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元線性回歸的北京市居民信息消費水平影響因素分析

　　摘 要：21世紀以來信息消費研究備受關注，基于國內宏觀經濟體系下的研究現狀，本文將從信息傳播的載體分類出發，基于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北京市居民信息消費水平影響因素。本文以概念認知水平為代表的主觀因素和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年齡結構、受教育年限、信息產業發展水平和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為代表的客觀因素。假設各因素與信息消費水平均為正相關。研究結果為除受教育年限和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并未通過檢驗，其他因素皆會對信息消費水平產生不同差別的影響。

　　本文源自商場現代化 2020年21期《商場現代化》雜志(原名：商業科技)主要探討國內外現代商業管理經驗和介紹現代科技在商業營銷管理中的應用，并且刊發精選的國內外現代商業流通領域理論研究成果與現代貿易經濟理論的科研論文。其嚴格化，標準化及性在業界均享有顯著的聲譽和地位。

　　關鍵詞：信息消費;多元線性回歸;主觀因素;客觀因素

　　一、引言

　　近年來互聯網技術與經濟社會深度融合，各行業形態正從以線上為主、加快向線上線下融合的新形態轉變。隨著北京市人均收入的提高和消費支出中信息消費比重的上升以及消費結構的變遷，信息消費的重要性日趨凸顯。但信息消費仍是一個較新領域，無論是國家政策還是科學研究的層面都缺乏系統性的統計標準和具體量化的指標，難以提供可供參考的依據。

　　本文結合目前北京市信息消費的發展狀況，對信息消費概念進行定義，以有形載體消費、無形載體消費和信息內容消費的總和作為居民信息消費量化的具體方向。由宏觀入微觀，以城市宏觀信息消費數據，剖析影響居民個人信息消費水平的微觀因素。

　　二、文獻綜述

　　1.國內外研究現狀

　　國內外學者對于信息消費水平的研究都呈現出整體差別化的特征。國外學者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國內學者研究對信息消費的關注始于1994年鄭英隆的《信息消費論綱》，自發研究從鄭英隆到賀修銘、蔣序懷等學者均在信息消費的概念以及我國信息消費發展、信息消費水平等宏觀角度進行分析研究，工信部發文至2013年8月國務院頒布《關于促進信息消費擴大內需的若干意見》(國發〔2013〕32號)確定了官方的標準概念。

　　信息消費水平與影響因素模型。程剛和楊春靜，運用SPSS進行了信度分析、效度分析、相關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論證了影響大學生網絡信息消費的部分影響因素。史薇，從消費支出和時間消費兩個維度對網絡信息消費水平進行測量，且按信息消費用途的不同，系統進行了多元線性回歸方法的探討。陳曉華，建立AB型SVAR模型，分析城鄉信息消費分化的貢獻度，來評價不同影響因素的重要性。

　　2.本文創新點

　　創新點一：打破歷來學者均采取城鄉對比或地區間的信息消費水平的研究范式，借助多元線性回歸模型根據以信息載體為標準分析北京市信息消費水平受居民收入等的影響。

　　創新點二：測算北京市2010年-2018年的信息消費水平的演變規律，并運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各影響因素對于信息消費差距的貢獻程度。

　　創新點三：由宏觀入微觀，以城市宏觀信息消費數據，剖析影響居民個人信息消費水平的微觀因素。

　　三、北京市信息消費變化特征及其趨勢

　　1.信息消費的界定

　　本文結合近些年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及智能設備的迅速普及等現狀，將信息消費界定為：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中，生活用品及服務、文教娛樂和交通通信三項總和。數據主要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北京市統計局及北京市各行政區統計局。

　　2.北京市2010年-2018年間信息消費發展總體變化趨勢

　　在2010年到2018年九年間，中國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增強，信息產業發展水平逐年提高。從北京市總體數據來看信息消費支出總體呈現波動上升態勢。因此筆者將以北京市信息消費發展趨勢為導向，深入挖掘影響北京市居民信息消費水平的因素并作出假設，利用回歸分析進行實證檢驗。

　　1.變量遴選和數據來源

　　將影響北京市居民信息消費的因素分為兩類：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數據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和北京市統計局，在研究中將北京市居民信息消費水平作為因變量，將消費者認知水平、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及北京市人口年齡結構、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產業發展水平作為自變量，通過回歸分析研究因變量和自變量之間是否具有線性關系。

　　2.總體確定及抽樣方法

　　本研究中總體為北京市居民，其中涉及到抽樣的部分主要是主觀因素調查中的問卷調查，本問卷調查采取非概率抽樣中方便抽樣的方法，主要是因為方便抽樣實施容易且調查成本低。

　　3.假設檢驗

　　(1)主觀因素檢驗

　　利用SPSS對已有數據進行線性回歸分析，首先對通過問卷調查得到的主觀因素進行假設檢驗。通過762份問卷調查結果，有效問卷616份，收集其信息消費金額衡量其信息消費水平，最后將信息消費水平作為因變量，將信息認知水平作為自變量進行線性回歸，輸出結果如下表：

　　在方差分析中，其差異性極為顯著，也就是說信息消費水平與信息認知水平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關系。因此，原假設中信息認知水平對信息消費水平的影響是通過了檢驗，信息認知水平對信息消費水平具有正向影響。

