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何以被遮蔽

　　摘要： 晚近以來， 隨著西方經濟學深度嵌入我國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之中， 唯物史觀的方法論地位已然面臨著諸多挑戰。不從唯物史觀去認識市場經濟，不從 “存在決定意識” 的邏輯去把握功利主義和拜金主義，才是導致對市場經濟 “劍走偏鋒” 的認識論根源; 用抽象的 “公平” “正義” 和 “道義” 來把握分配關系，這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分配觀， 不如說是庸俗經濟學的分配觀。不能撇開 “勞資雙方的矛盾” 來剖析 “社會排斥” 和 “數字窮人”， 只有最終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才是解決智能社會 “新異化” 問題的根本路徑。 馬克思不會把生產力從生產關系中剝離出來單獨研究，生產力的發展動力以及技術創新只能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中得到說明，作為人類社會存在的 “第一個歷史活動”， 實踐范疇科學地揭示了生產力發展的內在機制。如果說《資本論》 的研究結論僅僅是靠抽象思辨演繹出來的， 那么， 唯物史觀的 “唯物” 性質在 《資本論》中也就無從立足了。

　　本文源自趙磊; 趙曉磊， 江漢論壇 發表時間：2021-07-10

　　關鍵詞： 唯物史觀; 《資本論》 研究方法; 市場經濟; 生產力; 生產關系

　　如何應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來分析經濟問題并把握經濟理論， 即使在馬克思主義學界也存在著重大分歧。其中有三個理論分歧亟待澄清：其一， 分析市場經濟應當堅持唯物史觀還是唯心史觀? 其二， 為什么 “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 其三， 《資本論》 的研究方法是演繹法還是歸納法? 分歧和爭論是推動學術發展的力量，若不澄清并祛除由于分歧所導致的對唯物史觀的遮蔽， 那么， 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努力就只能是南轅北轍了。

　　一、 唯物史觀抑或唯心史觀

　　列寧指出： “自從 《資本論》 問世以來，唯物主義歷史觀已經不是假設，而是科學地證明了的原理。” ① 換言之， 唯物史觀不僅是指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而且還通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工作以及社會實踐，唯物史觀的理論邏輯得到了科學檢驗。 檢驗唯物史觀的偉大成果， 就是 《資本論》。 遺憾的是， 在運用唯物史觀來把握經濟實踐和經濟理論時，有不少學者展開的 “馬克思主義分析” 與 “存在決定意識” 的邏輯卻并不一致。 我們注意到， 這種 “不一致” 在當下學界已然成為普遍現象。

　　(一) 對市場經濟的分析

　　在談到 “把握經濟學” 的方法論時， 韓慶祥先生說： “以往， 一些人著重于從經濟學角度認識和理解市場經濟，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追求經濟利益和利潤最大化，因而， 往往把 ‘利益’ 看作市場經濟之 ‘道’。 對市場經濟的這種認識和理解是產生功利主義、 拜金主義的認識論根源，也是實踐上使市場經濟 ‘劍走偏鋒’ 的認識論根源。” ② 我們認為，韓先生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對市場經濟的認識是否會出現 “劍走偏鋒”， 其原因并不在于人們的認識是否 “著重于從經濟學角度”， 而是在于 “經濟學角度” 所秉持的究竟是什么方法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是基于唯物辯證法的唯物史觀③，唯物史觀之所以 “唯物”， 就在于它是從社會存在(生產方式和經濟基礎) 的角度去把握市場經濟的生產目的。 馬克思說： “生產剩余價值或賺錢， 是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 ④ 市場經濟以 “追求利潤最大化” 為目的，這并非市場經濟在實踐中出現了 “劍走偏鋒”， 而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功利主義和拜金主義 (拜物教) 的產生， 其認識論根源不是人們誤解了市場經濟的生產目的，而是市場經濟的生產目的在人們意識中的必然反映而已。至于如何正確引導、依法管控資本的逐利本性， 那是另一個問題。 倘若不從唯物史觀視角去認識市場經濟， 不從 “存在決定意識” 的邏輯去把握功利主義、 拜金主義產生的原因， 那才會導致對市場經濟 “劍走偏鋒” 的誤讀。

