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初葉始，知識精英出于思想啟蒙的客觀需求，采取了一種批判“孔教”詆毀“傳統”的運作策略，進而開啟了文化虛無主義的歷史先河。到了五四時期，詆毀“傳統”之勢，更是被冠以“反封建”的時髦口號，愈演愈烈變得更加一發不可收拾。魯迅一篇《狂人日記》振聾發聵，揭示了中國幾千年來傳統文化“吃人”之惡習，故他“對于‘不長進的民族’的療救方法”，是強調應“掃除昏亂的心思，和助成昏亂的物事”。吳虞更是撰寫了《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吃人與禮教》、《說孝》、《禮論》等重頭文章，全面批判和否定了孔子思想對中國人的負面影響。批判“孔教”與詆毀“傳統”，婦女問題自然也就成為了一個社會焦點。他們痛斥“三綱之說，是屠殺民族之利刃也”①。他們甚至還強調說：“自有那三從七出的怪說，便把東方的女子束縛得如同牛馬一般。”②如果不“打破舊禮教信條的束縛，掃除盲從的舊貞操觀念”，一切關于婦女解放的社會討論，都只能是蒼白無力的一紙空談③。故家長專制作為封建婚姻的歷史弊端，也便成了啟蒙精英詆毀“傳統”的極好借口。

一、五四時期兩個偶發事件的歷史契機

五四反封建“拿女人來說事”，既是一種時尚也是一種策略，啟蒙者在此期間所做的輿論宣傳，顯然都帶有詆毀“傳統”的主觀目的性。這其中“趙五貞事件”與“李超事件”的突然出現，無疑為新文化運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1919年11月15日，長沙《大公報》以《新娘輿中自刎之慘聞》為標題，率先報道了青年女子趙五貞在出嫁途中刎頸自殺。趙五貞曾受過新學教育且擅長女工，她遵循父母之命許配給吳姓商人，于1919年11月14日舉行婚禮，當吳家人前來迎娶之時，她用剃刀在轎中自殺身亡。關于趙五貞的自殺原因，《大公報》給出了三種不同說法：其一是誤信謠言，以為其夫吳某被抓，所以便由此而萌生了死意；其二是趙五貞曾許配某氏，還未成親其夫就已病故，所以她是在以死去殉情；其三是趙五貞嫌棄郎君年紀偏大，而其父母又收下了對方的財禮，所以她是在以死去抗命。其實無論是哪一種說法，都是因人而異各執一詞：“謠言說”是出自于老百姓之口，“殉情說”是出自于保守派之口，“抗命說”則是出自于激進派之口，這真是各取所需莫衷一是。但《大公報》的編輯和記者，卻敏感地覺察到了這件事情的新聞價值，因此他們采取了連續性的強勢報導，不僅將其視為“為女界爭解放的急先鋒”，并且還將其當作婦女解放運動的鮮活教材，進而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大討論。實際上，趙五貞自殺究竟與“傳統”觀念有何關系，這根本就不是思想啟蒙精英們的關注重心，說白了他們只關心怎樣去利用這一事件，以引起社會讀者的強烈反響與充分注意。如果沒有新聞界的連續報道和思想界的積極跟進，一個出嫁女人途中自殺只不過就是一種街頭巷議，市民們也至多只會刨根問底談論幾天便熱情散盡，更談不上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突破口。比如同一時期天津出版的《大公報》，同樣也披露過一則揚州船娘銀貞子抗婚投河自盡的慘劇“新聞”，然而由于報社編輯與記者并沒有采取強勢性宣傳，故而社會讀者與啟蒙精英對此也就反映冷淡不那么關心了。“趙五貞自殺事件”走進了公眾視野，它既授予了激進派以詆毀“傳統”的確切口實，同時又使守舊派陷入了四面楚歌的被動局面，其對推動新文化運動具有著不可低估的積極意義。

就在長沙發生“趙五貞事件”之后不久，北京也發生了一個“李超事件”，而啟蒙精英對于這一事件的社會運作，恐怕更是聲勢浩大有過之而無不及。1919年11月30日下午，北京各界名流齊聚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為一個他們素昧平生的女學生去送葬。李超是北京“女高師”的廣西籍學生，父母雙亡只身來到北京求學，后被檢查出患有肺癌并已晚期，1919年8月病逝于法國醫院。一個女學生患病身亡原本波瀾不驚，但最終卻演變成了轟動全國的公共事件，在這其中起重要作用的關鍵人物，當然是那些思想界的啟蒙精英。李超死后其同學便將她生前的往來信件，直接寄給了北京大學教授胡適，希望他能為這位不幸的女學生寫點什么，以便能夠在追悼會上宣讀。胡適這位新文化運動的形象代表，不僅欣然接受而且還費時幾天，寫出了一篇洋洋數千字的《李超傳》，發表于當時影響極大的《晨報》正刊上。胡適說他之所以要替李超立“傳”，是因為“覺得這一個無名的短命女子之一生事跡很有做傳的價值，不但他個人的志氣可使人發生憐惜敬仰的心，并且他所遭遇的種種困難都可以引起全國有心人之注意討論。所以我覺得替這一個女子做傳比替督軍做墓志銘重要得多咧”。胡適認為李超之死，使“舊家庭的黑暗，歷歷都可想見”：李超本人渴望求學上進，其兄嫂則希望她早日嫁人，故李超桀驁不馴我行我素，成了其兄嫂霸占家產的最后障礙。在胡適看來李超之病乃由心生，而致其抑郁染病的根本原因，無外乎就是女子獨立的經濟問題。故胡適一再申明說：“我為什么要用這么多的功夫做他的傳呢？因為他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無量數中國女子的寫照，可以用做中國家庭制度的研究資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國女子問題的起點，可以算做中國女權史上的一個重要犧牲者。”胡適在《李超傳》的結尾之處，還明確地提出了中國女權運動的四大要義———“家長族長的專制”、“女子教育問題”、“女子承襲財產的權利”、“有女不為有后的問題”———并期望“諸位讀了這篇傳，對于這種制度”，能夠產生深刻的思想反省。京城各界為李超所召開的追悼會，真可謂是規模空前場面壯觀：蔡元培、蔣夢麟、陳獨秀、李大釗、胡適、梁漱溟、吳弱男等社會精英，以及羅家倫、康白情、張國燾、黃日葵、鄧中夏等青年英俊，率領千余來賓一起聚首北京“女高師”禮堂。李超遺像上方是蔡元培親自書寫的“不可奪志”四個大字！追悼會上社會名流紛紛演講，他們無不感嘆舊家庭之殘暴，無不表示對女青年之同情。追悼大會從下午2點一直開到了5點，實際上變成了婦女問題的演講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