　　(2)客觀因素檢驗

　　客觀因素的數據輸入后輸出回歸分析結果如下表：

　　在整體的方差檢驗中模型整體的差異是顯著的，在系數圖中可以得出受教育年限和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對信息消費水平的影響并不顯著，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對信息消費水平的影響比較大。在客觀因素檢驗中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年齡結構和信息產業發展水平通過檢驗，可以認為其對北京市居民的信息消費水平產生了影響，但受教育年限和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并未通過檢驗，因此拒絕原假設。

　　4.多元回歸建模

　　本研究對信息消費水平的多因素影響分析中，多元線性回歸更符合研究需求，因此假設影響因變量信息消費水平y的自變量共有k個，對K個自變量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為：

　　5.數據誤差回顧

　　(1)主觀因素數據

　　因原問卷中對消費者信息認知水平是通過七級態度量表對有形載體、無形載體和信息內容概念進行衡量，消費金額是利用區間進行量化，且問卷數據樣本量大，因此在進行認知水平和消費金額量化時，可能存在一定的誤差，影響到了最終的數據分析結果。

　　(2)客觀因素數據

　　在本研究的數據收集過程中，對受教育水平利用2010年-2018年北京市居民受教育年限進行衡量，本研究中受教育年限數據均為研究者根據官方數據進行計算，數據差異并不明顯。對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是通過對電視、互聯網等的普及率以官方公式進行計算，且對年鑒中的居民消費性支出抽樣調查，存在城鎮和農村分開統計的情況，因此在信息消費水平數據中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誤差。

　　6.分析結果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北京市整體信息消費支出呈現波動上升態勢，且發展前景良好，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根據因素分析結果進行預測，未來五年信息消費整體呈上升態勢，但基于新冠疫情等因素和消費者個人消費信心的差異性會對信息消費產生一定的影響。因而趨勢走向會是階梯式遞進上升，信息消費在短暫低谷后回暖。

　　得出上述結論的假設因素分別為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主觀因素來源于筆者在問卷調查中把信息消費歸結為有形載體、無形載體、信息內容三方面組成的載體消費的認知水平;客觀因素主要為居民收入水平等客觀指標的共同影響。在對問卷結果進行線性回歸分析后，承認原假設：信息消費概念水平對信息消費水平具有正向影響。在對客觀數據的檢驗分析中，筆者依次承認了居民收入水平、人口年齡結構、信息產業發展水平均對信息消費水平產生顯著影響，因而具有正向影響。而受教育水平和信息消費基礎設施建設對信息消費水平影響較不顯著，因此否認原假設。筆者認為造成分析結果與假設相悖的原因如下：

　　(1)信息消費水平作為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些年已展現出蓬勃的生命力，但大多數消費者并沒有意識到其正在進行信息消費，無意識的消費與其教育水平關聯不大。

　　(2)根據筆者進行的問卷調查中，其中涉及信息消費用途的多數人集中在娛樂更多一些;鑒于娛樂具有普適性，與其受教育水平有一定關聯但關聯度并不高，這也可能造成受教育水平與信息消費水平的影響不顯著問題。

　　(3)筆者通過官網數據以互聯網普及率等常見信息消費載體比率變化情況去代替信息消費基礎設施，會出現以偏概全的現象，這也有可能造成結果否認原假設。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綜上，筆者總結了信息消費研究各家之長，努力規避著前期文獻綜述的一些既有問題。在前期文獻綜述中盡量搜集全面的資料。實證研究時無論是一手數據的問卷調查還是二手數據的分析論證，努力做到數據的代表性(規定了北京市居民的身份認證和數量認證)以及數據的權威性(原始數據均來源于各統計局)。在提出假設階段分析因素時，盡量規避無法量化的主觀因素及環境這種不確定因素對結果帶來的影響，在本文的新信息消費概念基礎上確定主觀因素為以信息消費載體為基礎的消費者概念認知水平，客觀因素確定為居民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人口年齡結構(15歲-64歲)、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信息產業發展水平，借此定義由宏觀入微觀，以城市宏觀信息消費數據剖析微觀個人影響因素，得出信息消費發展水平變化特征的結論。

　　基于特征因素結論，筆者給出如下建議：

　　1.當今信息消費主體由低滲透向廣普及，人口年齡結構在信息消費水平方面落差極大。但由于信息消費市場體制不完善、信息生產者及供給者無序競爭、信息消費主體不成熟等原因，信息消費主義問題凸顯。鑒于我國密集出臺了一系列信息消費政策，故此筆者建議，希望持續深入推進相關政策，并細化落實，為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營造出良好的政策環境，引導信息消費市場環境的不斷完善。

　　2.目前信息消費主體規模急速增長集中在新生代，而中老年的消費群體無論是消費認知還是消費潛能都有待開發。故此筆者建議，繼續擴大數字教育水平，提高信息消費概念認知度，積極開展信息消費技能培訓和體驗活動，激發居民信息消費的需求和意愿，從上層建筑層面擴大信息消費的覆蓋面和影響力。

　　3.激發經濟活力永遠是消費領域不可繞開的關鍵，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對于經濟震蕩極大，急需具有蓬勃生命力的信息消費激發。因此，筆者建議北京市大力宣傳信息消費有關活動，如信息消費文化節等，激發居民消費活力，提高居民消費水平。

　　4.信息消費水平需要雄厚的經濟實力支持。因此筆者建議北京市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提高居民經濟水平，激發消費活力，拉活信息消費這駕馬車。

　　注釋：

　　①論文支持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通信院、北京市統計局及北京市各行政區統計局、北京市經濟與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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