　　由于遮蔽了 “存在決定意識” 這個唯物史觀的基本邏輯， 所以韓先生極力主張從 “哲學層面”，即基于 “理性自覺” 去理解 “市場經濟之道”， 他說 ： “其實， ‘利 益 ’ 并 非 市 場 經 濟 的 真 正 之 ‘道’。 要真正認識和理解市場經濟之 ‘道’， 必須進入哲學層次。 如果從哲學層次來認識和理解市場經濟之 ‘道’， 那么， 市場經濟就是追求 ‘利益— 能力—理性—自立’ 四者的有機統一……。 我們要追問： 獲取經濟利益 ‘合法性’ 或 ‘合理性’ 的根據是什么? ……我們再進一步追問： 怎樣才能保證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最大限度地發揮其能力? 就必須有一種能體現公平正義的制度安排， ……這種制度安排， 必須基于人的理性的高度自覺，此可謂 ‘理性最大化’; 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在體現公平正義的制度安排中最大限度地發揮其能力，作出相應的業績或貢獻，從而獲取經濟利益和經濟利潤的最大化， 此可謂 ‘自立的最大化’”。 ⑤

　　不難看出， 由于韓先生主張的 “哲學層面” 與唯物史觀的邏輯已經相距甚遠， 所以他力圖在市場經濟的 “社會存在” 之外、 在市場經濟的生產方式和經濟基礎之外去尋求抽象的 “理性最大化”。 從抽象的 “理性” 出發，韓先生進一步追問了分配制度中的公平： “分配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問題， 它涉及人的根本利益。 如果僅限于經濟學視閾的理解，分配自然首要指向的是經濟領域基于 ‘效率’ 的分配， ……這實際上就是經濟學家所講的第一次分配，它體現的是 ‘實然’ 意義上的基于 ‘市場’ 中的能力和業績的 ‘應得性’， 即比例對等或相對平等， 亦即哲學理念上的 ‘公平’。” ⑥ 超越經濟學的 “哲學理念上的公平”， 或許是一個令人向往的美好追求目標， 然而在唯物史觀看來， “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 ⑦; “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認為奴隸制度是公平的， 1789 年資產者的公平要求廢除封建制度，因為據說它不公平。” ⑧ 所以，從來就不存在超越社會經濟結構的 “公平”，所謂 “超越經濟學” 的 “哲學理念上的公平” 不過是一廂情愿的幻覺罷了。

　　針對市場經濟的貧富懸殊， 韓先生說： “政府要基于哲學理念上的 ‘正義’ 原則， ……對人們之間過大的收入差距進行合理調節……支撐這三次分配的 ‘哲學之道’ 或 ‘哲學理念’ 分別是 ‘公平’ ‘正義’ 和 ‘道義’， 三者共同構成哲學意義上的所謂整體性的 ‘分配結構’。” ⑨ 調節過大的收入差距，固然是市場經濟保持正常運行的題中之義， 但是，馬克思絕不會從抽象的 “公平” “正義” 和 “道義” 出發來演繹市場經濟的分配原則和分配結構。在 《哥達綱領批判》 中，馬克思無情地嘲諷了 “社會主義宗派分子” 力圖超越經濟關系的 “公平的” 分配觀： “難道資產者不是斷言今天的分配是 ‘公平的’ 嗎? 難道它事實上不是在現今的生產方式基礎上唯一 ‘公平的’ 分配嗎? 難道經濟關系是由法的概念來調節，而不是相反，從經濟關系中產生出法的關系嗎?” ⑩ 由此可見， 從抽象的 “正義” 理念來演繹市場經濟的分配原則， 這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分配觀， 不如說是庸俗經濟學的分配觀。

　　在談到 “資本” 這個范疇時， 韓先生強調 “我們所講的 ‘資本’， 從根本上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在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內運作， 被合理引導的、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揮積極作用的 ‘資本’， 而不是馬克思當年所批判的那種具有 ‘吃人本性’ 的 ‘資本’。” 其實， 韓先生的這個觀點并不新鮮。 早在 21 世紀初期， 胡培兆先生就撰文說： “在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中， 資本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有范疇和統治范疇，是剝削手段，吸血鬼。 今天資本范疇已經走出社會制度禁區被普遍使用， 它不過是發達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的一般范疇。 對資本家的理念也要轉變。 現代資本家是經營資本的專家，和各行各業一樣，是褒稱?，F在世界的財富， 主要是由資本家籌資、 投資和組織、 經營、 管理創造出來的。 沒有他們， 哪能有今天這么多企業和這么多的職工就業? 不能再一言以貶之： ‘剝削者’。”

