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愛 單位：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人類已進入了21世紀，隨著經濟與科技的發展，由此引發的自然生態災害日益嚴重。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報告中，把“建設生態文明”明確列為全黨全國人民的奮斗目標，因而“生態文化”越來越成為一個出現頻率很高的名詞，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研究開始受到眾多領域里眾多專家學者的關注。我國世居著55個少數民族，各民族在特殊的自然生態環境影響下，通過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傳統生態文化，這些獨特的民族生態智慧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不同文化語境下人與自然的和諧親密關系，有利于尋求解決現階段生態環境問題之路。筆者通過對近10年國內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研究成果的全面梳理，力求真實反映學界的研究現狀，并為進一步研究該領域的專家學者提供參考。

一、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內涵研究

“少數民族生態文化”一詞是隨著生態人類學的發展而逐步發展起來的，它是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所特有的尊重自然與保護環境的物質技術手段、制度措施、思想觀念、價值體系及生產生活方式的總和［1］(7～8)。傳統生態文化體現在少數民族生產生活、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文化藝術、倫理道德等多個領域，所涵蓋的內容十分豐富。袁國友認為，中國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既包括各民族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形而上思考和認識，也包括各民族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實踐的經驗性感知，當然更包括居住在特定自然生態條件下的各民族在謀取物質生活資料時由客觀的自然生態環境和主觀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生態文化類型和模式”［2］。廖國強、關磊在比較“民族生態文化”與“生態文化”的區別與聯系中，指出了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具體內涵，認為民族生態文化是一種“已然”的文化，“建立在本土生態觀的基礎上”，“是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3］。

我國55個少數民族的傳統生態文化內涵豐富、各具特色，許多學者都展開了對不同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內容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如廖國強、何明、袁國友系統研究了中國少數民族生產生活領域、制度和宗教中的生態文化以及樸素而深邃的生態倫理觀［1］(19～144)。郭家驥對云南少數民族藏、納西、白、彝、傈僳、普米、獨龍、傣等民族的傳統生態保護文化進行了闡述［4］。王永莉探討了西南地區彝族、藏族、苗族、壯族、羌族等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的內容及特征［5］。一些學者還展開了對某一個特定少數民族的生態文化內容的詳細深入研究。如劉榮昆從傣族的宗教、稻作、服飾、飲食、傣寨、文學、音樂舞蹈等七個方面，系統研究了傣族的生態文化［6］(8～31);葛根高娃詳細解讀了蒙古民族的生態文化［7］(14～176);楊紅闡述了摩梭人的生態文化和生態倫理觀［8］(60～96);王紫萱系統分析了古代蒙古族的生態文化［9］;何峰研究了藏族生態文化［10］(79～461);等等。學術界普遍按照文化學的分類標準將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劃歸為三類:生態物質文化、生態制度文化和生態觀念文化，許多學者都選取了微觀研究范式，具體闡述這三者中某一個維度的內容。

1．傳統物質生態文化研究。物質生態文化意指適應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各種生產生活用具、物質生產手段和消費方式等。崔獻勇、海鷹分析了與維吾爾族生存的自然環境相適應的生產生活方式與技能，剖析了維吾爾族的生態物質文化具有適應性、實用性、穩定性等特征［11］;廖國強闡述了云南少數民族傳統刀耕火種農業中蘊含的樸素而深刻的生態智慧［12］;戴嘉艷以內蒙古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的一個典型的農耕村落為個案，分析了達斡爾族農業生產中的生態文化［13］;梅軍、肖金香分析了黔東南苗族民居在自然和諧的生態觀念、因地制宜的規劃原則、就地取材的節能手段、可持續開發的建筑構造四個方面所體現的科學性及合理性［14］。

2．傳統制度生態文化研究。制度生態文化意指維護生態平衡、保護自然環境的社會機制、社會規約和社會制度，主要包括蘊藏著生態思想的少數民族習慣法、族規家法、古代法等。劉雁翎認為，貴州苗族環境習慣法為保護苗族地區優美的自然環境起到了跨越歷史時空的基礎作用［15］;康耀坤認為，西部少數民族環境習慣法文化與西部環境資源保護存在著相互制約、相互依存的內在關系［16］;白興發闡述了藏族、普米族、蒙古族等傳統習慣法規范與生態保護的關系［17］;奇格、阿拉騰、盛明光［18］、阿茹罕［19］都探討了古代蒙古法中的生態環境保護。

3．傳統觀念生態文化研究。觀念生態文化意指尊重自然、愛護自然的各種思想情感和價值體系，包括少數民族傳統生態知識、生態觀及民族傳統文化，如宗教信仰、神話傳說、民間藝術、諺語格言中的生態意識等。董淮平認為，佤族傳統生態觀的本質屬性是將自然視為有生命的個體，它表現為對于動植物的親情、對于大自然的感恩意識以及利用資源的責任體系三個層次［20］;王立平、韓廣富揭示了體現在蒙古族神話傳說、英雄史詩、宗教信仰、風尚習俗中的生態文化觀［21］;梁正海從民族學的視野深入解讀了土家族生產型、宗教型、規約型、隱喻型四種類型傳統生態知識的特定內涵［22］;張慧平運用生態學、生態哲學、生態倫理學等原理和理論，系統研究了鄂倫春族的傳統生態意識［23］。

二、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形成與發展的影響因素研究

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的生成與少數民族所處地理環境、文化習俗、經濟狀況、歷史傳統、宗教信仰等因素是分不開的。王立平、韓廣富認為，蒙古族生態文化是從古代蒙古族所從事的游牧和狩獵的生產和生活實踐中產生發展起來的，蒙古族生態文化思想觀念形成的最初信仰基礎是薩滿教［21］。權小勇認為，侗族生態文化形成的原因有三:“其一，侗族屬農耕民族，傳統的農耕生產決定了侗族生態文化的形成;其二，自然經濟的性質決定了侗族生態文化的保持;其三，受漢族天人合一思想的影響。”［24］張曉東認為，在藏族生態文化的形成過程中，有兩個方面的因素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是苯教的信仰;二是生態環境的制約［25］。王紫萱探討了古代蒙古族生態文化生成的原因:特定的生存環境是物質基礎，薩滿教、藏傳佛教是其精神因素，習俗禁忌的約束、法律的強制性規范是制度保障，生產生活方式以及對客觀環境的物質需求是其現實基礎［9］。寶貴貞在綜合大量史料的基礎上，認為神話傳說、宗教信仰、鄉規民約和習慣法是少數民族生態倫理觀形成的主要來源［26］。冰梅以蒙古族傳統生態文化為研究對象，運用動物學與民俗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剖析了蒙古族牧業生產生活方式中動物這個核心環節的生物學屬性及其衍生出的精神內涵，追溯了動物在草原自然和社會系統中的地位及作用［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