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原理研究：構建“世界文學”體系

作為一門歷史并不悠久，尚在成長中的學科，比較文學尚有許多原理性的“疑難雜癥”，如定義、根本屬性、可比性和中國學派等未獲有效解釋。比較文學家們往往會根據自己的志趣和專長，擇取其中一二加以考辨。自踏入比較文學界以來，胡良桂對比較文學基本理論進行了持續性和系統性的關注，只不過他側重于另一個原理性問題的探索：“世界文學”。1996年，他發表了第一篇比較文學論文《“世界文學”的成因與現代意義》[1]，拉開了追問“世界文學”奧秘的序幕。該文被人大復印資料《外國文學研究》同年第6期、《文藝理論》同年第12期全文轉載，還被《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同年第6期轉摘。這些熱烈的反響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廓清“世界文學”概念對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建設的重要性。胡良桂繼續用系列論文和42萬言的專著《世界文學與國別文學》，從“何謂世界文學”、“世界文學提出的背景”、“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的關系、“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以及“世界文學的共同規律和特殊規律”等角度，構建起一個自成一家的“世界文學”體系。胡良桂以“世界文學”為中心和起點，通過建構“世界文學”體系來建設他的比較文學理論，較為符合比較文學發展的內在軌跡，因為，比較文學本身就起源于歌德在1827年所“發現”的“世界文學”：“民族文學在現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學的時代已經來臨了。現在每個人都應該出力促使它早日來臨。”[2]“何謂世界文學”？它通常有三種含義：①世界各國文學的總和。②超越族界、時代，廣為流傳的世界名著、經典。③世界各國文學將成為一統的時代，各國文學融為一體。胡良桂認為，歌德所倡導的“世界文學”顯然指第三種理解，即靜態、孤立、封閉的世界各國文學，以世界名著、經典為代表和載體，通過相互的交流、互識、互補，構建起一個動態、聯系和開放的“世界文學”。

歌德提出“世界文學”的背景是什么呢？在胡良桂看來，這一觀念的提出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產物。資本主義以世界市場為市場，以世界資源為資源，它的侵略性和開拓型客觀上推動了文化、文學的交流，也正是在這一前提下，身居德國的歌德才有機會閱讀到來自遙遠中國的《玉嬌梨》、《花箋記》和《風月好逑傳》等小說，從而領略了另一種獨具魅力的文學和文化，這也引發了歌德的“世界文學”暢想。歌德發現了“世界文學”，實際上也為后人設置了一個文學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因為“世界文學”固然呈現出一種趨勢，但是趨勢不等于現實。首先世界文學的基本構件，即“國別（民族）文學”是豐富而龐雜的，如何認識把握它們非常困難；其次，國別文學之間的交流非常有限，就像歌德那時還只能讀到三部三流的中國小說，對于李白、杜甫等主流文學還一無所知；再次，不是每一個人都像歌德那樣形成了“世界文學意識”，大部分人恐怕還只是局限于自己的民族視野。所以說，“世界文學”不僅對歌德來說是一個遠大理想，就是對今天和未來的人來說，也將是一個美好的祝愿。這并不意味著“世界文學”的提出毫無意義。對于人類而言，理想的價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希望，而人類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實際上已經完成了理念的升華和自我的超越。何況，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也是倔強的人類喜歡做的事情。所以歌德也向世人發出邀請，“現在每個人都應該出力促使它早日來臨”。就算“世界文學”在事實上不可能來臨，那么，我們至少要用自己的努力來逼近這個境界，就像人類無法成為上帝，但至少應該朝著至善的方向跋涉一樣。這樣，歌德在提出“世界文學”的同時，也就提出了另一個重要問題：“國別文學”如何通向“世界文學”？“比較文學”的提出正是后人響應歌德的號召，出力促使“世界文學”早日來臨的結果。“世界文學”的基本構件是國別（民族）文學，因此，要實現“世界文學”的理想，必須從“自覺”推動國別文學之間的交流起步。如何“自覺”推動國別文學之間的交流呢？“比較文學”便“與時俱進”地誕生了。為此，胡良桂撰文《比較文學是橫向溝通的形式》[3]，清晰闡明了“國別文學”、“世界文學”和“比較文學”的關系：“比較文學”是“國別文學”通向“世界文學”的一個必然和重要的橋梁。這樣，比較文學的基本任務和根本性質也隨之浮出水面。

胡良桂認為比較文學的基本任務在于溝通。由于異質性的存在，“國別文學”之間很容易產生沖撞和摩擦。比較文學張揚用世界的眼光看本土文學，乃至用世界的眼光看世界文學，可以引導國別文學在相處的過程中求同存異、相互敬重、取長補短。比較文學需要并且能夠承擔這樣的重任，這是由它的根本性質所決定的。胡良桂認為，“比較文學”的根本性質在于它“是一種自覺的跨文化的文學關系研究與對話”[4]，簡潔而又切中要害。通常認為，比較文學的性質在于“四跨”：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5]這樣的表述很容易造成語義上的重疊和含混。首先，“跨民族”的未必“跨文化”，如美國是一個多種族文化國家，但不同種族的文化都屬于“美國文化”。其次，“跨語言”的未必“跨文化”，如印度有上千種不同的語言，光法定語言就有十六種，但印度的十六種語言不等于十六種獨立的文化。再次，“跨國界”的未必“跨文化”，如韓國和朝鮮是兩個國家，但他們屬于同一種文化。最后，“跨學科”則使得比較文學的學科邊界變得模糊不清，容易讓比較文學研究走向非文學的研究。因此，把“跨文化”視為比較文學的必要條件，較好地解決了比較文學的學科定位問題。作為個體的比較文學學者，由于語言、身份、學識等方面的局限，無法跨越所有的異質文化，但如果每個學者都可以立足自己的文化語境，跨越兩種或以上的文化，那么，無數個體的跨文化交融在一起之后，“國別（民族）文學”也就面向“世界文學”的方向，遙望、爬行、最后有節奏地大踏步了。在追尋“世界文學”的路途中，如何處理好“民族（國別）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胡良桂為我們提供了幾種思路：第一，“民族文學”應該保持自己的民族性。“世界文學”是“民族文學”的終極目標，但這并不意味著民族文學完全丟棄自己的民族性，臣服于某些抽象的世界性。民族文學走向世界文學，不單純指民族文學認識、學習他人，也指民族文學走向世界舞臺，被他人所認識和學習。第二，世界文學既是民族文學的目標，也是民族文學自我完善的動力。“民族文學”的演進有縱向的動力源，它來自民族文學自身的傳統，還有橫向的動力源，它源于異質文學之間的相互碰撞和交融。只有兩種動力的“合力”才能造就更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學。第三，要努力揭示民族文學的世界性，即通過民族文學的相互參照，揭示民族文學的共通因素，這些共通因素也就構成了世界文學的共同規律，而民族文學的民族性則構成了世界文學的特殊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