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洪梅 陳朝 單位：吉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長春曙光支行

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需要通過國際貨幣政策協調來改善古往今來，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的歷史同時也是國際貨幣體系發展演變的歷史。在這一過程中，主權國家既在追求內外經濟均衡的努力中推動政策的協調，同時又根據國際貨幣體系的現狀調整自身的政策。國際金本位制、布雷頓森林體系和牙買加體系的建立與更迭無不如此。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引發了國際貨幣領域的巨大變化，也使國際貨幣和金融危機頻繁發生。而在金融危機面前，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表現出許多缺陷。各國普遍認為，有關國家之間進行有針對性的貨幣政策協調，遠比坐等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更切實際。所以，這一時期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較之以往都更具拓展性。

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制度的歷史回顧

從19世紀至今，全球范圍內先后建立了三種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制度。

(一)金本位制下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制度(19世紀前期～1914年)金本位制是各國自發形成的第一個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制度。它以黃金為本位貨幣和各國貨幣發行基礎并發揮世界貨幣職能。金本位制具有自由鑄造、自由兌換和自由進出口黃金三個特征。它保證了各參加國之間的匯率固定或只在黃金輸送點以內進行微調。反之，只有滿足這三個條件，金本位制才能有效運行。金本位制是一種比較穩定的國際貨幣制度，對當時各國的經濟發展、匯率穩定、國際貿易都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金本位制要求成員國將經濟政策的外部目標置于內部目標之上，即令其內部穩定服從于國際規則。這使該制度難以長期存在。如，國際收支逆差和黃金流出的國家，必須減少國內貨幣供給，而不管此舉是否會造成國內通貨緊縮;反之亦然。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早期階段，經濟發展迅速，國家調控能力較弱，各國尚能自覺遵守制度要求，貨幣協調得以持續。然而，隨著各國經濟的發展和實力差異的擴大，金本位制變得越來越不適應世界發展的要求。最終，第一次世界大戰作為導火索引爆了整個矛盾，金本位制由此崩潰。

(二)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制度(1945年～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人為設計的國際貨幣體系。它是一種雙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度，即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鉤。在該體系中，美國處于核心地位，責任是維持美元與黃金之間(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的固定比價，并保障國際社會的美元清償力;其他外圍國家則要維持本國貨幣與美元之間的固定匯率，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際貨幣政策的協調性。布雷頓森林體系迎合了二戰之后各國謀求政策自主與外部均衡的雙重愿望，因此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但該體系存在著內在矛盾，尤其是美國以外的國家無法解決“不可能三角”問題。因為按照規則，美國可通過美元輸出調整貨幣政策，實現經濟的內外平衡，但其他國家卻不然。當某國出現國際收支失衡并影響到其貨幣與美元的固定比價時，該國必須通過緊縮或擴張的貨幣政策予以調整，哪怕是付出經濟衰退或通貨膨脹的代價。這令其他國家無法容忍。二戰后初期，各國普遍實行資本和外匯管制時，布雷頓森林體系尚能良好運轉。而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西歐各國和日本的管制措施被陸續放開，資本流動規模日益擴大，其內在矛盾愈加突出，最終導致該協調機制的解體。

(三)牙買加體系下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制度(1973年～至今)牙買加體系下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制度表現為“無制度的制度”。就理論而言，在牙買加體系中，各國可根據本國的經濟目標順序，自主做出宏觀政策安排，浮動匯率制會自動實現各國的內外經濟平衡。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隨著各國經濟相互依存性的不斷增強，政策溢出效應越來愈大。缺乏國際貨幣政策的協調與合作，各國雙均衡目標很難實現。于是，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框架下逐漸形成一種以應急性隨即協調為主、兼具制度性建設特點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機制。該機制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進行了多次外匯市場的聯合干預，達成了《廣場協議》、《盧浮宮協議》等有較大影響力的制度約定，對穩定主要經濟變量，克服全球性通脹或通縮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政策溢出效應所導致的外部約束和負外部性。但這種協調方式短期性非常明顯，且依然屬非對稱結構，美國處于主導地位，合作成本主要由其他國家負擔。值得一提的是，在牙買加體系下，國際區域貨幣合作逐漸發展成為各國貨幣政策協調的一種主要模式。這其中以歐洲貨幣合作最為突出。歐洲貨幣合作通過軸心國家德、法兩國的推動和一系列相關制度的建立，最終于1999年在本區域建立起一個囊括12國的經濟與貨幣聯盟，并發行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既不依賴于黃金又不依賴于某一強國的單一貨幣歐元。［2］然而，由于統一貨幣政策與分散財政政策的內生性缺陷，從2010年起歐元區深陷債務危機，走到了命運的十字路口。但可以預見，不久的將來，歐元區各國必須在事關國家主權的財政統一問題與事關歐元存亡的貨幣統一問題上做出重要選擇。

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的實踐效果

國際貨幣合作不斷發展的過程反映了各國對貨幣政策協調效果的基本認知。客觀而言，國際社會從19世紀早期自發性的貨幣合作，發展為20世紀40年代有意識地設計國際貨幣體系，再至20世紀80年代起逐步將松散的非制度性協商、有針對性的應急預案和區域有組織的制度協調結合起來，說明各國對國際貨幣政策協調的必要性具有共識。從另一個角度也反映出此前的貨幣合作效果得到基本認可。然而，歷史上三種主要國際貨幣制度的興衰同時也說明，貨幣政策協調效應對核心國、外圍國及發展中國家而言，大相徑庭。因為貨幣合作收益在不同參與主體間是非均衡分配的。

第一，金本位制時期，國際貨幣政策協調收益是在英國與其他國家之間非均衡分配。19世紀中后期，有效的貨幣政策協調使當時主要工業國經濟和貿易都實現了大幅增長。但英國作為資本主義霸權國，獲益最多。1821年～1931年間，英國國民收入總額增長了4倍;1810年～1913年間，英國進出口總額增長了14倍，都遠遠超過同期的德國、法國及其他工業國。［3］

第二，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國際貨幣政策協調凈收益是在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非均衡分配。以美元為核心的雙掛鉤制，帶來了二戰后全球經濟的空前繁榮和世界進出口貿易的連年增長，但收益最大的是美國。因為美國可通過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緩解國際收支逆差，而其他國家沒有辦法實施這一舉措。如果某國經濟周期正好與當時美國的經濟周期相悖，那么該國調節通脹或通縮的努力很可能會被美國的貨幣政策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