　　在我們看來， 與胡培兆先生一樣， 韓慶祥先生也是在用道德標準評價資本家。 對此筆者已有專文討論。必須指出：用道德標準來評價資本以及資本家， 這與唯物史觀的邏輯背道而馳。 資本追不追求剩余價值， 存不存在剝削， 這只是在表述一個事實， 屬于事實判斷; 至于資本剝削是善還是惡、 是好還是壞， 則屬于道德評價范疇。 尤其要強調的是， 我們不能把資本的性質與資本的功能混為一談。即使要對資本作出道德評價，也應當與資本在既定發展階段的具體功能以及人們對這種功能的歷史評價有關， 并非如唯心史觀認為的那樣， 是出于抽象的 “公平和正義”。 馬克思在對待資本以及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的時候， 從來不主張， 也并沒有用道德評價去代替歷史分析。《資本論》 的理論邏輯不是道德評價， 而是唯物史觀的歷史評價。

　　(二) 對智能社會 “新異化” 的分析

　　在分析人工智能發展將導致人的 “新異化” 問題時， 孫偉平先生憂慮地說： “它比馬克思當年揭批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勞動異化更不人道。因為它……正在吞噬人作為’ 勞動者’ 的根本” ; “‘勞動是幸福的源泉’ 之類基本價值觀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 “當智能系統承擔了越來越多的工作， 包括以往被斷定為 ‘專屬于人類的工作’， 而人被大量替換下來、 變得越來越悠閑時， 勞動實踐本身是否專屬于人的本質性活動，就值得我們進一步反思和追問了。”

　　孫先生把人的休閑活動與 “人的本質性活動” 對立起來， 把 “人的本質性活動” 僅僅等同于謀生的體力和腦力工作 (馬克思把這種勞動稱之為 “直接生產勞動”)， 我們認為值得商榷。 在唯物史觀的邏輯中， 勞動價值論并非永恒范疇， 而是一個歷史范疇輥輳訛。 因為隨著自然力逐漸替代人力， “表現為生產和財富的宏大基石的， 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勞動， 也不是人從事的勞動時間” 輥輴訛; “正如隨著大工業的發展， 大工業所依據的基礎——占有他人的勞動時間——不再構成或創造財富一樣， 隨著大工業的這種發展， 直接勞動本身不再是生產的基礎”。輥輵訛總之， 隨著自然力逐漸替代人力， 直接勞動在財富生產中的作用將會越來越小， 最終不再構成創造財富的基礎。

　　隨著直接勞動在生產中的作用越來越小， 休閑活動在 “人的本質性活動” 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正如馬克思所說： “并不是為了獲得剩余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 與此相適應， 由于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 個人會在藝術、 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展。” 輥輶訛 “‘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也就是真正的財富， 這種時間不被直接生產勞動所吸收，而是用于娛樂和休息， 從而為自由活動和發展開辟廣闊天地。” 輥輷訛從生產力發展的趨勢看， 在人類“直接生產勞動” 逐漸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智能社會，休閑活動將日益成為與 “人的本質性活動” 并不沖突的主要活動——我們可以將這種活動稱之為 “間接形式的勞動”， 亦即馬克思所說的基于休閑時間增長而發展起來的藝術和科學等較高級活動輦輮訛。

　　在唯物史觀看來， 孫先生所憂慮的智能社會日趨嚴重的數字鴻溝、 貧富差距和社會分化等問題，乃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導致勞動異化的必然結果。遺憾的是，孫先生卻得出了與此并不一致的結論： “新的實踐將包括馬克思的勞動異化理論在內的一切理論都置于需要重新反思的境地。” 輦輯訛在討論消除 “新異化” 的路徑時，孫先生悲觀地說： “智能化的經濟和社會體系對 ‘數字窮人’ 的 ‘社會排斥’，以及智能機器人對人的本質、人的主體地位的挑戰，新型人機關系和文明形態的構建， 都明顯超出了既有理論的視野和 ‘邊界’，甚至不可能在馬克思當年所設想的消滅私有制、 實現無產者的解放、消滅階級和國家的層面上徹底解決。” 輦輰訛 為什么 “新異化” 不可能在消滅私有制的層面上得到根本解決呢? 孫先生說： “智能化的經濟和社會體系將 ‘數字窮人’ 排除在外， 這種 ‘社會排斥’ 將工業時代勞資雙方的矛盾和對立撇在一邊， 導致 ‘數字窮人’ 淪為無人雇傭、 喪失勞動價值的 ‘無用階層’，存在變得虛無和荒謬化。” 輦輱訛 在我們看來， “導致 ‘數字窮人’ 淪為無人雇傭、喪失勞動價值的 ‘無用階層’” 的根源， 恰恰在于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也就是說， 我們不能撇開 “勞資雙方的矛盾” 來談論 “社會排斥” 和 “數字窮人”; 只有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才是解決智能社會 “新異化” 的根本路徑。 這個路徑所貫穿的唯物史觀邏輯，筆者已有專文討論輦輲訛。

