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大陸學界部分人士不遺余力地在鼓吹“民國文學”這個概念，并試圖用它取代久已使用且已約定束成的“現代文學”這一概念。鼓吹“民國文學”較早的張福貴就明確聲稱:“‘現代文學’的稱謂必然被取消而最終被定名為‘民國文學’。這是一種不言自明的未來事實。”［1］

另外一些學者也在“民國文學”的影響或刺激下提出了現代文學的“民國史視角”、“民國機制”等說法，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或“共和國文學”的概念也得到主張或強調。

“民國文學”當然不是“民國時期的文學”之簡稱那么簡單，也決不可能“只是一個時間性命名”，“是中性的”［2］。從它被正兒八經地當做一個概念提出和鼓吹，就可看出其背后帶有某種“意味”。這種意味當然主要不是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而主要是“文學意識形態”或“學術意識形態”方面的，如“民國文學”說對“現代文學”及其中的“現代”等價值性概念的攻擊，“民國文學”、“民國史視角”、“民國機制”等概念對民國的國體和政體之于文學的影響力的不切實際的夸大，以及它們所主張的文學史分期標準和界限中所蘊含的歷史觀與文學史觀方面的問題。放在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學術發展的大背景下看，這些問題顯然是非常重要且必須加以厘清和辨正的，否則會有擾亂學界耳目，制造新的學術泡沫之虞。

一、關于“現代文學”中的“現代”問題

“民國文學”的主張據說主要是源于對“現代文學”這個既有概念的政治意識形態內涵和狹隘所指的不滿，是試圖還歷史上的文學以豐富多元的本來面目，并拓展學術研究的對象和領域。在趙步陽等人眼中，“‘現代文學’這一概念，其內涵與外延一直以來都有某種局限性和不確定性，其包容性也不夠”［3］。張福貴認為，“現代文學”這個概念在過去強調的是政治意識形態標準，或者過分突出了“現代化”、“現代性”、“新”這樣的價值或意義標準，從而具有了較多的排他性，呈現出“意義的單一性與判斷的先驗性”特征;而“民國文學”作為中性的命名，不限定任何的意義評價，所以具有內涵的多元性和邊界的開放性，可以將更多的文學對象納入研究范疇。［4］

王學東也認為，在過去的文學研究實踐中，“現代”與主流政治意識形態“糾纏和扭結”在一起，“使現代價值以政治判斷為尺度和歸宿”，導致文學史視野的狹隘，因為“現代”無法容納和整合國民黨文藝以及言情、偵探、武俠等舊通俗文學、舊體詩詞等對象。［5］

這些針對“現代文學”的說法并不是毫無根據，但也只是部分的事實。

就“中國現代文學”這個概念而言，它在早期(20世紀50—70年代)是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論作為依據的，是專指發端于1919年的“五四”運動而終結于1949年的新中國成立這期間的具有“革命”、“進步”等政治屬性的“新文學”。這樣的“現代文學”確實是狹隘的與政治化的，但這一時期的“現代”除了上述政治內涵，也還是一個相對于古代、近代而言的時間概念。就時間維度而言，“現代文學”這個概念也是有生命力的。到20世紀80年代，“現代”中原有的政治意識形態意味逐漸消散，代之而起的是“現代化”這樣的社會學意義上的概念。“現代化”的提出強調的是現代文學之于古代文學的變革及發生、發展的“世界性”背景，強調的是現代文學與中國現代社會發展的同步性，這是基本符合歷史事實的。這樣的意義上的“現代文學”當然超越了狹隘的政治意識形態，所指對象更為廣博，所以它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等概念以及《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1987)等文學史著的主要價值視角。緊隨“現代化”之后，兼具社會學與美學雙重意義的“現代性”這一概念也從西方傳入中國大陸學界，并日益得到普及性使用。可以說，自“現代文學”概念產生以來，其“現代”就有兩個方面的所指，一方面是指時間，另一方面則是指性質、價值評價等。就后一概念維度而言，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現代化”、“現代性”等概念早已脫離了政治意識形態的語境，而且學界在使用它們時往往也賦予較為寬泛的涵義，讓它們頗有用武之地。而且，隨著學術的進展，學界也越來越淡化“現代文學”概念的性質維度，而強化其時間維度。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等人在其《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版)》(1998)一書的《序言》中就著重強調“‘現代文學’僅是一個時間概念”，即使談到其性質時，也只作了“用現代文學語言與文學形式，表達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心理”這樣籠統的界定，表明他們并不想被“現代化”、“現代性”這些概念束縛住視野和手腳。所以他們花了較多的篇幅談論武俠小說、通俗文學等過去曾被視為“舊文學”的內容。自此以后，許多中國現代文學的史著與教材也都給予舊派文學、通俗文學以相當的篇幅。上述事實充分表明學界已在自覺突破狹隘的“現代”性質的框限，盡量拓展現代文學研究的領地和范圍。在這樣的背景下，某些論者還以“現代文學”曾經有過的狹隘性作靶子，借此托出“民國文學”概念，已屬時代錯位，并無多少積極意義了。而且可以預計，無論怎樣鼓吹“民國文學”，它也不可能取代早已成為使用傳統的“中國現代文學”這個概念。

尤其需要分辯的是“民國文學”鼓吹者們對“現代”這個價值概念的攻擊和否定。有人放言:“必須走出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魅惑，為‘現代’去魅是當下文學史書寫極為迫切的問題。揚棄‘現代文學’，正是為現代文學尋找新的增值點。”［6］似乎不打倒“現代”，就無法推進文學史研究和書寫了。問題的要害是，“現代化”、“現代性”等價值概念對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學術的發展而言究竟有無價值?其實即便是這位“現代”的祛魅者也不得不承認，“現代”概念及其主導的現代文學體制體現的是與國際學術發展接軌同行的必然，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現代”論域對中國文學研究具有巨大的整合力和滲透力。所以，90年代以來，用現代性來界定現代文學，已經成為認可程度相當大的學界共識。而且，“現代”、“現代化”、“現代性”等并不只是學術性話語，也是歷史事實，晚清以來中國先被動卷入然后又主動參與世界的現代化進程，這一社會發展進程也反映在了同一時期的文學之中。既然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離不開世界性的現代化潮流與背景，我們又有什么理由質疑和否定蘊含“現代化”、“現代性”之類含義的“現代文學”這個命名呢?我們為什么要輕易拋棄這樣一些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并做出過巨大的歷史貢獻的概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