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文強 莊天慧 單位：四川農業大學政治學院

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明確要求要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這是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第一次被寫入中央一號文件。新生代農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年齡在16歲~30歲之間,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外出務工,主要從事第二、第三產業勞動,但戶籍身份仍是農民的勞動者。目前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在數量上已超過1億人,并逐漸成為農民工群體的主體,成為當代中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1]。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人的根本問題就是生存和發展問題。隨著新生代農民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需求的不斷提高,其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也日益上升。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當新生代農民工的物質需求逐步得到滿足時,更高層次的需求必然凸現。從現代化角度講,只有當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正確引導和恰當滿足時,他們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一、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需求現狀

1.新生代農民工對思想文化的需求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推進,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的多樣性日益明顯,反映在新生代農民工的思想文化需求上,則表現為思想道德、價值觀念和信仰需要的多樣化。一方面,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先進思想占據主導地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已經成為廣大新生代農民工的自覺選擇和內在要求,這是主流思想道德需求。雖然他們中間很多人可能并不完全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但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都在有意無意地接受和信仰著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另一方面,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全球化的加劇和西方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的深入,一些腐朽思想、扭曲的價值觀和邪惡信仰對新生代農民工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建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沖擊。在泥沙俱下的諸多價值觀中,如何提高他們的判斷鑒別能力,積極引導他們追求并堅持正確的價值觀,抵制腐朽、落后思想,已經成為當前緊迫而艱巨的任務。

2.新生代農民工對娛樂文化的需求

文化禁錮的解除和人們閑暇時間的增多引發了大眾對娛樂文化的需求。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承受著巨大的工作壓力,在滿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后,他們的閑暇時間日漸傾向于娛樂文化消費。由于受經濟收入的限制,目前新生代農民工閑暇時的娛樂文化生活方式主要以上網聊天、玩網絡游戲、看電視、逛街、打撲克等為主,當閑暇時間不知如何打發時,他們往往傾向于吃喝玩樂或者聚眾賭博,簡單化和庸俗化的趨勢較為明顯[2],而像文化沙龍、體育協會、音樂協會等既能娛樂又能提升自我修養的高雅娛樂文化場所的參與率并不高。

3.新生代農民工對科技文化的需求

掌握一門專業技能是新生代農民工立足于城市的必備條件。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各行各業對技術的要求越來越高,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其科技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但是全國農民工工作辦公室主任會議發布的數據卻顯示,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群體中,仍有半數以上的人未接受過任何技能培訓,遠遠滿足不了目前城市急需技術工人的市場要求。處于低級打工狀態的現狀刺激著他們,使他們迫切需要掌握一門過硬的技術,企盼政府和企業提供更多的科技服務指導。但由于缺乏科學的人生職業規劃、學習成本高、成功周期較長等原因,他們對于需求什么類型的專業技能和如何去掌握這些技能,在認識上存在諸多“盲點”。

4.新生代農民工對社會交往的需求

在馬克思看來,“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作用的產物”[3],“一個人的發展取決于和他直接或間接進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發展”[4]。新生代農民工迫切希望真正融入城市,通過與市民的正常交往來拓展自己的視野、提升自我,但目前城市居民與農民工之間的隔閡仍舊很大,因此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交往的主體對象依然是親屬、老鄉或同學。因此有一部分青年農民工便利用老鄉、同學以及朋友等關系構建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差序格局”。在這個社會關系網絡中,他們互相關心支持,溝通情感,形成了一個對抗城市主流文化的防御性亞文化圈[5]。這種亞文化圈具有延續性和擴張性,對于其后代的成長將會造成極其不利的影響。

二、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需求影響因素分析

1.多元文化

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以及外來文化的日益沖擊,人們的思想文化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狀態。各種文化具有不同的傳統背景,因而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在交往和匯流時難免產生種種碰撞與不和諧[6]。在這種多元文化狀態及現代文化元素的沖擊下,日漸脫離了濃厚鄉土氣息的新生代農民工一方面積極汲取豐富多彩的文化養料,“逆補”因農村消息閉塞導致的文化缺失,另一方面在先進和腐朽的思想文化之間進行艱難的抉擇,因此不可避免地會由于分析不當而受到一些不良思想的侵襲。

2.經濟收入

較之傳統的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的需求已由單純的生存需要轉向生活需要,更多地去追求體面的精神文化消費。然而,由于受職業、技術、工種、崗位的限制,他們大多從事臟、險、重、累的工作,缺乏與市民同等的相關福利待遇,其經濟收入也不高,工作壓力巨大。扣除基本的生存花銷外,他們剩余的工資在城市的高消費面前顯得非常拮據,這導致他們的精神文化消費方式較為單調、低級化。對他們而言,高雅的精神文化消費只能是一種奢望。

3.社會制度

城鄉二元結構使新生代農民工依然被排斥于城市社會政策體系之外,享受不到落戶、醫療、社保、養老、子女教育等諸方面的城市居民待遇,處在游離于城市與農村的雙重邊緣化境地。由于對上一代農民工懷有不良印象,新生代農民工的形象在不少城市居民眼中仍然是臟、亂、差的,城市居民從心里抵觸與其進行正常交往。同時由于受多種因素的制約,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對與城市居民的交往懷有畏懼心理和悲觀情緒,從而刻意地躲避與城市居民的交往,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們在城市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其人格的深層次完善。

4.自身原因

相對于上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受過初中以上文化教育,文化水平有明顯的提高,各方面素質基礎較好,接受新事物較快。缺乏務農經歷使他們的鄉土認同感減弱,在經過城市文化的熏陶后,他們更加急切地想融入城市社會。現代城市生活開闊了他們的人生視野,提升了他們的價值觀,他們希望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因而學習科技文化、掌握職業技能的欲望非常強烈,在精神文化方面有了更高的訴求。但是,在城鄉發展失衡的中國社會,城市文化作為一種強勢文化而對農村文化表現出的傲慢與偏見,則強化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自卑感[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