　　為什么意識不到消滅私有制、 消滅階級的根本作用呢? 在我們看來問題的癥結在于，對智能社會的分析應當堅持唯物史觀的方法論，還是堅持唯心史觀的方法論。 雖然孫先生說： “作為一種超越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的先進的技術社會形態， 智能社會與馬克思熱情暢想卻尚未實現的追求人的徹底解放、真正消除異化的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具有內在的關聯和一致性” 輦輳訛， 但遺憾的是， 這種分析智能社會的邏輯與唯物史觀并沒有 “內在的關聯和一致性”。 孫先生提出的解決 “新異化” 的設計理念，其要義并不是他象征性地提到的 “按照馬克思、 恩格斯曾經設想的共產主義原理， 消滅私有制， 讓廣大人民擺脫經濟依附和階級統治”， 而只能訴諸道德的呼喚， 即 “對人工智能進行理智的價值評估和必要的道德規范，基于智能科技興利除弊的選擇性應用，通過建構以人為本、 高度發達、 人機協同的智能社會， 鏟除人工智能異化產生的技術和社會基礎”; “其目的是使價值、倫理成為制約人工智能研發、 應用的內在維度， 創造能夠通過 ‘道德圖靈測試’ 的 ‘道德機器’， 讓其敬畏生命，尊重人的人格和尊嚴，理性、 友好、 富有德性地為人類服務， 確保人類 (特別是 ‘數字窮人’) 永遠有資格、有尊嚴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輦輴訛 問題是， 如果遮蔽了唯物史觀的基本邏輯，如果不把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作為解放的根本路徑， 那么， 依據 “道德規范” 建構出來的 “道德機器” 又何用之有?

　　二、 生產力為什么最革命

　　對于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 這一唯物史觀的基本范疇， 學界存在著諸多爭議輦輵訛。 其中的一個爭議是馬克思究竟有沒有 “生產力發展動力” 的理論? 相當多的學者對此持否定態度。比如，針對馬克思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識形態》 中關于唯物史觀的經典表述， 安啟念先生認為， “這一表述把全部社會生活的變化歸結于物質生產力的發展，但是沒有回答生產力又是怎樣發展的，其動力從何而來，因而在邏輯上不完整。 這個邏輯缺環事關重大。” 輦輶訛 由此引申出來的困惑是：為什么生產力是 “最革命的因素”? 不少學者認為唯物史觀對技術創新并未作出進一步抽象，因而無法回答這個困惑。

　　就 《資本論》 的主要內容而言， 馬克思或許并沒有專門研究 “技術創新”。 然而在我們看來， 這并不是馬克思的疏忽， 而是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有關。馬克思明確指出： “我要在本書研究的， 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 輦輷訛這是唯物史觀的邏輯使然。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 “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始終是與一定的共同活動方式或一定的社會階段聯系著的，而這種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 ‘生產力 ’; 由此可見， 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因而，始終必須把 ‘人類的歷史’ 同工業和交換的歷史聯系起來研究和探討。” 輧輮訛 換言之， 只有把生產力置于與生產關系的聯系之中來研究， 生產力的發展動力以及技術創新才能得到辯證的解釋。 根據唯物史觀的邏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對立統一的矛盾體，既不存在離開生產關系的生產力， 也不存在離開生產力的生產關系。 馬克思絕不會把生產力從生產關系中剝離出來單獨研究， 生產力的發展動力以及技術創新只能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中得到說明。因此，那種認為馬克思 “沒有對技術創新作進一步抽象” 并將其視為唯物史觀缺陷的看法，其實并未真正理解唯物史觀的要義。某些自詡為超越了馬克思主義局限性而 “專門研究” 技術創新的經濟學理論，其方法論大多或已經背離了唯物史觀的基本邏輯， 尤其是基于 “制度決定技術” 的假設，并用 “制度第一性” 的邏輯來解釋技術創新的 “制度經濟學”， 則更是唯心史觀的典型范式輧輯訛。

