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觀看美劇在大學生群體中逐漸成為一種文化潮流。美劇《絕望主婦》(以下簡稱《絕》)自2004年10月開播以來，一度成為美國10年來收視率攀升最快的劇集，并以驚人的速度風靡全球130余個國家和地區。該劇以“紫藤街”小區為背景，講述中產階級家庭生活故事，將通奸、謀殺、家庭暴力、婚外情、吸毒等在美國非常普遍和尖銳的社會現象一一展示，是美國文化和后現代社會現象的“影像化標本”。“任何一種外來文化在本地發生作用總是同接受主體創造性的轉換有關，經歷了“旅行”之后的美劇在中國的流行恰恰帶有小眾的色彩……通過互聯網抵達終端的各色美劇在經過傳播途徑中層層過濾和各種噪音之后，到觀賞者那里其實已經不是美國觀眾在四大電視網或者衛星電視網中看到的那些東西了。”［1］從這個意義上說，《絕》是探究美劇中傳播的性道德觀念與大學生群體對美劇的家庭價值觀接受情況的絕好樣本。那么，美劇的“小眾傳播”過程中，大學生群體對具體文本的解讀和轉化過程是如何進行的?在大學生在美劇觀看體驗中，異質文化與本土文化的內部沖突是否會形成個人心理層面的映像?本文嘗試進行探究。

1理論參照與研究方法

“文化折扣”(culturaldiscount)和“文化接近”(culturalproximity)是跨文化研究常用的2個重要理論。“文化折扣”理論指出“某節目，它根植于一種文化，因而在那種環境里具有吸引力，但在其他地方可能吸引力減弱了，因為觀眾發現很難認同其所論及的事物的風格、價值觀念、信仰、制度和行為方式。”［2］“文化接近”理論指出受眾會在本國、區域、和國際層面游移。原因主要在于外國節目也具有不同的“文化接近性”。［3］由此可見，文化差異會使媒體受眾用自己的文化背景詮釋外國節目的文本，并且以不同的方式進行解讀，從節目中獲得各自不同的意義。運用焦點小組訪談法研究受眾的跨文化接受行為，能在一定程度上還原真實自然的收視環境，深入了解異文化產品在受眾生活、情感、心理等層面的影響。本研究以西南交通大學2006級5681名在讀本科生為總樣本，通過前期訪談和背景問卷調查，挑選了來自漢語言文學、機械制造、法學、英語專業的4名同學和傳播學專業的2名同學，作為焦點小組訪談成員，這6名同學均是美劇《絕》的忠實觀眾。為保證收視環境的真實客觀，訪談地點選擇了學生宿舍。

“霍爾模式”(HallModel)指出:電視話語“意義”的生產和傳播，就電視話語的流通而言，可劃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電視話語“意義”的生產即電視專業工作者對原材料的加工，這也是所指的“制碼”階段。第二階段是“成品”階段，電視作品一旦完成，“意義”被注入電視話語后，占主導地位的便是賦予電視作品意義的話語和話語規則。第三個階段也是最重要的階段，是觀眾的“解碼”階段，這時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對世界的一系列看法，觀眾面對的不是社會原始事件，而是被加工后的“譯本”。由于霍爾(Hall)是以一種理論的理想構型取代了現實接受的復雜度，在無意識中結構化地遺忘了受眾的認可或抵抗總是處于其他話語的關系之中。本研究除了參考霍爾的解碼標準外，將利貝斯(Libes)和凱茨(Katz)在《意義的輸出———＜達拉斯＞的跨文化解讀》一書中提出參照式解讀和批評式解讀，作為本文的第二類解碼標準。相比霍爾的解碼標準來說，后者考察范圍更具體更微觀一些，涉及了受眾接受中的情感投入、認知投入、文本的意識形態信息、美學信息等多方面的文本與受眾間具體的協商互動過程。參照以上2種解碼模式，除了考察大學生解讀《絕》的整體特征和規律外，受訪者的收視背景對個體接觸外來文化時心理特征的影響，即對個體解讀模式間的差異造成影響的主要原因，也屬于本文考察的內容。

