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國作家丹•布朗所著小說Ｔｈｅ　Ｄａ　ＶｉｎｃｉＣｏｄｅ，２００３年上市后銷售成績斐然，被譯成４０多種文字。時至２０１０年，該小說在全球銷量已達８０００多萬冊，是２１世紀銷量最大的英文小說。２００４年初，《達•芬奇密碼》（以下簡稱《密碼》）登陸中國，創造了另一個國內暢銷翻譯小說的奇跡。隨后幾年中，這本漢譯小說震撼了漢語文學系統現狀。這種影響首先表現為出版市場翻譯、出版大量以“破解密碼”為主題的域外作品，域外懸疑類小說主導了中國隨后幾年的暢銷書市場。同時，以《密碼》為代表的懸疑熱潮，給我國小說創作輸入了新的“文化懸疑”樣式，“懸疑”類型乘機興旺發展，在一定時期內成為小說創作閱讀主流，在小說領域占據主導地位。

一、對漢語懸疑小說創作的影響

被譽為文學創作“加油器”的翻譯，對豐富和發展目的語文學的作用是巨大的。“域外小說的輸入，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國文學結構的變遷，是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發展的原動力。”［１］隨著大量翻譯小說的出版，我國文學作品讀者與作者眼界日益開闊，從而促進了我國現代小說的興起和發展。２００３年《密碼》登陸中國，使懸疑小說這一久已低迷的文學樣式在我國呈現出新的面貌。這部小說不僅具備了其類型特征，滿足了人們衣食無憂之余體驗虛幻的緊張情節的情感需要，而且其間摻入大量對哲學、史學、倫理道德的思考，無異于讓讀者始終在進行一場智力沖浪。此番懸疑小說的變臉讓遵循“開卷有益”觀念的中國讀者發現，“通俗”小說亦充滿文化積養、文人情趣，極具可讀性與文化品位［２］。朱振武認為，小說中對傳統觀念的消解，對經典文化的解構與重構，對當下研究熱潮的順應，對人們人文焦慮的關懷與思考，滿足了現實讀者接受群體的能力與需求，加上雅俗相容的翻譯創作手法和雅俗共賞的審美旨歸，成為消除“高雅”與“俚俗”對立的典范［２］，于是給它定位成“文化懸疑小說”或者“知識型懸疑小說”。自此，中國刮起了一陣文化懸疑的熱風，帶動了中國的新型懸疑小說創作。我國本土作者很快從《密碼》中吸收了最新暢銷懸疑小說的創作手法，給我國小說賦予新的生命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屬幾乎每部都在各大網站圖書排行榜上盤踞數月之久的《藏地密碼》、《鬼吹燈》等暢銷小說。相比以往缺少文化依托，缺乏知識性嵌入的懸疑類型小說，本土小說家們已然學會依托于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其中懸而未決，但有著長遠強大心理存在空間的神秘部分，學會了在真實與虛擬間往返穿越，鋪排出具有召喚力的情節。依托本族文化，即讀者能夠共同進入的文化，加上現實經驗的細微投射，使得小說的可讀性更強，更有意義。懸念、驚險、學科知識性，這成為當下本土文化懸疑的風格特色。在我國讀者與創作者這些受眾的主動性推動下，《密碼》漢譯小說給我國的懸疑小說帶來新的特質，改變了原有創作規范與概念，形成了“文化懸疑”的子系統類別，成為可讀性與文化品位相當成功的文學形式。

二、對漢語懸疑小說地位的影響

置之于社會系統下，翻譯成為一個與社會系統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的子系統。７０年代以來的系統理論從動態、歷史的角度研究翻譯與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影響。佐哈爾提出的多元系統論認為文學“多元系統”是分層級的。重視翻譯文學在文學系統中的作用，認為系統的狀態決定特定的翻譯或翻譯模式在文化系統中發揮者的作用。總結出一定社會條件下翻譯文學可以占據中心位置，并成為文學多元系統中“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部分”，即翻譯活動參與創造譯入語文學中新的一級模式［３］。本文所討論的小說《密碼》的漢譯對漢語文學系統的震撼不僅僅在于豐富了懸疑類型小說的樣態，還在于它帶來的懸疑熱潮，使懸疑主題構成我國外域圖書引進翻譯的重要部分，使本土懸疑作品的創作與閱讀大行其道。除《密碼》外，作者丹•布朗的之前以及之后的幾本同類型懸疑作品也被爭相引進，且本本被中國讀者熱捧。一些與《密碼》相關的解碼類書籍也一時間成為各家出版社翻譯出版的寵兒，甚至可以說之后的兩三年里出版界形成了一種“達•芬奇密碼”現象。近幾年我國懸疑小說興起可追溯至《密碼》引入中國圖書市場的那一年。２００４年，《萌芽》雜志增刊因連載蔡駿的心理懸疑小說《地獄的第１９層》，發行量驟增十幾萬份，蔡駿的其他懸疑小說，如《病毒》、《荒村公寓》、《荒村歸來》等幾乎本本叫好。２００５年初，懸疑小說《碎臉》首印超過５萬冊，其網絡點擊量短短數周逾百萬。２００５年９月，《枯葉蝶》被出版界譽為“東方《達•芬奇密碼》”，《維摩詰密碼》則被出版界譽為“中國的《達•芬奇密碼》”。銷售量最為驚人的《鬼吹燈》和《藏地密碼》，都成為當年本土原創暢銷小說。２００６年是中國出版界引進國外懸疑小說最多的一年；在國內最暢銷的５本外國小說中，有四本是懸疑小說。２００７懸疑潮流方興未艾，我國銷量最高的外國小說仍然是《密碼》。懸疑類原創漢語小說新作頻繁問世，同引進國外懸疑小說一起屢登各大書店的銷售排行榜前列。２０１０年，丹•布朗最新小說《失落的密符》榮登暢銷榜首，又帶動《密碼》系列小說再度熱銷，使懸疑這一文學流派繼續流光溢彩。在多元化的閱讀領域，懸疑作品以鮮明的特色，在文學類圖書中異軍突起。《密碼》的熱銷，引發了中國懸疑小說的閱讀和創作風潮，使其之后的連續幾年“不折不扣地成為了中國圖書的懸疑年”［４］。佐哈爾的多元系統理論認為翻譯文學在某種文學樣態正處于“年輕”創立階段或者處于真空的時候占據主要位置。暢銷的翻譯文學作品，能夠最大化地向譯入語讀者群輸入異質文化的新鮮血液，影響或改變譯入語文學創作模式以及部分文學類型在系統中的地位，引導推動新的文學發展模式。文化懸疑小說滿足現代讀者對娛樂性及知識性的渴求，預言了精英小說與通俗小說逐漸合流的趨勢［５］。這些特點幫助本土作家在創作上有了飛躍，促成該小說樣態的興起。懸疑小說在文學大系統中的地位得以空前提高的同時，越來越多的專家研究通俗小說，對之進行描述、闡釋，明顯帶有濃厚的“邊緣”挑戰“中心”的意味［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