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童慶炳 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歷史文學創作的發展與繁榮,成為當代文學創作的奇葩,吸引了眾多的讀者和觀眾,也引起了爭議。史學家常常指責和批評當前歷史劇、歷史電視連續劇、歷史小說沒有寫出歷史的原貌,違背歷史真實;文學批評家中多數人則認為歷史文學家有權力虛構,不必復制歷史原貌,況且何處去找歷史的原貌呢?就是被魯迅稱贊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其中不也有不少推測性的虛構嗎?“鴻門宴”上那些言談和動作,離《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少說也有六七十年了,他自己并未親睹那個場面,他根據什么寫出來的呢?他的《史記》難道不是他構造的一個“文本”嗎?另外,現實生活無限豐富多彩,無限生動活潑,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從中尋找到無限的詩性,尋找到無限的戲劇性。你想要的一切,在現實生活中都可能存在,可為什么有的作家明明生活在現實生活中卻對現實生活似乎視而不見,總是扭過頭去對那過去的歷史情有獨鐘,愿意去寫歷史,愿意去重建藝術的歷史世界呢?這里就關系到一個作家重建歷史文本能夠給我們提供什么有價值的東西的問題。還有,人們需要歷史文學難道僅僅是因為需要它為現實提供一面鏡子嗎?或者說歷史的教訓可以古為今用?對于歷史文學來說,還有沒有更為深層的東西?我發現上面所提的問題,恰好就是歷史文學作品由表及里的三個層面。對這三個層面進行必要的探索也許能揭示歷史文學所面對的一些難題。

重建歷史世界

我在重讀了郭沫若的歷史劇之后,深感歷史文學應老老實實地定位為“文學”,而不能定位為“歷史”。為什么這樣說?歷史文學家生活在現在,可他寫的卻是數十年、數百年、數千年前的歷史故事。他的根據是什么?就是歷史文本(史書)。問題是這歷史文本能不能反映歷史的原貌呢?可以肯定地說,這是不可能的。第一,歷史上發生的真實情景已過去了很長時間,他無法親眼去看去聽,更無法親身去經歷、去體驗,他所根據的仍然是前代史官和民間傳說留下的點滴的并不系統的文本。這些前代史官所寫的文本和民間傳說文本,也不是作者的親見親聞親歷,他們所提供的也只是他們自認為真實的文本而已。無論是前代的資料,后人寫的歷史,都只是“歷史是文本”,而不是歷史本身,它只是后人對那段歷史文本的闡釋而已。第二,既然是對前人文本的歷史闡釋,當然也就滲透進闡釋者本人的觀點。對一段歷史,你可以從這個角度看,他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所看到的是不同的方面,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方面。更不用說,史官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秉筆直書”、“按實而書”,這里又有一個避諱問題,所謂“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這是情之難免。

所以史劇作家所依據的歷史文本就存在一個真假難辨、有無難分的問題。這里的問題是,歷史本身不是文本,不是真實敘事,但如果歷史文學家不借助歷史文本的話,那么就無所依憑,創作也就無從談起。這是一個悖論,歷史文本不完全真實,可不借助歷史文本創作就沒有根據。那么歷史文學家是如何來解開這個悖論的呢?換句話說,歷史文學的創造者是如何來構筑他的作品結構框架的呢?在重讀了郭沫若的歷史劇之后,我想到了一個詞,這個詞就是“重建”。我的意思是歷史文學的創作者構筑藝術世界的方法既非完全的虛構,也非完全的復制,而是根據歷史文本的“一鱗半爪”,尋找歷史根據,以藝術想象重新建立“歷史世界”。藝術重建就是另起爐灶,對歷史文本加以增刪,加以改造,不照抄歷史文本,而以自己的情感重新評價歷史中的人物與事件,另辟一個天地,構思成一個完整的世界。郭沫若的《棠棣之花》所寫的故事發生在公元前371年的戰國時代。史劇的故事是這樣的:當時的晉國還沒有分裂為韓、趙、魏三國,魏國有一位武力高強的青年聶政,他因為小時候殺過人,只好到齊國隱沒在民間,做一個屠狗之夫。他受到韓侯卿相嚴仲子的知遇之恩,在母親去世后,來到了濮陽見了嚴仲子。嚴仲子主張韓趙魏三家不分裂,聯合抗強秦。但他遭遇到當時韓侯的丞相俠累的反對和排斥,他希望聶政能幫助他,把俠累刺殺掉,使國家不致分裂,人民免遭痛苦。聶政認為這是正義的事情,慨然應允。

聶政來到韓城,利用一個機會把俠累刺殺掉了之后,他自己也自殺了。但在自殺之前他先把自己的容貌毀掉,使韓城的人不能把他認出來。他這樣做是為了保護他的姐姐,不連累姐姐,因為他的姐姐聶與他是孿生姐弟,相貌十分相似。但聶知道后,與愛著聶政的姑娘春姑,來到韓城認尸,她們為此也都死在這里,為的是要把聶政的英名宣揚出去,不能讓他白白死去。《棠棣之花》的整個的歷史語境是郭沫若構想的。拿《史記》來對照,嚴仲子與俠累有仇怨是真的,但嚴仲子與俠累的分歧是主張抗秦還是親秦,主張三家分晉還是反對三家分晉,完全是郭沫若的藝術構思的結果,總體的歷史語境是作者重建的。作品中重要的人物酒家母、春姑、盲叟、玉兒,及其整個的人物關系,聶政與姐姐是孿生姐弟等等,都屬于重建歷史世界過程中的合理想象。至于劇中另一個重要的穿針引線的人物韓堅山,《史記》中只字未提到。所以,寫歷史文學不是寫歷史,不必受歷史文本的束縛,可以按照歷史文學家的藝術評價,重新構建出一個歷史世界來,把古代的歷史精神翻譯到現代。然而,如果我們對照司馬遷所寫的《刺客列傳》中聶政的有關段落,那么我們會發現,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不是空穴來風,不是憑空虛構,作者的確抓住了歷史文本的“一鱗半爪”:聶政確有其人;他確有一個姐姐;他因為“殺人避仇”而到齊地當屠夫是事實;嚴仲子曾親自去齊國拜訪他,請他出山,他以母在暫不能受命為由沒有同意,這也有記載;母死后他來到濮陽,見嚴仲子,毅然受嚴仲子之托而刺殺了韓相俠累也是真的;甚至他殺了俠累之后自殺前自毀容貌都有文字可尋。

可見,郭沫若的《棠棣之花》的創作的確是有歷史文本作為根據的。換句話說,歷史文學又要以歷史文本所提供的事實為基本依托,在歷史框架和時限中重建歷史世界,展現出藝術的風采。所以,我認為歷史文學作品的第一層面是重建歷史世界。所謂“重建”可以大體概括為三點:第一,重建的根據:把握和發揚歷史精神;第二,重建的空間:只需符合歷史框架和歷史時限,不受歷史文本的束縛;第三點,重建的關鍵:藝術世界的完整性。第一點,我將在第二節具體論述,第二點則是常識了,上面已經反復講過了。第三點最為重要,因為歷史文學是文學,文學作品所展現的世界,必須是完整的、自成一個天地的、自構一個系統的。史學家追求的主要是歷史真實,零碎的東西對他們很重要;文學家追求的是藝術,零碎的真實沒有意義,唯有展現整體的世界,才會具有藝術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