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好漢上了梁山之后，他們在社會中充當了什么角色，亦即他們的立身行事，是評價梁山聚義性質(zhì)的重要依據(jù)。他們是如傳統(tǒng)評價中所謂的頂天立地，光明磊落，還是如普遍認識的劫富濟貧，救困扶危，怎樣評價，不能順大流，想當然，而應根據(jù)文本所描述的細節(jié)去考慮，因為，只有細節(jié)最真實，也只有細節(jié)才最能體現(xiàn)人物的性格特征。人們常說，有諸內(nèi)必形諸外，最能反映人物內(nèi)心世界的莫過于人物自己的言行。所以，要評價梁山好漢的性格特征，就必考察他們的立身行事。誠然，《水滸傳》是一部優(yōu)秀的長篇小說，亦如金圣嘆所云:“《水滸傳》寫一百八個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若別一部書，任他寫一千個人，也是一樣，便只寫二個人，也只是一樣。”的確，《水滸傳》中百八個好漢，各有自己的個性特征，這也正是現(xiàn)實主義塑造典型人物的根本要求。但是，百八個人，又有著這個集團的共性，對于梁山好漢立身行事的共性，我們可以歸納為以下六個方面:

一、劫富不濟貧

歷來，傳統(tǒng)的民間提倡江湖義士的道德標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劫富濟貧，因為富者不仁，貧者凄苦，俠士通過自己的能力，劫多余而補不足，實在是濟困扶危、替天行道的義舉。梁山好漢劫富，這一點是大家公認的。但問題是，梁山只劫富，決不濟貧，這樣，梁山劫富的正義性質(zhì)則很值得懷疑與否定。在《水滸傳》中，梁山不知劫了多少富戶，獲得了巨額財富，最有代表性的是“智取生辰綱”、“三打祝家莊”和“攻破曾頭市”;此外，攻入高唐州大名府等城郡，都獲得了大量的金銀財寶。這些不義之財，宋江從未施濟窮人，都是“把應有家私并府庫財帛，倉廩根末，盡數(shù)裝截上山。”(第五十四回)打下大名府，“便把大名府庫藏打開，應有金銀寶物，緞匹綾錦，都裝載上車子”，悉數(shù)運上了梁山。(第六十七回)在整個《水滸傳》中，只有二處描寫了宋江濟民之舉，一次是攻下祝家莊，宋江感謝鐘離老人等人的幫助，賞了他一包金帛，并“各家賜糧米一擔。”(第五十四回)另一次就是攻下大名府，“又開倉廩，將糧米救濟滿城百姓。”但要注意的是，祝家莊中給每戶糧米一擔，是因為鐘離老人的緣故，石秀、楊林去祝家莊探路，在酒莊見到了鐘離老人，在他的指示下，才全部了解其院路的走法，即見白楊樹即轉(zhuǎn)彎，否則是死路一條。宋江攻下祝家莊，沒有鐘離老人的幫助是絕對不行的。而且也僅僅是一石。宋江公開對鐘離老人說:“不是你這個老人的面上有恩，把你這個村坊盡數(shù)洗蕩了，不留一家。因為你一家為善，以此繞了你這一境村坊人民。”這般語言，其殺氣騰騰，真令人心驚膽顫。剩余的糧草，亦是“盡數(shù)裝載上車，”運回了山寨(第五十回)。打下大名府，也?l濟了百姓，只是因為路途太遠，而梁中書幾家金銀珠寶太多，加上糧米，根本無法全部運走，所以?l濟了部分糧米，就是糧米，也并未全部接濟百姓，盡梁山運輸之力，“余者亦裝載上車，將回梁山泊倉用。”如果說，梁山兵馬甚多，平日開支浩繁，這些金銀珠寶，要搬上山作日常用度，似有情可原。那么，我們再看看晁蓋智取生辰綱。首先，作為智取生辰綱的首領，晁蓋實在是個有錢的財主，就是吳用、公孫勝，也并非窮苦人家。即就三阮兄弟，也是成天喝酒賭博，似乎也并非一文不名。奪取生辰綱，全不是生活所迫，更不是劫富濟貧。目的是什么，劉唐認為是不義之財，是天送給的“一套富貴”。(第十四回)阮小七說是“一世的指望，今日還了愿心。”(第十五回)公孫勝道:“今有十萬貫金銀珠寶，要送與保正，做見面禮。”(第十五回)劫得了生辰綱后，這么一大筆橫產(chǎn)，晁蓋幾人便分了，沒有去接濟任何窮人一分錢，十一擔金銀珠寶全部據(jù)為己有。所以，等到白勝招供，宋江報信，吳用決計投靠梁山，晁蓋擔心梁山不肯收留，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伙。”(可就是有第十八回)金銀之多，恐怕是一輩子也花不完的，可就是有這么多錢財，他們也不肯救濟貧困。所以說，梁山好漢們劫富，卻從不濟貧。劫來錢財，卻都是供他們“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如是而已。

