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的突出特征

1999年，我國65歲以上老齡人口占比達到6.96%，進入國際標準定義的老齡化社會。據2010年11月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我國人口老齡化有如下幾個特點：

1．老年人口基數大

我國約1370536875人口中，60歲及以上人口數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8831709人，占8.87%。近1.8億的老年人口，這一數字僅低于中、印、美等五國的國家人口數。

2．老齡化、高齡化速度快、延續時間長

據查瑞傳等（1996）的研究，建國以來我國人口數經歷了一個從分布均勻的緩慢增長，到加速增長、急驟減少、補償回升、長期膨脹、大力人為控制、繼而減速增長，逐趨靜止的變化過程。總和生育率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不斷增長一直延續到70年代中期，而后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嚴格控制而下降，整體呈倒U型分布。2010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相比2000年上升2.9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個百分點。由于5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人口開始逐年進入退休期，如果國家生育政策保持現狀，人口老齡化現象至少在未來20年將迅速而持續地加重，一直到總和生育率開始降低的70年代后期出生人口進入退休期時才可能逐步緩解。同時由于死亡率的持續降低，人口高齡化的現象也日趨嚴重。據蕭振禹（2001）測算，從2001～2050年高齡老人(80歲及以上人口,下同)將以年均4.6%的速度增加，分別是60歲以上老年人口(2.5%)和總人口(0.4%)增長速度的2倍和11倍；人數將從0.13億增加到1億以上，占老年人口的比重由9%上升到25%。

3．空巢化現象嚴重

陳傳書（2009）估計，“中國城鄉空巢老人數量增長迅速，很多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的比例已超過50%。……1987年，在老人的家庭中，“空巢家庭”所占比例只有16.7%，而2000年上升到26%，預計到2030年，這一比例將達到90%”。據第六次普查數據，我國居住地與戶口登記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高達261386075人，較2000年提高了81.03%。這部分流動人口大多處于勞動年齡，保守估計空巢老人的總量也是千萬數量級的。空巢現象在經濟不發達地區的農村尤為嚴重，安徽省阜陽市胡廟“27個村民組，5380多人中，外出務工者占了一半多，留下的都是老人。”

二、我國應對老齡化社會的特殊困難

1．未富先老

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人均年收入一般是5000～10000美元，但我國1999年進入老齡化社會時才1000多美元。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4萬元，仍未達到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的最低收入水平；農村的情況則更為嚴重，人均純收入僅為3254.9元。城鎮與農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分別為35.7和41.1。未富先老，使家庭對老年人的贍養能力，特別是對高齡、全部或部分喪失自理能力的老年人的贍養能力十分有限，需要政府與社會力量的介入。2010年，中央財政支出中養老保障支出10554.9億元，占中央財政收入的12.71%。當年離退休人員的參保人數僅為6305萬人次，分攤到人均為每年16740元。若維持這一人均的保障支出水平，將其覆蓋面擴大到當年近1.78億的60歲以上老年人口，則需支出近29797.2億元，占當年全國財政收入的35.86%。

2．經濟發展不均衡

城鄉二元經濟與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是我國的基本國情。我國農村經濟基礎薄弱，加之建國后優先發展城市，優先發展重工業，實行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政策，農村發展長期遠落后于城市。2010年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僅為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7.03%，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在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政策拉動效應消失之后一直沒有超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表現為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落后于東部沿海地區，2010年我國西部地區城鎮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5806.49元，僅為最高的東部地區23272.83元的67.72%，而西部農村地區的年人均純收入僅為4417.94元，僅為東部城鎮的18.98%。2010年我國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674149546人，占50.32%，同2000年相比，城鎮人口比重上升13.46個百分點。城鎮人口比重的增長來源于兩方面的力量：一是城鎮化建設，二是農村向城鎮的人口遷移。城鎮人口的持續增加從另一側面形成了我國目前主要覆蓋城鎮的養老保障體系的支出壓力。從長遠來看，“共同富裕”要求彌合城鄉差別，均衡中東西部的經濟發展水平。基于社會正義，全國統籌也是我國社會化養老保障的發展方向。城鄉差別與區域差別的客觀存在，意味著目前集中于經濟發達地區城鎮的養老保障給付不僅需要應對老齡化的沖擊，還面對著巨大的擴面壓力。

3．歷史遺留問題

新中國成立之后，延續了民國政府部分退休制度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區別所有制的社會化養老保障制度。該制度在文革期間遭受重大破壞，其負面影響一直延續至今。1969年財政部規定國營企業一律停止計提勞動保險金，退休工資等支出計入企業當年營業外支出。這一規定形成了計劃經濟時期我國養老保障制度的幾個重要特征：①單位負責養老，退休人員離崗不離單位，由單位支付其退休金直至死亡；②現收現付制，退休員工工資來源于當年企業的運營收益，沒有養老基金的積累；③高替代率，由于退休金是唯一生活來源，除了提高替代率外無法找到保障退休人員生活水平的其他辦法，在養老保障社會化改革之前平均替代率竟高達85%。計劃經濟時期的單位負責、各自封閉的養老保障制度不具可持續性，許多單位因為退休人員數量眾多而不堪重負，需要財政補助。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推進市場經濟改革，企業作為獨立的經濟主體自負盈虧。長期虧損的企業面臨關停并轉的命運，這從根本上瓦解了單位養老保障的基礎。但是，由于舊制度下既無養老基金的積累也無充分的個人積累，新制度的建設既要做好單位保障向社會化保障制度的過渡，保護舊制度下退休與已經工作多年職工的權益，又要實現養老金籌資從現收現付制向部分積累制的轉換，為新制度下繳納養老保險的在職勞動力將來的退休設立“做實的個人賬戶”基金。這一雙重壓力使得新制度建設初期就背負了沉重的歷史債務。在新制度運行的初期，由于社會統籌部分籌集的資金無法滿足當期退休人員養老金支出的需要，只能“借用”個人賬戶的資金，個人賬戶空賬運營，缺口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速越拉越大。1997年全國有5個地區養老保險基金收不抵支；1999年擴大到25個，缺口150億元；2010年底，中國個人賬戶記賬額1.9萬億元，其中做實賬戶僅2039億元，缺口1.7萬億元。世界銀行公布的一份報告中更預期，“如按照目前的制度及模式，2001～2075年間，中國養老保險的收支缺口將高達9.15萬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