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自古偏居一隅，文化相對落后。但從明初開始，以孫?為代表的“南園五先生”(另四人為王佐、趙介、黃哲、李德，又稱“南園五子”)在廣州南園結社唱和，開創嶺南詩派，一躍而成為當時國中五大地域流派之一①［1］，對嶺南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是建立起了嶺南文學發展的自信。歐大任在《潘光祿集序》里甚至說“嶺南五子”“軼視吳中四杰遠甚”。其次是確立了嶺南文學的傳統①［2］。

嶺南后世稍有影響的文學團體，多集于南園，如明中葉歐大任等5人重修南園詩社，明末陳子壯、黎遂球等12人復集南園詩社，清末梁鼎芬、黃節等8人重開南園后社，上述諸家皆為一代翹楚;且每以“南園后五先生”(歐大任、梁有譽、黎民表、吳旦、李時行，梁有譽還是明代復古派的“后七子”之一)、“南園十二子”(陳子壯等12人)、“南園今五子”(李?病⑿莧笸?⒃?Ｓ薄⒂嘈囊弧①∩苠?等相稱，以示文脈相承。嶺南文學，自此漸由附庸蔚為大國，如康熙時主盟詩壇的王士禎說:“東粵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嶺海，不為中原、江左習氣熏染，故尚存古風耳。”［3］當代文史大家謝國禎也說:“廣東地方雖然僻遠，但文化極為昌明。在崇禎間，陳子壯、黎遂球、陳邦彥、歐必元等人，以文章聲氣與江南復社相應和。”［4］探溯這一光輝的文學傳統，我們發現與宋濂甚有淵源，并可以由此進一步探討嶺南文學與江南文學的淵源。

一、何真及部將高彬與宋濂

先從四庫全書《廣東通志》卷六十《藝文》中的一篇宋濂的佚文《何氏義田遺訓記》②［5］1639說起。

文說:何公名真，字邦佐，世居廣之東莞，至公始遷惠州。初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洪武庚戌，移山東行省。越七年，以老致其政。初公追思顯榮之盛，由于先世，既于東莞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祀群祖，復與弟迪謀悉以其先所遺田捐入以祭其禰祖。公猶未愜于心，乃以惠州城西之私第為義祠，并有所私之田百余頃為義田，世俾宗子主祀事。恐族人不知學也，有塾以教之;恐族人不能立也，有粟帛以賑給之，嫁娶葬祭有以助之，疾病疲癃有以養之;懼其久而或失其意也，為書以訓之，俾嗣弗壞，而來請記于余。……何真是廣東人，從出生到成長及至后來割據一方，均在廣東。洪武元年(1368年)，嶺南“和平解放”，何真率部歸順明朝。這無論于朱元璋擬或嶺南地區，都是一件具有豐碑意義的大事。揆諸當時的形勢，朱元璋雖然征服了長江流域的陳友諒、張士誠和方國珍，但元王朝實力尚存，如其軍師劉基所言:“王保保未可輕也。”整個西南邊陲當時也尚在元室手里，所以黃佐說:“方是時，操斛揚?之夫，甫統烏合之眾，即稱帝稱王，蓋不特張、陳而已。使其為尉佗之業，夫誰能禁之?”［6］《明史•何真傳》也說:“時中原大亂，嶺表隔絕，有勸真效尉佗故事者。”這一點，朱元璋在何真歸順之后的褒贈之詞中也說:“朕惟古之豪杰，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竇融、李?拗?簦?當?菹眨?橇⑷盒奐洌?欽嬤韃磺?

此漢、唐名臣，于今未見。爾真連數郡之眾，乃不煩一兵，保境來歸，雖竇、李奚讓焉。”(《明史•何真傳》，四庫全書本)這等于是間接地予以承認了。所以，朱元璋雖派廖永忠大兵壓境，但何真是以逸待勞，無論勝負如何，至少是雙方都會付出慘重代價。

這樣一來，朱元璋統一全國的時間將被大大延滯。

更令人不愿看到的是，整個江南與嶺南的老百姓，將為這場戰事付出沉重的代價，后果難以估量。

何真的可貴和不俗之處在于，他并不是一個簡單的赳赳武將。《明史•何真傳》說他“尤喜儒術，讀書綴文”。他稍有勢力時，即開府辟士，與文人儒士交往，明初嶺南詩派的五大家孫?、王佐、趙介、李德、黃哲皆受禮遇。而這些文人儒士，從文學發展以及儒家的民本立場出發，是反對戰爭主張和平的。

何真審時度勢歸順朱元璋，就頗受這些士人的影響。

據《明史•孫?傳》，其歸順朱元璋的降表，“曲盡誠款”，即孫?所擬。前此明人黃佐在《廣州人物傳》中對此大加贊揚:“(廖)永忠不戮一人而南海帖然者，?之力也。”［7］

何真所帶來的和平，對于嶺南文學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南園五子的交往及嶺南詩派的形成與其有相當關系;其次，避免了戰亂，為廣東文學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如黃佐所言“元末大亂，豪杰云起，鋒鏑連海嶠，血肉渥草莽，獨我南海，賴何真保障，得以奠枕無虞，其功偉矣”;第三，客觀上促成了嶺南地區長期由地方豪強向士紳治理的歷史轉折，為嶺南文學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8］

還要指出的是，何真歸順以后，并未居功自傲，而是“始終一心”。正如他在詩中所言:“鼎沸圖存僅十年，平生忠義在安邊。英雄不學萬人敵，方寸長懸五尺天。宣布曾分南國政，賢勞敢詠北山篇。真心獨有松堪比，臣節惟應老更堅。”［9］他的這種堅定的心志，與孫?等昔日同鄉幕僚的態度是分不開的。他任山東行省參政時，孫?就投詩勸勉:“皇風來播南陲日，開府兼持將相權。千里分封鸞誥下，三珠耀日虎符懸。長憐野日違清顧，且喜恩光照暮年。勛業已成頭半白，蔣陵佳氣麗中天。//君侯昔在東藩時，英風遠略人共知。帳前鐵騎金鎖甲，腰下寶?珊瑚枝。將相兼權未足貴，身名兩存今始奇。便可臨風搔白首，對酒且賦歸來詞。”(《西庵集》卷五，四庫全書本)因此，朱元璋對他是放心的、滿意的，“未聞微譴加焉”，一直讓其擔任山東、山西、浙江、湖廣等處參知政事或布政使等鎮守方面的重要職務，致仕后還封其為東莞伯，并“予世券”。正如時人所說，在明初朱元璋雄猜好殺、大肆屠戮功臣的背景下，“其生榮死哀，誠非一時諸臣所可幾而及也”［6］。由于他的善終，使得與其過從甚密乃至依附其下的嶺南五子，未曾牽連受禍，這客觀上有助于嶺南文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