二、仗義不問由

梁山好漢仗義，這是眾所公認的，惟其仗義，才能混跡江湖。梁山的頭領們，常以自己仗義而自豪，而江湖上的大小名望，也主要是因為仗義而生，宋江晁蓋于江湖上聲名遠播，惟一“義”字耳。劉唐獲知生辰綱之事，首先想到的便是去投奔從未謀面的晁保正，認為他是“義士”，可以相托大事。而宋江更是被江湖稱作“及時雨”，但有人來投奔他，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谷)，終日追賠，并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視金似土。人向他求錢物，亦不推托，只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困(第十八回)，魯智深之救林沖，武都頭之幫施恩，無一不是在仗義行俠。但是，諸好漢仗義之舉，卻有著太多不合情理的地方，最主要的是體現(xiàn)在“仗義不問由”上。所謂仗義不問由，是一味仗義，而不問該“義”的道德價值。比如，魯達救林沖，那是應該的仗義。林沖之悲劇，全由高俅那廝無端陷害，如不是魯智深心細膽大，豪俠重義，林沖必冤死于董超、薛霸的棒棍之下。魯達之舉，確是義薄云天，感人肺腑。同樣是英雄，武松的仗義則完全不一樣，如論人格魅力，梁山百八人中，最能稱得上英雄的，武松當列其冠。

他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也是一個言行一致的大丈夫，行事光明，胸襟磊落，坦蕩忠誠，不存芥蒂。就是這樣一位真丈夫，真英雄，其仗義之舉，卻也是有著太多的不合理。武松為兄報仇，殺了奸夫淫婦，投案自首，東京府陳府尹是一個“聰察的官，”只將武松“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的孟州城牢。到了孟州，先是免去了太祖?zhèn)飨聛淼囊话贇⑼簦儆质怯腥苏写匀夂染疲丛梵黝^，然后還被安排住到一個雅致的去處，好酒好食，殷勤周到。這一切，其實全是施恩所為，施恩為什么對這個囚徒格外關照呢，目的只一個，這是一位打虎的好漢，利用他去奪回被蔣門神強占的快活林。按說施恩與蔣門神的爭斗，完全是沒有正義與非正義的區(qū)別，二人的利益之爭，完全是江湖上的黑吃黑。施恩利用自己職務之便，在快活林經(jīng)營牟利，因為地處交通要沖，“但是山東，河北客商們，都來那里做買賣。”來往客商多，所以竟有“百十處大客店”，施恩手中有權，重要的是他“借著營里有八九十個棄命囚徒”，去那里開著一個酒肉店，收取保護費，就是連“過路妓女之人，到那里來時，先要參見小弟，然后許他趁食。”更不要說那許多賭坊了，完全是一個快活林霸主。然而，官營內(nèi)新上任的張團練，職務在施恩之上，怎么能容忍他一個人吃獨食呢?于是，他從東潞州帶來的蔣門神強行搶奪了快活林。蔣的后臺是張團練，“那一班兒正軍”，施恩的幾十個亡命囚徒也非對手，“無窮之恨不能報得。久聞兄長是個大丈夫，不在蔣門神之下，怎地得能與小弟出這無窮之怨氣，死而瞑目。”幾頓酒食，幾句美言，于是乎，武松便上路去，一個“玉環(huán)步，鴛鴦腿”，打得蔣門神只求饒命，最后約法三章，重新為施恩奪回了快活林。小說寫快活林一節(jié)，有四句詩曰:“奪人道路人還奪，義氣多時利亦多。快活林中重快活，惡人自有惡人磨。”實在是中肯之至。假如蔣門神沒有張都監(jiān)的后臺可依，也有施恩的小聰明，于武松刺配的路上，就一一款待，百般周到，那么，挨打的絕對是施恩了，這是必然的事實。武松醉打蔣門神，實在沒有任何正義與非正義的判斷，只是感其關照而已。作為英雄，仗義行俠，是應該問個來龍去脈，判斷個是非曲直，這樣，才不至于擾亂了法度，混淆了是非。仗義最根本的原則，就是要仗其正義，否則，就走向了反面。從各個方面去衡量，除了力氣相差懸殊之外，立身行事，品行操守，施恩與蔣門神沒有太多的差異。快活林里好掙錢，誰都貪想在那里發(fā)財，為何只有施恩一人霸守，完全可以肯定，在此之前，施恩亦如蔣門神般，強占了若干個“小施恩”的地盤，憑手中權力，更憑那“管營內(nèi)八九十個弄命的囚徒”，一路打殺過去，誰敢抵擋，所以，快活林便姓施了。又假如，施恩如果沒有蔣門神強占了他的地盤，他會如此看重武松，巴結武松嗎?說不定，他與張團練會聯(lián)合起來，“飛云浦”便結果了武松性命。于此，又想到第七十四回寫，“李逵壽張喬坐衙”，李逵判案，恐怕比貪官還可怕，被告罵了原告，原告打了被告，案情情由，原被告供認不諱，在這里李大爺怎個斷法:“這個打了人的是好漢，先放了他去。這個不長進的，怎的吃人打了，與我枷號在衙門并示眾。”這就是李逵的強盜邏輯。照他的形式標準，世界上的弱者都得枷號示眾，打人者受獎，挨打者受罰，這樣的仗義絕對是百姓的災難!《水滸傳》中，李逵的革命綱領是“殺上東京，奪了鳥位，晁蓋哥哥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做小宋皇帝。”如此革命理想，不實現(xiàn)也罷。如真?zhèn)€能夠成為現(xiàn)實，那個新朝廷一定會比徽宗昏聵、高俅奸佞更要壞得多。比起《西游記》悟空的革命理想:“皇帝輪流做，明日到我家”，真不能以道里計。悟空的革命綱領，多少有些民主主義的萌芽，而李逵的革命綱領，則是歷史的倒退，是徹底的無政府主義的流民意識。以這樣的思想意識去行俠仗義，自然含有許多不義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