　　令人不解的是， 在生產力發展機制的問題上，安啟念先生將唯物史觀逐出了實證科學之外， 他說：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以及社會形態的更替， 是對經驗事實的總結概括， 是客觀規律， 當然屬于科學。 然而一旦提出生產力的發展機制問題，我們便無法在經驗事實中找到現成答案，而必須借助思辨的力量尋找唯物主義的解答。” 輧輰訛 換言之， 在唯物史觀的視域中， “生產力的發展機制” 不可能得到實證科學的驗證， 而只能得到哲學思辨的證明。為了強調唯物史觀在分析 “生產力發展動力” 問題上所具有的 “思辨性” (即 “非科學性”)， 安先生進一步補充說： “只有當提出并著手解答生產力的發展動力問題時，作為社會科學的唯物史觀才超出科學的領域， 上升到 (或者說回到) 思辨的層面，成為哲學唯物史觀。” 輧輱訛 安先生的這個看法值得商榷。 事實上，不僅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可以從經驗事實得到檢驗，生產力的發展機制也同樣可以得到經驗事實上的證明。 比如， 在 《反杜林論》 和 《自然辯證法》 有關科技發展的論述中，恩格斯提供了生產力發展機制的大量經驗事實。

　　在唯物史觀的分析框架中， 雖然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不可分割的對立統一體， 但 “不可分割” 并不意味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地位沒有區別。 在 “生產力與生產 關系” 這對范疇 中， 生產力具有 “本體” 的性質。 也就是說， 相對于生產關系而言，生產力具有決定作用，是第一性的要素。對此馬克思指出： “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 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 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 發生矛盾。 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 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 是決不會滅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輧輲訛 在唯物史觀的語境中， 生產力的決定作用被定義為：生產力是最活躍、 最革命的因素， 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

　　對于生產力的革命性質， 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過相當深刻的闡述： “在一切生產工具中， 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 革命因素之組成為階級， 是以舊社會的懷抱中所能產生的全部生產力的存在為前提的。” 輧輳訛 “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 輧輴訛 “蒸汽、 電力和自動紡織機甚至是比巴爾貝斯、 拉斯拜爾和布朗基諸位公民更危險萬分的革命家。” 輧輵訛 “17 世紀和 18 世紀從事制造蒸汽機的人們也沒有料到，他們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會狀態發生革命”。 輧輶訛 “無產階級是由于工業革命而產生的，這一革命在上個世紀下半葉發生于英國， 后來， 相繼發生于世界各文明國家。 工業革命是由蒸汽機、各種紡紗機、 機械織布機和一系列其他機械裝備的發明而引起的。” 輧輷訛 對于生產力的革命性質， 毛澤東也有著更為明確和通俗的解讀： “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發展了， 總是要革命的。 生產力有兩項， 一項是人， 一項是工具。 工具是人創造的。 工具要革命，它會通過人來講話， 通過勞動者來講話， 破壞舊的生產關系，破壞舊的社會關系。” 輨輮訛

