者研究也顯示，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態已經結束，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劉易斯拐點”①已經出現[19]。據估計，2006-2010年間，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在0.3～1.8億人之間（參見表2）。而2011年我國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2008年起，我國農民工總量已達到2億人以上，其規模均超出學者們所推算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即農村勞動力凈剩余規模由正轉為負，出現城市、農村爭奪勞動力現象。近年來東部發達省區出現的“民工荒”、農民工工資上升等現象則是對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直接佐證。2006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②調查顯示，74%的農村已無可以進城打工的“剩余勞動力”，僅有25%的農村還有40歲以下的勞動力。2011年6月，中央國家機關青年“百村調研”發現，河北、山西、湖南、內蒙古等其他省(區)的情況，大致情況類似，本來是農業大省的中部廣大農村地區，年輕人變得越來越少，農村勞動力不足的現象將越來越普遍。

政府的政策鼓勵加快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步伐。一方面，農民工外出務工，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另一方面，農民工外出務工，為城鎮的發展提供了充足且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資金流。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顯示，每年農民工為城鎮發展帶回的資金流高達數千億元。農民工外出務工帶回的資金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鎮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城鎮發展資金不足的狀態。這大大增加了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貧困地區政府鼓勵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熱情。國家出臺的很多政策弱化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中間障礙，甚至鼓勵有能力的勞動力出國打工。這種單向的政策鼓勵導致能進城的都進了城，農村真正全職的“種養”勞動力幾乎沒有，這也成了一種普遍狀態。這種“只推不拉”的單向政策加快了中西部農村凋敝的步伐。

能夠保障村莊安全、發展、幸福所需要的年輕人口的缺乏，農村凋敝、衰退甚至村落消失的景象已經出現③。這樣的景象絕非個別，甚至在鄉土中國不斷蔓延。據《中國統計摘要2010》的統計數字顯示，全國的村民委員會數目，從2005年至2009年逐年減少，分別為62.9萬、62.4萬、61.3萬、60.4萬、60萬。平均計算，全國每年減少7000多個村民委員會。這說明，在中國這個曾以農業文明興盛的廣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個行政村正在消失。由于沒有充足的勞動力，農村土地撂荒日益嚴重。國土資源部調查發現，我國每年撂荒耕地達到3000萬畝，10年則達到3億畝，數量驚人。由于勞動力短缺、種糧效益較低等原因，農民對發展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興趣不大，有的村落耕地撂荒面積達40%以上，并且還存在“隱性撂荒”現象，本來可以種植雙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種了單季稻③。種糧農民不足的問題已經出現，再過5～10年，這些老人無法勞作之時，種糧主產區的勞動力將后繼無人①。

在相當長時期內，我們認為中國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現在卻出現了“供給缺口”。即便總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TFR）在2020年提升至更替水平（TFR≈2.1）并能保持穩定，我國也將長期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26]。“六普”統計數據表明，我國僅有海南、新疆、貴州、廣西四省的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位于1.5~1.8之間，其余省份均低于1.5水平，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北京、上海、天津、遼寧、黑龍江、吉林六省市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低于1，已進入不可接受的超低生育率水平。雖然我國生育率長期存在二元城鄉結構差異，但生育率相對偏高的農村地區也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這是發人深省的事實。同時，“六普”數據顯示，我國城市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為0.882，農村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438，比世界發達國家水平還要低0.262②，反彈乏力，這也是造成勞動力后備資源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城鎮失業報告》③稱，未來我國農村從事農業的年輕一代（16-25歲）勞動力，其在農村戶籍勞動力中的比重已不足兩成。造成農村人口無法維系“無限供給”的狀態，并出現勞動力“供給缺口”。

