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兩黨“共識”是英國政黨政治中出現的一種特殊的現象，工黨與保守黨在福利國家、混合經濟等政策方面出現了趨同與合作的趨勢。這種“共識”反復實踐著，其中間有中斷，但總的趨勢是持續發展的。所謂兩黨“共識”，是指兩黨在重大國家事務上態度和政策的趨同與合作，是“西方國家中具有不同意識形態色彩的各類政黨在制定和實施政策方面的‘趨同現象’”①。保守黨和工黨之間出現“共識”，既是英國政黨利益、國家利益與民眾利益磨合的產物，又是英國特有的經濟社會環境等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一、凱恩斯主義的出現

大多數學者認為戰后英國大黨間達成的廣泛共識主要體現在，普遍接受“混合經濟”概念，即帶有一些國有企業色彩的資本主義經濟;承認自由工會的權利，尤其是工人應有的權利;贊同政府承擔一定的責任，保持“充分就業”和提供社會福利。由此看來，兩黨“共識”雖說為一種政治現象，但其具體內容則更多的是關于國家經濟的運作。這樣就產生一個疑問:為什么在意識形態、政黨宗旨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的工黨與保守黨能在解決眾多紛雜的經濟問題中趨于一致呢?為解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分析一下兩大黨的經濟思想。

英國工黨是在英國工人運動的基礎上產生的，可是它并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而是深受費邊社會主義的影響，并且以費邊的漸進社會主義為指導，主張社會改良。在經濟領域，工黨多以費邊社的經濟學說為指導。韋伯夫婦是費邊學派早期重要的理論家，他們推崇約翰•斯杜亞•穆勒，于1897年出版了《工業民主主義》，闡述了關于平等和財富分配的改良主義觀點。20世紀二三十年代，學派經濟學家托尼發表了《貪婪的社會》和《平等》，它們清楚地闡釋了費邊社會主義經濟主張，認為社會主義所要關心的中心問題是“平等”，而“平等”的實現則依賴于公平合理的分配，因此，托尼認為經濟學要迫切解決的問題是收入分配與“平等主義”，把“國有化”看成是改變所有制和使生產者擺脫目前受束縛的措施。費邊學派的經濟思想對于整個英國社會而言只是一個“非正統派”，但對于工黨經濟政策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戰爭與危機帶來英國傳統經濟體系的轉變，長期居于主導地位的自由放任政策受到嚴重挑戰。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僅打擊了馬歇爾的均衡學說，而且動搖了傳統的劍橋經濟學體系。1936年凱恩斯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重新解釋了危機原因并制定出了新的政策，闡明了“由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資本邊際效率規律和靈活偏好規律的作用，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總需求或有效需求的不足是不可避免的，有效需求的不足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失業的根源。為了減少失業和避免發生經濟危機，就應當設法增加有效需求”②，這種論證方式和觀點完全不同于傳統的劍橋經濟學說，引起整個社會的轟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被當時政府有效地實踐著。一種“新經濟學年”正逐漸成為一種“正統”。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作為工黨理論支柱的費邊社會主義，主張政府調節經濟，干預收入分配，甚至要把若干部分的生產資料同歸社會所有。而凱恩斯經濟學說則承認資本主義經濟不可能自動趨于充分就業，并且承認資本主義社會中確實存在著收入分配不均，從而要求政府進行干預。“當凱恩斯經濟學取代了劍橋經濟學的正統地位之后，英國資產經濟學界產生了一個‘新’情況，這就是居于新的正統地位的凱恩斯經濟學與一直居于非正統地位的英國‘社會主義’日益接近并且終于合流”③。盡管各黨派在整頓就業的最終目的、利益有所不同，但在這種經濟思想合流而帶來的相似性的方面使得資產階級保守黨與標榜英國“社會主義”的工黨，就一些具體問題有了相互接近的可能性。可以說，凱恩斯主義與費邊社會主義在經濟學思想中的合流是戰后英國保守黨與工黨之間產生“共識”的主要經濟原因。

二、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

二戰后，第三次科技革命蓬勃發展，整個世界進入了科學技術急劇更新的時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優先發展電子、航空航天、核能、計算機等工業……過去一度認為是工業化社會驕傲的傳統重工業，如紡織、鋼鐵、煤炭、造船等漸漸衰落。”④這場科技革命對戰后的英國形成劇烈沖擊，“二戰之后，經過近200年的粗放型增長，英國經濟的增長方式開始發生轉變，即由粗放型向集約型過渡”⑤。國家的工業經濟從勞動密集型轉化到資本密集型，再到技術型和知識密集型，三大產業之間的比例關系也發生重大變化。產業結構的變化導致就業結構的變化，“大量非技術職業消失，越來越多的人進入非體力勞動部門，換句話說，社會對‘腦’的依賴大大超出了對‘手’的依賴”⑥。這種就業結構的變化又導致社會階級結構發生深刻的變化，二戰后的英國“已進入‘后資本主義時期’，傳統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基礎已經不復存在。這一時期階級關系的特征已不是兩極分化，而是中產階級的興起和擴大”⑦，以知識分子(學者、醫生、律師、白領職員等)為主體的中產階級大規模興起，整個社會結構漸呈“棗核”狀分布。

這種社會階層結構的調整自然要影響到英國政治的發展。首先，新生階層的興起在意識形態領域打破了傳統。集團利益的多元化模糊了原有的社會階層界限，從而打破了傳統左右兩極的意識形態的對立，使原來的階級利益被淡化，這些變化在意識形態領域中消除了傳統左右兩極的意識形態的對立，消除了黨派間的思想隔閡，使兩黨在政治中的“共識”成為可能。其次，中間階層的興起擴大了政黨的階級范圍。社會階層的全新調整對兩黨原有的階級基礎產生了巨大的沖擊。特別是在兩黨的領導階層的社會構成方面，20世紀兩黨差別逐漸縮小，據資料統計:“本世紀初，保守黨議員中工人占72%，使‘工黨’的性質顯得非常突出。但從40年代起，情況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保守黨基本維持原樣，工黨工人出身的議員則逐步降到40%、30%甚至20%，專業人員的比例則上升到30%～40%甚至近50%。現在，兩黨議員中最大的職業集團都是‘專業人員’了。兩黨議員在文化程度方面的差距也逐漸縮小，1916年(工黨成立的那一年)，保守黨議員有57%受過高等教育，工黨則無一人，1979年，保守黨為73%，工黨為57%，兩黨議員的社會經歷和心理素質實際上都在接近。”⑧這種接近反映在政治立場上就表現為工黨“右”轉，保守黨“左”轉。兩大政黨都試圖以“中間化”來擴大自己的利益范圍，從而帶來諸多“共識”的產生。但是，我們需要認識到，中間階層的興起雖然淡化了黨派意識形態的完全對立，擴大了各黨派利益群體的范圍，產生了黨派間“共識”，可這種共識并非表明黨派間意識形態及利益群體的完全融合，利益間的差別仍是黨派間不可逾越的鴻溝，所以說兩黨“共識”只是表現為政治政策的趨同性，是政黨在一個共同的大環境中為實現各自不同利益而采取的較為相似的手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