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越來越多“新的國際分工”的出現，文化生產開始在世界各地重新布局，這種全球分工的趨勢為跨國公司提供了更大的利潤空間。電影文化工業中，以跨國資本主義為首的全球文化和世界各地本土文化之間的矛盾在持續不斷的沖突變化中重組著。傳統的國家通過“大敘事”建構起來的個人身份及文化認同，民族認同也在電影媒介文化中遇到了挑戰。具有歷史性的中國民族認同與國家文化所享有的優越性與獨一性，在全球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價值沖突中遭到了沖擊。中國題材的合拍片是這種沖突表征的主要陣地之一。這類影片所傳播的文化價值判斷，一方面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傳統的文化身份認同，另一方面對電影的抵抗性接受，加強了中國觀眾的民族認同、國家認同與個體的自我認同。

一、含義

關于“認同”（Identity，這個詞另有同一，身份、某種本質或特性之意，文內將視所需而選擇使用）的研究在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文化研究、傳播學研究等領域受到很大的關注，但正如亨廷頓所言“，Identity”這一概念“既不明確，又不能不用，它有多重意義，難以確定，無法用許多通常的尺度來衡量它”［1］（P17）。可見“，identity”的概念在國外像在國內一樣的難以界定。綜合不同的學者研究，我們可以將“認同”的含義分為如下幾個層次：

首先，認同是在外界的互動的基礎上建構的。霍爾（StuartHall）將認同的概念分為三個階段：啟蒙時期主體、社會學主體與后現代主體。［2］（P277－279）在啟蒙時期主體的階段中，將啟蒙思想中人與生俱來的理性意識作為基礎，認為人是一個“統一”的個體。對世界的闡釋是以個體自我為中心的，“人成為存在者的中心和尺度，人成了決定存在者的主體”。［3］（P301）社會學主體則認為，人的自我意識是后天與世界的互動而產生的，認同是連接內在的個人與外在世界的橋梁。這與社會學家庫利與米德的“有意義的他者”及“鏡中之我”不謀而合。后現代主體，則涉及了一種非固定的，具有流動本質的認同觀。主體在后現代多義、片段的社會結構互動之下，產生了一種具有內在矛盾的、分叉的認同觀。后現代主體的認同更多的依賴社會環境與社會結構。社會結構的變遷必然會影響到與之互動而產生的主體認同。英國文化研究學者保羅•吉爾特（PaulGiltoy）表示了相似的認識“：Identity”既不是某種客觀條件的天然限定，也不是某種主觀幻覺支配下的隨意構設，它是一種被環境所激發的認識和被認識所促動而表達在一定環境中的互動行為。作為一個分析工具“，Identity”這一個概念是“一種在我們對世界的主體性的經驗與這種微妙的主體性由以構成的文化歷史設定之間相互作用的理解方式［4］（P301）”。

其次，認同是建立在差異的基礎上的。索緒爾認為“差異”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意義的根本，沒有它，意義就不存在。巴赫金認為，我們之所以需要“差異”是因為我們只能通過同“他者”的對話才能建立意義，他認為意義不屬于任何單個說話者。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認為，差異的標示是文化的基礎，因為事物與人的既定意義都在文化中產生，而在分類系統中，這些事物與人也被分派到不同的位置上。“認同是透過差異的標示而打造出來的，而差異的標示則通過再現的象征體系，以及各種社會的排除形式而產生”［5］（P49）。霍爾則指出，差異的建構，可以藉由將那些界定為“他者”或局外人排除在外，或邊緣化或否定性的達成。他還叮囑人們“差異”在許多不同學科中包含的差異與他性問題，已經愈來愈起到重要作用，另外，差異具有這自相矛盾的性質。既是消極的又是積極的。［6］（P241）

因此，認同是通過差異建構的，沒有差異就無所謂“同一”“，同一”正好象征了差異。再次，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指出，民族國家的認同是通過實踐建構的。根據安德森的研究，在傳統媒體一統天下的時代，報紙與書籍的普遍印行，使得身處各地的人們能夠在同一時間內同步想象發生在遙遠的事件，并借以產生對遙遠的人們的同一性的建構，并藉此形成對國家文化的認同。安德森的研究是建立在傳統紙媒的基礎上，因為紙媒的傳播范圍的有限性，就形成了民族國家的邊界。這樣的認同是建立在社群、共同體或國家的文化認同的基礎上的。當今傳播媒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傳統紙媒的邊界漸漸被新媒體的興起超越，但是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并未因此發生重大變化。愛德華•霍爾也曾表示了類似的認識：文化的功能之一是，在人與外部世界之間設置一道具有高度選擇性的屏障。因此文化以多種形態決定我們該注意什么、不注意什么。［7］（P44）

這樣的邊界或曰屏障正好阻止了認同的形成。認同的“實踐性”就在于文化的實踐性，在作為區別差異的象征結構中，主體在文化的選擇性過程中實現“自我”的建構。關于“文化認同”的內涵，霍爾曾認為，至少有兩種不同的思維范式，一種將“文化認同”定義為一種共享的文化，一種“唯一真我”的集合體。即是，要我們共享一種歷史和血統的人們，也共享了大家共同的歷史經驗，以及，共享的文化符碼，而這些歷史經驗與文化符碼是穩定的，不變的。另一種立場認為，在“想象的共同體”內部，除了許多共同點之外，還有一些深刻的差異，正是這些差異構成了“我們是誰，我們的身份”，霍爾指出，文化認同既是一種存在（being）也是一種成為（be－coming）。他們屬于過去，也屬于未來。文化認同并不是永恒的固定在某些本質的過去，而是受制于歷史、文化和權力的持續作用。建立在后殖民立場上的霍爾關于文化認同的觀點，其實質是“，后現代的主體沒有固定的或永久的身份，主體在不同時期，采取不同的身份，有的身份自相矛盾，無法統一。”［8（］P209－211）因此，電影的文化身份認同，是一個在共同的符碼下尋找意義共享的過程，同時，符碼又是一個流動的，變化的、重構的過程，文化身份認同受歷史、文化和權力游戲的制約，隨異質文化間的力量的轉化而不斷地分裂并重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