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黃光 單位：鄭州師范學院中文系

“80后”農民工發展現狀

“80后”農民工又稱新生代農民工，其間包括“大學生農民工”，是一個令人關注的群體。三者混為一談，他們出身農村、擁有知識、進入城市與進城打工的父兄匯流，又重新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工資相差無幾，生活境遇同樣是在城鄉之間漂浮。背負著時代變遷、身份轉換重負的這樣一個人數越來越龐大的新群體，他們的生存狀況、心理狀態，他們發自心底的吶喊與訴求，都是這個社會不該漠視，而必須認真傾聽、嚴肅對待的。這不僅關乎社會的公平，更關乎國家的未來。2011年3月1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十一五”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顯示，“十一五”時期，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社會保障事業全面推進，大量鄉村富余勞動力不斷向城鎮轉移，2010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4223萬人。其中新生代農民工業已達10000萬人[7]。國家人口計生委2011年10月9日發布《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1》，報告稱52%的就業流動人口未參加任何社會保險。今天的流動大軍“80后”正逐步成為主角。《報告》指出，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發展現狀存在新問題。他們平均月收入1660元，僅在社會服務業高于其他農民工群體；家庭月生活消費支出為1441元，仍以基本的生存消費為主；每周工作至少6天，每天工作達10h，工作壓力大，勞動強度高；具有脫離農村社保體系的傾向，又沒有被納入流入地保障體系。新生代農民工規模不斷增加，已占農民工整體的47%。他們受教育水平明顯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達9.8年；不斷向制造業集中，46.3%的新生代農民工是產業工人，比老一代農民工高出10多個百分點。

“80后”農民工教育培訓成本的構成

“80后”農民工教育培訓屬于準公共產品,即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并存，具有排他性，又具有外在利益性，可以為社會成員共同享受[8]。工應支付一定的費用。“80后”農民工教育培訓準公共產品的性質需要新生代農民工個體、企業和政府均應承擔一部分培訓消費成本。“80后”農民工是教育培訓的主要受益者，其個人應為成本分擔的主體之一。以“80后”農民工個人而言，他們僅是通過培訓消費方式收益，這種教育培訓也是一種投資行為。教育培訓能夠給“80后”農民工帶來巨大的投資回報，相應地“80后”農民工分擔一定的培訓成本也在情理之中。企業最活躍的、最富有創新的是人力資本。聘用與培訓“80后”農民工也應成為企業人力資本投入的主體。教育投資的生產性表現在用于勞動力的投資,隨著勞動者綜合素質的提升,相應地可以承擔較為復雜程度的工作，創造出更多的價值[9]。高層次、高素質的新生代農民工勢必提高企業生產績效，贏得企業良好的社會效益。除新生代農民工外，企業應是教育培訓中主要的受益者。“80后”農民工教育培訓與國家整體國民素質的提高息息相關。近1億“80后”農民工分布在社會各個領域，他們的信仰、理想與追求關系著民族政治、文化及道德素質的培養和提高。因此政府關注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投資的主要動機在于“80后”農民工的社會認可程度、文化價值以及個人目標的追求以及適合滿足社會或國家這些價值的公共需要。另外政府也有能力主導新生代農民工培訓，政府財政收入從絕對量還是從相對量來看均遠遠高于企業和個人的收入，也需要發揮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主導作用。因而無論從最終受益上還是從負擔能力來考察，“80后”農民工教育培訓是政府的職責所在，義不容辭。

“80后”農民工教育培訓成本補償的原則

關于“80后”農民工教育培訓成本投入研究應充分考慮到不同投資主體的負擔能力，即由全部從他們教育培訓中收益的主體，按照其支付能力大小分擔教育培訓成本，本著能力兼顧的原則，承受能力強的主體加大投入力度，減輕能力較弱者少的投入。其間政府在教育培訓成本投入中應起到主導作用。“80后”農民工教育培訓投入也應堅持收益均衡原則，即“誰收益，誰付款”。由受益者負擔教育成本,符合人們一般認可的公平價值觀念，支付的數額應該與受益者的多少成正比。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主要在于這種投資可以提高企業員工的知識和技能,增加企業的人力資本，即教育之經濟收益在于受教育者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表現為效益的增長[10]。依據這種理論可以計算出培訓的教育收益率，并以此確定每個社會主體應該負擔培訓成本的多少。收益率高者則成本負擔比例應該相應提高，反之收益低者則成本負擔比例也應相應降低。

羅爾斯[11]提出的“公平三原則”可以幫助更深刻地理解其涵義：（1）每個人有獲得最廣泛的、與他人相同的自由；（2）人獲得的不均等待遇、其所獲得的地位、職位、利益應該對所有人開放；（3）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同，處于不利地位者的利益應用“補償利益”的辦法來保證。“80后”農民工教育培訓屬于弱勢群體的教育，按照羅爾斯“不均等地對待不同者”的公平原則，對處于不同地位者的利益就應該用“補償利益”的辦法來保證。在公平的原則下，對不同需求的群體所投入的資源，應體現出“不等”，使在社會經濟背景下處于不利地位的“80后”農民工得到補償文化經驗不足的機會。為體現公平的理想，教育資源的分配應優先考慮物質條件上較為欠缺或處于文化貧乏環境下的新生代農民工。因此政府需要加大對“80后”農民工教育培訓進行投資,從而降低培訓的收費水平。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甚至應該提供免費的培訓機會。效率反映的是一種投入與產出的關系，對于“80后”農民工來說,進行培訓并非對所有人都是一個合理的選擇。在進行教育或培訓選擇時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并抱有終身觀點的決策主體。他們在作決策時是會對近期的投資成本與未來的預期收益現值進行比較。從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的情況看，因為文化程度偏低從而進行培訓的投資回報期短,而培訓成本較高，因而不利于個體做出進行培訓的選擇。

“80后”農民工教育培訓成本補償機制構建

考察“80后”農民工教育培訓經費成本分擔，應建立農由政府、用人單位和農民工個人共同分擔的投入機制[12]。（1）政府主導作用。政府的政策支持與經費投入是開展“80后”農民工培訓工作的重要保障。政府要建立農民工教育培訓的專門機構，負責協調處理相關職能部門及各教育培訓機構在農民工培訓工作中的關系，克服那種政出多門、分散重復、效率低下的管理格局，建立完善的培訓體系；（2）企業主體作用。政府應鼓勵通過各種途徑使企業擔負培訓“80后”農民工的責任。企業也應根據企業發展需要和“80后”農民工現狀，制訂中長期培訓規劃，確定年度培訓目標，制訂切實可行的培訓計劃，落實培訓經費；統籌規劃，兼顧技能和素質培訓并重，開展個性化培訓；培訓與職業技能鑒定相結合；引導培訓與職業技能、素質培訓三結合，全面提高“80后”農民工的綜合素質；（3）“80后”農民工主動性。“80后”農民工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轉變思想概念，以少的投資獲取最大收益，積極投入到教育培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