人口城鎮化一方面通過轉移農村過剩人口，推動現代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另一方面，城鎮化吸走的農村人口不一定是過剩勞動力，相反地，倒可能是必要勞動力和精英勞動力。因為遷移行為是具有選擇性的，那些處于青壯年時期的人口以及擁有較高學歷的人口更有可能選擇遷移。這樣過度而且具有選擇性特征的人口轉移所帶來的就不是“人口適度”和“人口紅利”，而是農村“人口虧損”和“人口負債”。這也告訴我們，人口城鄉、區域間的合理分布，是實現城鄉、區域均衡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農村無農民不穩，無農民不旺，農村勞動力轉移既要有序，也要均衡；既要加快城市的發展，也要推進農村的進步，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長期以來，城市與農村發展密不可分。沒有穩定的農村，城市將很難實現持續發展。沒有興旺的農村，城市將很難有持續的繁榮。沒有新的農民人口補給進來，農業發展將缺乏人口保障，城市也將因為沒有興旺的農業、農村作為后盾而失去發展的基礎，這也是當前“無農不穩”的新含義。

三、農村人口老齡化嚴峻

勞動力中，由于青壯年勞動力人口的勞動能力以及適應城市生活能力相對較強，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體。同時，青壯年勞動力人口也是農村農業勞動力主體和人力資源的后備主體。市場失靈、政策缺位所推動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轉移不僅導致農村勞動力規模的萎縮，也帶來了農村勞動力人口結構的老化。2010年，我國農村實際老年人口（65歲以上人口）比重為13.09%。同期農村戶籍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為10.06%，較城市老年人口比重高2.38%。農村實際老年人口比重較農村、城市戶籍老年人口比重分別高3.03%和5.41%，實際人口老化程度較為嚴重。農村人口的快速老化迫使老人重返農業生產活動或延長農業勞動時間[27]。“老人農業”[28]、“老齡化農業”[29]現象不斷涌現，“老齡化農業”趨勢明顯。

在城市化背景下，農村老齡化程度要比城市高。農村人口結構的快速老化存在三個機制，即出生人口規模的降低帶來的底部老齡化、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帶來的頂部老齡化、和勞動力人口（15～59歲）的外遷帶來的腰部老齡化。一方面，在底部老齡化與頂部老齡化的雙重擠壓下，農村老齡化水平不斷上升；另一方面，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使得農村適齡勞動人口的比重不斷下降，相應的農村實際老年人口的比重②不斷上升。這種由人口腰部結構比重降低而帶來的農村整體人口加速老化的效應隨著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而不斷顯現。青壯年勞動力人口是農村人力資本存量較高的勞動力群體，其大規模的轉移，一方面使得農村勞動力人口結構的腰部過快收窄（參看圖7、圖8），使得農村勞動力人口高齡化。在我國中西部地區農村，80%的農民都是50～70歲的人口[30]；另一方面，具有較高人力資本的農村青壯年人口過度轉移使得農村發展面臨惡性循環，農村發展缺乏較高質量的人力資源，農村、農業發展乏力。

農村勞動力人口既是農村發展承擔主體，也是農村家庭養老的責任主體。勞動力人口外流使得農村養老缺乏可及的照料資源，留守老人面臨無人能養的困境。從老人需求來看，養老主要包括經濟供養、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個方面。其中，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對養老承擔主體及其空間分布模式有較高要求。一方面，生育資源是最重要的養老資源，對于社會保障水平較低的農村來說，就更是如此。但是在嚴格的計生政策的影響下，農村出生人口不斷減少，農村老年人口面臨老無所依的問題。2009年，農村0歲組人口已不足750萬人，0～14歲少兒人口占農村人口規模的比重降至18.8%[31]，陷入少子化陷阱，并處于嚴重少子化邊緣②。同期，農村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規模已達到6051萬人。農村4-2-1、4-2-2家庭不斷涌現，甚至出現8-4-2-1家庭。在人口結構的底部、腰部、頂部三重老化機制的影響下，農村養老責任主體的供需缺口將日漸顯現。而農村的養老保障、醫療保障水平相對較低，而且公共服務設施也遠未完善，因而相比城市空巢老人，農村空巢老人弱勢性更加明顯。