　　為什么生產力是最活躍、 最革命的因素呢? 唯物史觀給出的回答是：因為 “實踐”。 在闡述唯物史觀出發點的時候，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 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 這個前提是： 人們為了能夠 ‘創造歷史’ 必須能夠生活。 但是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 而且， 這是人們從幾千年前直到今天單是為了維持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從事的歷史活動， 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 輨輯訛 在有關唯物史觀出發點的論述中， 馬克思和恩格斯追問了 “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 ———這是一個關乎 “社會本體論” 的問題。從 “第一個前提” 出發， 馬克思和恩格斯強調物質生產 (勞動) 即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 才是人類社 會的 “第一個歷 史活動 ” 。 所謂 “第一個前提” 和 “第一個歷史活動”，也就是人類社會存在的 “本體”。 作為人類社會存在的 “第一個歷史活動”， 實踐這個范疇科學地揭示了生產力演變發展的內在機制。人類的生存離不開實踐活動， 只要人類必須展開 “實踐”， 必須進行 “活動”，那么為了節約勞動時間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 生產工具的改進、 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勞動者知識技能的提升，就必然是實踐活動的題中應有之義。正如林崗教授和張宇教授所說： “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必須考慮勞動時間的節約問題，必須要對勞動的消耗和勞動的成果進行比較。節約勞動時間， 用最小的勞動消耗獲得最大的勞動成果， 被馬克思稱作為人類社會首要的經濟規律。 ……勞動時間的節約，是人類勞動過程的必然要求， 是適用于一切社會的普遍規律， 這個規律不會因為社會制度的變化而消失， 改變的只是它的實現方式。因此， 社會生產力由低到高的發展具有必然性。” 輨輰訛 我們不能因為人具有主觀能動性， 就把實踐活動解釋成唯心的范疇。在實踐活動中，意識并不是第一性的、 先在的東西。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離開了意識賴以存在的物質肉體， 離開了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環境，意識什么都不是。 因此， 唯物史觀把生產力發展的終極動力歸結于實踐， 是對唯心史觀把生產力發展的動力歸結于人的 “理性” “意識” 和 “智慧” 的徹底否定; 馬克思的 “實踐” 與唯心史觀所鐘情的 “知識發展” “人類智慧” “個人理性” 等輨輱訛顯然不是一個層面的范疇——盡管它們之間有著內在關聯。

　　值得注意的是， 對于生產力的革命性質， “技術自主論” 也給出了理論上的論證。 “技術自主論” 也稱 “技術自主性理論”， 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法國技術哲學家埃呂爾和美國技術哲學家蘭登·溫納。 技術自主論認為， “技術最終依賴于自身， 它本身就是目的， 它是趨于封閉和自我決定的有機體。技術自主性強調其主導力量是技術的內在邏輯。” 輨輲訛 這個邏輯也被稱為技術的 “相對自主性”。埃呂爾從技術系統的自增性、 技術前進的自動性和技術發展的無目標性相互交織的三個方面，對技術自主性進行了分析; 蘭登·溫納提出了 “技術命令” 的概念， 力圖揭示技術系統的內在結構及其形成的外在要求輨輳訛。在技術自主論看來， “技術增長路線的確立是自動的，技術的增長路線是由技術系統的結構所決定的， 技術發展定向是純粹的技術系統的內部事務”， 因此， “人在這個具體化過程中已不再是發明者， 而是操縱者; 或者說， 如果人仍然扮演發明者的角色，那么他像演員一樣聽從物體本身提供的臺詞， 遵循物質的念白”， 比如， “四級管的發明是三極管的內在必然，技術具有對自身起源的自主性。” 輨輴訛

　　技術自主論無視生產關系的作用， 這是不可取的。 但是， 如果我們將技術的 “相對自主性” 置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中來考察， 那么， 對于唯物地理解 “生產力最革命” 的原因， 技術自主論還是具有啟發意義的。 生產力及科學技術的發展具有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相對自 主性” (當然這種自主性不可能游離于生產關系之外)， 人類只能盡力去適應生產力的 “相對自主性” 邏輯，從而不斷變革生產關系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這就是生產力之所以是 “最活躍、 最革命的因素” 的根源所在。 從這個意義上講， 在生產力的演化歷史中，人的主觀意志所具有的功能與其說是 “發明者”， 不如說是 “順應者” 和 “利用者”; 在生產力的發展機制中，人的主觀意志所扮演的角色與其說是 “導演”， 不如說是 “演員”。在唯物史觀的理論框架中， 技術與科學同屬于生產力的范疇， 都是制約生產關系的決定性因素。技術與科學當然有區別(技術屬于 “操作” 層面的生產力， 科學屬于 “理論” 層面的生產力)， 然而與技術一樣， 科學也有著不斷發展的內在必然性。 “技術自主論” 似乎并未討論科學的 “相對自主性” 問題，不過從其對技術自主性的分析邏輯中可以引申出如下結論： 科學發展的趨勢和方向仍然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在生產力的發展歷史中， 雖然科技往往有著依賴于靈感而 “突變” 的演化特征，但是科技的發展以及生產力的發展機制， 本質上都是一個基于實踐活動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演化過程。 晚近以來， 不少學者試圖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作用的所謂 “二元論” 來抹殺生產力的決定作用。 由于這種 “二元論” 遮蔽了唯物史觀 “存在決定意識” 的邏輯，故而衍生出一系列否定馬克思主義歷史必然性的唯心史觀的論點。 在我們看來， 唯物史觀之所以堅信歷史具有必然性，就是因為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理論框架中， 生產力發展所具有的 “相對自主性” 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三、 《資本論》 研究方法是演繹法還是歸納法