2大學生對《絕望主婦》的解讀與接受現狀

2．1大學生解讀《絕》的主要特征

筆者將時長為1．5h的訪談錄音轉述為文字后，將受訪者的談話內容以具有明確闡釋意義整句劃分，得到176個語言單位，按照霍爾和利貝斯、凱茨的2列標準進行了編碼分類，隨后又統計了各個解讀類型的數量，得出表1和表2。如表1，表2所示，受眾對《絕》的文本內容的接受情況如下:被訪焦點小組成員的協商式解讀的語言數量最多，占整個訪談內容的60?;對抗式解讀的語言相對較少，僅占17?。在按照第二類標準進行的分類上，焦點小組成員的解讀語言數量最多的類型是“參照式解讀/嚴肅的/熱的”，其中“批評式/意識形態的/熱的”這一類型的語言所占比例驟然下降，僅有3?。總體上看，參照式解讀的總體數量占訪談內容的49?，批評式解讀占訪談內容的51?;熱的解讀模式占訪談內容的63?，冷的解讀模式占訪談內容的37?。

2．2大學生解讀《絕》的模式分析

根據小組訪談的解碼統計結果，參照式解讀和批評式解讀幾乎各占50?，為了更好地闡述大學生解讀《絕》的具體特征，筆者對“參照式解讀/嚴肅的/熱的”、“批評式解讀/語用的/熱的”這2種最具代表性的解讀模式進行深入的分析。參考利貝斯和凱茨書中有關各類解碼標準的闡釋，選取了2個小組成員的文字轉錄資料，分別代表了2類典型的解讀模式，他們分別是四川的小胡和西安的小張。

2．2．1參照式解讀/嚴肅的/熱的

其中，小胡的解讀是最“熱”的，她常充滿激情地講述劇中人物的遭遇，面對不一致觀點時，她最輕易以劇情發展和人物性格特點進行積極辯護。如在問及小組成員對4位主婦的態度時，小胡說:“我比較喜歡琳內特(Lynette)，她對婚姻比較忠誠，雖有一次精神出軌，她還是堅決維護自己的婚姻，就是責任感很強……其他人我覺得都還好，就是最喜歡琳內特。”①按照霍爾的解碼標準，小胡的解讀既有傾向的也有協商的，但她對人物行為和價值取向的認可超過了自身的協商式解讀，即使是小組成員中有多數人對編劇的意圖采取反抗態度時，她也會試圖理解，常以“那里面其實……”和“他們的意思是……”來展開話語，很少出現“我”和“我們”的批評的或對抗的意見，并常常將現實生活和虛擬的劇中生活聯系起來。可以看出，小胡對《絕》的解讀代表了大學生中“參照式解讀/嚴肅的/熱”的一類，這類大學生傾向將故事聯系現實生活，其觀劇的過程是積極認真的，對劇中呈現的價值觀基本上予以接受。利貝斯和凱茨在研究《達拉斯》的跨文化解讀時，發現參照式解讀的參照對象主要分為3類:1)首要的參照對象，即自我與家庭;2)種族群體與國家的指涉對象;3)一般的參照對象—自我疏離的—即抽象的社會學范疇，并把它們稱之為“我”、“我們”、“他們”。［5］小胡的主要參照對象是第三類比較抽象的類型，“父母”、“孩子”、“朋友”、“家人”之類的抽象社會角色，成為她評價和解釋的參照標準，看似跟故事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卻暴露出她幾乎相信該劇真實價值的態度。此外，小胡表示自己看過的美劇只有《絕》，她對故事情節、敘事類型等戲劇成份很少進行冷靜審視，更少提出批評。可見，像小胡這樣很少觀看美劇的大學生，容易認可劇中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的正確性，受到的影響相對較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