另一方面，家庭養老功能的實現對人口空間分布有較高的要求，子代與父代之間的居住距離直接影響子女養老功能的實現。有研究明確指出，不同的居住安排對子女養老行為的可能性有著顯著的影響，隨著家庭居住安排從同住向分開居住的方向發展，總的來看，子女贍養父母的可能性將減小，導致家庭贍養能力的削弱[32]。在生育率不斷下降，生活方式不斷改變的背景下，其他國家也面臨著家庭養老功能弱化的問題。為了應對這一問題，1970年代的日本曾經提出“一碗湯距離”。在農村勞動力人口向城市轉移的大潮中，農村的老人則多數留守，與子女長期分居，而且兩代人居住的地方往往相隔很遠，部分子女甚至幾年不回家。在農村留守老人遭遇疾病甚至失能問題時，缺乏可及的照料資源。一些老人面對突發的災禍時，也會因為沒有子女在旁，而耽誤了救治的時間。人口流動將原有鄉村傳統的父輩、子輩同村居住的模式徹底打破。遠距離的空間分布阻礙了養老承擔主體實現生活照料和精神贍養功能。延綿千年的農村家庭養老功能弱化的趨勢明顯。在社會尚未建立有效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條件下，農村老人在一定程度上將陷入無人照料的尷尬境地。

四、農村人口發展脆弱

我們認為，農村人口發展的脆弱性①表現在：我國農村人口的內部結構發生了非均衡化變化，使得人口發展的穩定性、連結性和持續性不斷弱化，非均衡性、斷裂性不斷增強，家庭、養老風險性增加，進而造成人口對鄉土中國的支持力弱化。新時期鄉土中國人口發展的脆弱性不斷增強。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農村人口的整體結構不斷由較為穩定的“下寬上窄”的傳統金字塔型向較為不穩定的“下窄上寬”的倒金字塔型結構轉變。2010年，農村60歲以上戶籍人口比重為15%。青壯年勞動力外遷所致的腰部老齡化的累積效應達到4.71%，使得實際60歲以上人口比重達到19.71%。人口結構的上下倒置日漸弱化人口結構穩定性，人口底部壓力日漸加大，風險性不斷增加。青壯年勞動力的外遷進一步加劇了底部人口的壓力，并日漸成為農村人口結構易折的脆弱點。的萎縮，人口不斷虧損并出現了斷層，導致農村人口發展的連結性、持續性不斷弱化。快速城市化進程以更加快速的方式吸收了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尤其是新生代農村勞動力，使得農村人口結構的腰部過快、過度收縮，導致人口生態失衡，農村人口發展的連結性不斷弱化。由于嚴格計生政策的長期影響，帶來農村人口較低的生育意愿和更低的實際生育水平，少兒人口的比重不斷縮小，后備農業人口不足，加上新生代農民強烈的脫離農村意愿，農村將面臨無農可用的尷尬境地，農業人口持續性將不斷弱化。第三，農村獨生子女家庭脆弱性增強。費孝通先生指出，家庭是社會細胞，只有家庭的穩定才有社會的穩定；而家庭的穩定是靠三角的人口關系，任何一角的缺失對家庭穩定帶來的顛覆性影響是不言而喻的[34]。獨生子女家庭是風險家庭，獨生子女成長過程中面臨成長風險、成才風險、家庭養老風險、社會發展風險以及國家的國防風險等眾多風險[35]。農村獨生子女家庭的增多，獨生子女的唯一性、不可替代性以及高風險性累積了三角結構的不穩定性與脆弱性。第四，農村家庭養老的脆弱性不斷顯現。目前，我國農村雖然建立了廣覆蓋的養老保險體系，但由于其保障水平低，家庭仍然是農村養老主體功能單位，青壯年人口是農村家庭養老功能實現的主體承擔者。而農村家庭結構日趨小型化以及日漸稀缺的農村青壯年人口不斷流入城市，削弱了農村家庭養老的人口基礎，農村面臨無人養老的困境。這種因養老供給與需求主體在時空上的長距離分離而造成的農村家庭養老弱化，將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流失而不斷凸顯。