　　學界對 《資本論》 研究方法的誤讀， 是唯物史觀被遮蔽的又一典型表現。 雖然馬克思對 《資本論》研究方法有過專門說明，但是 《資本論》 的研究方法到底是 “從抽象到具體” 的演繹法，還是 “從具體到抽象” 的歸納法， 學界一直存在著認識分歧。比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前輩巫繼學先生斷言， 《資本論》 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歸納法， 而是演繹法。 他說： “馬克思正是在對 17 世紀經濟學家走過的這條迷惘、 錯誤道路的批判上， 確定了正確的研究方法： 從抽象到具體。” 輨輵訛 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就是 “演繹法”， 把演繹法作為 《資本論》研究方法， 這個觀點不僅在經濟學界廣泛存在， 而且在非經濟學界也廣泛存在。 比如， 中國著名數學家、馬克思《數學手稿》 主要譯者、 北京大學教授江澤涵在讀了 《資本論》 第 1 卷之后說： “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的方法同我們研究數學的方法是一樣的， 《資本論》 的論證方法同我們的數學論證方法一樣， 都是嚴密地從邏輯上一步步推理和展開，真是無懈可擊，令人信服。”在很多人眼里， 《資本論》 的研究方法與數學的論證方法一樣， 都是邏輯演繹的過程，即從抽象范疇到具體結論的推導過程。換言之， 《資本論》 是馬克思 “憑空演繹” 出來的。 問題是，如果 《資本論》 的結論僅僅是靠抽象思辨演繹出來的， 那么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唯物史觀，其 “唯物” 的性質在 《資本論》 中又何以立足?

　　把 《資本論》 的研究方法界定為演繹法， 其原因既與 《資本論》 的敘述方法有關，也與馬克思關于《資本論》 研究方法的一段論述有關。 在談到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時， 馬克思說： “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因而， 例如在經濟學上從作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的人口開始， 似乎是正確的。 但是， 更仔細地考察起來， 這是錯誤的。” 輩輮訛 馬克思這里講的 “從實在和具體開始”， 就是 “從具體到抽象” 的過程，即歸納過程。這既是典型的實證方法，也充分展示了唯物史觀的 “唯物” 性質輩輯訛。問題在于， 如果說《資本論》 的研究方法是實證的歸納法， 那么， 為什么馬克思又說這種 “從實在和具體開始” 的歸納法 “似乎是正確的” 而其實 “是錯誤的” 呢? 正是馬克思的這句話，令很多人困惑不已，以至于學界普遍認為 《資本論》 的研究方法是具有思辨性的 “演繹法”，而并不是具有實證性的 “歸納法”。其實， 馬克思說 “這是錯誤的”， 并不是指 “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 的研究方法是錯誤的， 而是指 “從實在和具體開始” 的敘述方法是 “錯誤的”。換言之， 馬克思說的 “錯誤” 指的是把 “從實在和具體開始” 的歸納法當作 “敘述方法” 來運用了， 而并不是說歸納法作為 “研究方法” 是錯誤的。 對此， 馬克思在后面補充說： “第一條道路是經濟學在它產生時期在歷史上走過的道路。例如， 17 世紀的經濟學家總是從生動的整體， 從人口、 民族、 國家、 若干國家等等開始; 但是他們最后總是從分析中找出一些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的關系，如分工、 貨幣、 價值等等。” 輩輰訛 也就是說， 把歸納的 “研究方法” 當作 “敘述方法” 來運用，即 “從實在和具體開始” 敘述， 這正是 17 世紀的經濟學家的錯誤所在。

