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葉繼奮 單位：寧波大學教師教育學院

倫理學既是一門規范科學，又是一門價值科學，它研究關于一切特殊的、具體的道德所包含的那種共同的、抽象的、普遍的道德，探索優良道德的制定方法和制訂過程以及實現途徑。倫理學作為價值科學，同時意味著“在關于道德價值判斷是真理的條件下，所制訂的道德規范才能夠與道德價值相符，從而才能夠是優良的道德規范”。道德價值的推導前提是考察和判斷道德行為事實是否符合道德目的，道德目的是由人類社會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需要所決定的。由此可見，“倫理學是尋找道德價值真理的科學，是關于道德價值的科學。”①隨著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不斷完善成熟的倫理科學，其真理性日益增強，成為人類生活行為規范和價值判斷的標準。魯迅在日本學醫時，修習過倫理學科，且成績在優等，這對于他以后的思想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魯迅在1925年提出的“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的目標，集中體現著他關于中國人的現代生存觀，滲透著現代倫理科學的價值理念。

一、公正與人道:合理生存的倫理基礎

實現人類社會更加合理地生存和發展，是由人類自身利益所決定的，它代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是一切有使命感和思想深度的藝術家思考的重大命題。魯迅主張“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合理”是它的邏輯前提，意味著人的合理的生存與發展只有在公正、人道的社會里才能實現。“公正”是現代社會治理的最重要的道德原則。“公正的根本問題是權利與義務的交換或分配:權利與義務相等是公正的根本原則。”其中，“比例平等原則”是就每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大小而言的;“完全平等原則”即“人人所享有的基本權利應該完全平等”。由于“每個人一生下來便都同樣是締結、創建社會的一個股東”，這就意味著，不論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個人才能、貢獻大小存在怎樣的差異，他都有權利得到生存和發展的必要的基本權利，這也就是所謂“天賦人權”。“完全平等原則”和“比例平等原則”構成了現代社會公正的根本原則，彰顯其本質與核心的關鍵詞是“平等”。由此可以推論，“平等是最重要的公正”。②由于社會公正要通過一系列社會管理活動來實現，因此，社會公正并非個人行為而是社會行為。又由于這一系列管理活動是通過社會統治者的管理行為來體現的，因此，要實現社會公正的最根本問題，即是約束社會統治者的道德，使其做到權利與義務相等，這其中最根本的是做到各種社會行為規范的實現。“因此，社會公正，歸根到底，乃是社會行為規范的公正，亦即所謂制度公正。”由于“制度”亦即一定的法和道德的體系，“這樣，所謂制度公正，說到底，也就是法律的公正與道德的公正”。③以此倫理學原理為邏輯前提作逆向推理即可得出結論:當一個社會是人治的而不是法治的社會時，它對社會統治者就失去了起碼的道德約束，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權利和義務分配不平等的基本事實。輕則體現在“比例平等原則”的失衡，重則連“完全平等原則”都無法保證，從而出現人的權利被剝奪，人的尊嚴被踐踏，人的價值被輕視的嚴重后果。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主義歷史是滋生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不人道社會的文化根源，魯迅以及“五四”啟蒙先驅者所奮力摧毀的正是這種專制統治下形成的文化傳統。

在魯迅寫下的許多相關雜文中，《燈下漫筆》是其中最深刻有力的一篇，它對中國封建宗法制社會歷史作了整體的反省與抨擊，對中國人生存不合理事實進行了概述與剖析。“將人不當人”，人是“非人”;“想做奴隸而不得”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是中華民族幾千年封建專制的歷史循環。歷史的惡性輪回以及歷史主體地位喪失的基本事實，是中華民族無法進入人類現代文明軌道的根本原因。歷史主體地位的喪失，意味著基本人權被剝奪，這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下人淪為奴的基本事實。從倫理學角度而言，所謂人的基本權利，也就是“人們生存和發展的必要的、起碼的、最低的權利”，具體表現在政治、經濟、思想等三個方面。政治基本權利表現為一個人能否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作為一個傳統而古老的民族，在連現代民主制度的萌芽都未曾出現的歷史條件下，個體的公民權利根本無從談起的，更為悲慘的事實則是人淪為“牛馬”和“奴隸”，究其深層原因是封建專制等級制度。在中國，貴者、大者、上者“吃”賤者、小者、下者，是人權不平等的基本事實。此外，兵荒馬亂的戰時，個體生命被任意殺戮，連基本生存權都不能保證。在暴力裹挾之下，“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所謂“亂離人，不及太平犬”。在經受了“群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后的太平年代，社會秩序建立起來，厘定的仍然不過是奴隸規則。磕頭頌圣，踐踏了人的尊嚴;服役納糧，橫征暴斂，是特定時代社會分配不公的表現形式。如果一個社會不為個體發展、生存提供基本條件，反而一味加以壓迫，這樣就根本顛倒了社會與人的關系。因為在人道主義看來，人本身就是目的。

“人本身之所以是最高價值，則是因為人本身或每個人是社會的目的;而社會則不過是為人本身或每個人服務的手段而已。”④與之相對照，中國封建社會的非人道本質可見一斑。由中國“家天下”宗法制社會性質決定，皇帝“圣旨”即是法律，在這背后隱藏的是權利與義務極不平等的基本事實。“把人當人看”，作為衡量一切行為是否人道的基本總則，意味著“視人本身為最高價值而把任何人都首先當做人來善待”，與此相反，“無視人本身為最高價值而殘忍待人”，是“把人不當做人看”的非人道行為。⑤即從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事實來看，中國傳統社會的非人道本質已暴露無遺。當然，從中國思想文化傳統史角度來加以觀照，孔子、孟子、荀子都曾經提出過較明確的人權平等觀點。但“儒家講人權平等，主要是就人的道德價值而言，而不是政治上的平等”。“其出發點是維護封建等級制度，所以，‘親親有術，尊賢有等’，個體必須無條件服從社會等級秩序，就成為各種道德規范的核心。”由此形成道德事實的不平等，其虛偽面目也昭然若揭。經濟基本權利表現為吃飽穿暖，即以保證人得以生存的最低的起碼的溫飽條件。魯迅在“生存”與“發展”這兩者中間，特別增加了“溫飽”一項。其獨到的考慮在于，除了當時中國餓殍遍野的苦難現實之外，還包含著他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審視以及由此產生的改革思路。中國傳統哲學對人的片面理解，其中之一即體現在“重精神生活而輕物質生活”，甚至達到了一個極其苛刻殘忍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