五、農村人口優化發展之路

農村人口的優化發展可以從興農、助農、安農、福農四個方面入手。興農即振興農村，扶農即扶助農業，安農即安定農民，福農即幸福農家。興農必興村，安農須安心，助農先富家。振興農村，就是要扭轉農村衰退、凋敝，推動農村的發展。農村的興旺發達，不僅是農民的夙愿，更是實現強國夢的重要基石。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造成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規模的快速減少，加之行政化、非市場化推動下的城市化拉走了大量農村的優質人力資源，造成農村“少無人照，老無人養，地無人種”的青黃不接的凋敝景象。農村無農不興、無農不旺，農村振興需要人力資源，需要人才資源。振興農村其一要優化人口政策，適度提升生育率、建設堅強有力的家庭人口結構。這是克服人口斷層的唯一途徑；其二是要推動城鄉人力的合理分布，推動農村勞動力有序、合理的轉移，適度推進城市化、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是振興農村的重要保障；其三是要提升新生農民的受教育水平，加大對農村勞動力的職業培訓，提升農村勞動力的綜合素質。

扶助農業就是國家加大對農業的扶持力度，千方百計增加農業發展的潛在收入。長期以來的農村支援城市的策略推動了城市的飛躍發展，但這是以犧牲農民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權益為代價的。事實上，城市反哺農村的時機已經成熟。加大對農業的財政傾斜，提高農民的業務技能，推動農業的發展轉型，扶助農業，為農業的發展、農村的振興注入動力。糧食始終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基礎，任何時候都不能出現閃失。保住18億畝耕地，最重要和最實際的是要“保住耕種18億畝地”，“有地必種”比“有地可種”更為重要。要想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荒”問題，必須調動農民發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逐步提高糧食等農產品價格。同時，要完善農產品補貼政策。提高農民收入，扭轉種田不賺錢的局面。通過扶農增強農民對農村、農業發展的信心。安定農民要使農民安心扎根農村、農業。我國農民的一項世界創舉是實現了用不到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1%的人口。沒有農民的安心安定，土地將荒蕪、農村將凋敝，農村發展將面臨巨大挑戰。造成農民不安定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種糧不賺錢；二是社會身份低。實現種糧賺錢，提升農民社會地位是實現安定農民的重要舉措。一是要實現傳統農民向現代農民轉變，擺脫體力勞動的勞累和手工作業的低效，發展現代農業、綠色農業，提升農民勞作的技術含量，提高農民收入；二是提升農民的社會地位、職業聲望，剔除社會對農民的歧視。增加農民收入、提升農民的社會地位，增強自我身份的認同感和自豪感，才是安農的根本大計。

幸福農家是最高的人文關懷。家庭是鄉土社會的基礎，沒有安定、幸福的農家，就不會有安定、幸福的鄉土。實現農家的幸福既是農民的迫切期望，更是社會的人文關懷。幸福農家要“家有所足、家有所安、家有所樂；少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養”。實現農家幸福一是要提高農家經濟收入，實現生活富足；二是要實現農家的人丁興旺，家無人不旺；三是實現老有所養，少有所護。兒童是家庭延續源泉，也是未來社會發展的支柱，其發展狀況直接決定了家庭延續與未來社會的發展；老有所養是我國優秀的文化傳統，也是幸福農家的重要組成部分。富足生活、合理的農家人口構成以及尊老愛幼的優良傳統構成了幸福農家的主要部分。（本文圖表略）

本文作者：穆光宗 茆長寶 吳金晶 常青松 劉桂華 單位：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