　　馬克思強調 “從實在和具體開始” 的歸納法不是正確的 “敘述方法”，而是正確的 “研究方法”。對此馬克思明確指出： “如果我從人口著手，那么， 這就是關于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 并且通過更切近的規定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 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 輩輱訛所謂 “從人口著手” 以及 “從表象中的具體” 出發，指的是歸納或抽象的起點; 所謂 “越來越稀薄的抽象”， 指的是歸納過程或抽象過程 (這個過程是 “研究過程” 而并不是 “敘述過程”); 所謂 “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 指的是歸納或抽象之后的結論。 在 “越來越稀薄的抽象” 完成之后， 馬克思緊接著說： “于是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 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關于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 輩輲訛 所謂 “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 指的是 《資本論》的敘述過程。問題是， “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 這個 “那里” 指的是哪里呢? 顯然，這個 “那里” 指的是 “越來越稀薄的抽象” 之后的 “一些最簡單的規定”， 即 “商品二因素” “勞動二重性” 這些抽象范疇。 《資本論》 的敘述方法就是從 “最簡單的規定” (即抽象范疇) 開始的，而并不是從實實在在的 “人口” (即具體現象) 開始的。

　　值得注意的是， 在隨后的一段論述中， 馬克思寫下了極易引起歧義的一段話： “后一種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 具體之所以具體， 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 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 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 雖然它是現實的起點， 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 在第一條道路上， 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 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問題在于，馬克思所說的 “后一種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 這 “后一種” 是哪一種呢? 要知道 “后一種” 指的是哪一種，就必須厘清馬克思在這句話之前的相關論述。 在這段論述中，馬克思是這樣說的： “因此， 如果我從人口著手， 那么，這就是一個關于整體的混沌的表象， 并且經過更切近的規定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 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 于是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 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關于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 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馬克思的這段話講了兩層意思： (1) 從人口這個具體表象入手， “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 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 這個抽象過程就是《資本論》的 “研究方法”。 (2) 從最簡單的規定出發， “于是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 口” 。 這個 “回過頭 來” 的過程就是《資本論》 的敘述過程， 《資本論》 的敘述過程所運用的方法就是演繹法。

　　可見， 馬克思說 “后一種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 這 “后一種” 指的就是 “從具體到抽象” 的研究方法 (歸納法) 和 “從抽象再到具體” 的敘述方法 (演 繹 法 ) ， 二 者 缺 一 不 可 。 也 就是說 ， “從具體到抽象” 的研究方法加上 “從抽象到具體” 的敘述方法， 這 “兩條道路” 所構成的 “后一種” 方法才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 輩輵訛 正因為如此， 在 “后一種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 這段論述中，馬克思特別強調了 “兩條道路” 各自的功能： “在第一條道路上， 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 在第二條道路上， 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 輩輶訛 什么是 “蒸發”? 蒸發就是 “抽象”， 就是 “研究”; 什么是 “再現”? 再現就是 “表達”，就是 “敘述”。 馬克思在談到《資本論》敘述過程的起點時說： “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 表現為結果， 而不是表現為起點， 雖然它是現實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這里的 “它”， 指的是《資本論》 中的抽象范疇 (比如 “商品二因素” 和 “勞動二重性”)。這句話有三層含義： 其一， 作為 《資本論》 敘述過程起點的抽象范疇， 它是思維的結果， 但并不是思維的起點， 即并不是 “研究起點”; 其二， 雖然抽象范疇并不是研究起點 (研究起點是大量的具體表象——比如生產價格、 地租、 利潤和利息等等)， 但它卻是敘述起點， 即 “直觀和表象的起點”; 其三， 抽象范疇不僅是 《資本論》 的敘述起點，也是資本主義真實歷史的起點， 即資本 主義 “現實的起點 ” 。比如在《資本論》 第 1 卷中， 商品這個范疇雖然是一種抽象規定， 但這個抽象的商品范疇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起點。所以， 馬克思辯證地指出商品范疇 “是現實的起點， 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

　　由此可見， 認為 《資本論》 的研究方法是演繹法的學者， 顯然是誤把 《資本論》 的敘述方法當成了《資本論》的研究方法。 我們之所以必須澄清這種誤讀， 之所以必須強調 《資本論》 的研究方法不是演繹法而是歸納法， 其問題導向在于： 如果 《資本論》 的研究方法離開了經驗歸納和實踐檢驗，如果《資本論》 的研究結論僅僅是靠抽象思辨演繹出來的， 那么， 唯物史觀的 “唯物” 性質在 《資本論》 中又將何以立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