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張彥 卞新宏 單位：蘇州大學社會學系 中共江蘇省溧水縣黨校

近來,在諸媒體上人們經常討論的一個熱門話題是“知識經濟”。實際上知識經濟并非什么新名詞,自從1973年丹尼爾•貝爾在他的《后工業社會》一書中提出服務經濟的概念之后,“信息經濟”、“智力經濟”、“高技術經濟”等一系列名詞便接踵而至。如果我們關注這些變化,并對正在形成的第四產業略有所知,我們就不會對這場知識經濟的討論感到突然。當今世界由于科學技術特別是高技術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因而知識經濟的時代實際上已經悄然降臨。

知識經濟的來臨,實在給我們教育界以太多的思考和啟迪,人是創造價值的根本力量,造就知識經濟就必須從價值的源頭做起。知識經濟在資源配置上以人力資源為第一要素。人力資源與作為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中心資源的物質和能源不同,它以智力、知識、信息為基礎,是可自行更新的無形資源,人力資源與教育的關系是不言而喻的。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舒爾茨是“人力資本”理論的先驅者,1960年他作了一個題為“人力資本投資”的著名講演,明確指出,過去將經濟增長主要歸因于物質資本的形成和勞動力的增加,殊不知人的知識、能力、健康等人力資本的提高,即人力資本的形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要大得多。而人力資本形成的關鍵是向教育投資。但應該指出的是,人力資源作為知識經濟的中心資源,它不由人口數量所定,而決定于人口質量。

人力資源更準確地應理解為人力資本,人力資本主要是指受過良好教育,能夠勝任創造性工作的高素質勞動者。眾所周知,發展中國家人口及自然資源均占世界的大多數而人力資本卻相當匱乏。大量研究表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本質上是人口素質的差距,也就是知識的差距。中國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國,要將大量從事簡單生產的廉價勞動力轉變為掌握現代知識的人力資本,教育是根本的途徑,教育的社會功能就是源源不斷地形成人力資本。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波拉特把教育列為第四產業,并且將其列入直接創造、處理、分配和使用信息的第一信息部門。

當今知識經濟的時代需要什么樣的人才,決定了我們今天的教育應當采取怎樣的對策。總的來說,我國的學校教育對基礎的強調已過分到不合時宜的地步。面對信息時代幾乎無限的知識總體,我們的學生要沒完沒了的背誦、記憶,學得很苦、很累。但如此培養出來的學生卻不具備良好的判斷力、表現力和創造力,更不具備走上社會后創新和創業的本領,知識經濟的發展,導致了對人力資本需求的劇增。如前所述,人力資本不是指只能從事重復性勞動的廉價勞動力。在此,沒有什么比培養人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更重要的了,因而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轉變已刻不容緩。我們的教育要使學生能夠并善于加工、處理、使用和創造信息;能夠并善于自己從無限的知識系統中提取自己所需的知識。而從更大的方面看,在知識經濟的新時代,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競爭能力在很大程序上依賴于其國民的創造性和主動性,這是一個大趨勢。

發展知識經濟固然離不開學校教育,但學校教育是否就足以使一個人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需要呢?答案是否定的。知識經濟還確立了終身教育的必要性。在一個知識和信息急劇增長的時代,由于知識更新的速度加快,知識老化的周期縮短,一個人在校學習只能獲得需用知識的10%左右,而其余90%的知識都要在工作中通過不斷學習來獲取。因此,“一次教育”的觀念已經過時,取而代之的是“終身教育”。1996年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提出,必須改變政策,促進“終身教育”的風尚,這種風尚是使經合組織各成員國在信息和知識越來越占主導地位的世界經濟中保持競爭能力所必須的。終身教育的主張有兩個主要內容:使成年人一生都有接受教育的機會;要改變傳統的學校制度,以適應人們在一生中都需要經常出入“學校”這個事實。這兩方面內容結合在一起就是終身教育。

現在許多國家都把終身教育納入政府和企業管理,成為政府行政領導和企業管理的重要內容。目前在法國,政府在這方面支付的經費約為全國教育經費的25%,而企業在這方面的開支則為職工工資總額的10%左右。美國每年接受繼續教育的工程師人數約占全美工程師總人數的15%,工程師人均教育費用每年超過3000美元。現在不少國家還以法律形式確保終身教育的實施和發展。例如,加拿大的教育法規定,受過大學教育的科技人員的知識在不長時間內會產生落伍現象,有關企業必須制定繼續教育方案,報國家教育部審批。該法案還明確指出參加繼續教育每年可免去50個工作日,離職學習進修期間企業仍照常支付工資。

知識經濟對高等教育更提出了不同一般的要求,這是指在大學一定要做好兩篇大文章:培養人才和服務經濟。對“知識經濟”的看法,現在許多人都強調知識,但我們一定不要忘記其落腳點是經濟。知識經濟必定意味著教育和經濟的緊密結合。遺憾的是,長期以來我國高校關門搞科研的狀況至今仍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現在世界上許多一流大學,如美國的斯坦福、英國的劍橋,周圍都有依托其知識密集優勢而建立起來的高新技術園區,大學教授走出校門辦公司的情況也是司空見慣的。

這和我們的學者安于閉門造車、坐而論道形成鮮明對照。1997年諾貝爾獎得主朱棣文在談到中國的教育問題時指出:“斯坦福大學的很多教授,包括一些學生都在公司里兼職,‘硅谷’里最著名的一些公司都是斯坦福大學的人創辦的,如惠普公司、仙量公司等。”他建議,中國要鼓勵大學與工作部門合作,要不拘一格使用人才。這是非常中肯的意見。“科教興國”最后一定要落實到興國上,否則,如果我們的科研還只是到發表論文或獲獎為止,光開花不結果,脫離經濟的科教能夠興國嗎?由此看來,一個國家要走在世界的前列,不僅在于有沒有教育,而且在于有什么樣的教育,以及把人教育成什么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