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公司進入對我國產業體系挑戰安徽論文發表

　　跨國公司大舉進入，國內競爭國際化，中國產業的發展路線面臨著現實的挑戰。

　　“討論對外開放環境中我國產業的發展路線，具體地說，就是如何在與跨國公司打交道的過程中求生存，求發展”。“產品總量名列世界前茅，企業規模名列世界后矛，成為我國戰略產業振興的基本障礙;部門分割、地方割據是我國經濟體制多年難以解決的痼疾。今天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產業重組、任重而時不我待”。[1]

　　對外開放形勢的演變

　　改革開放之初，為鼓勵外商投資，我國一方面對外商投資給予諸多優惠政策(對投資進口的設備減免關稅、減免所得稅等)，同時為防止外資對國內產業的沖擊，我國又對外商投資設置了一些限制條件：限制外商獨資企業、堅持中方在企業中的控股地位、產品出口比例、申請技術、零配件國產化率的要求等。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外開放形勢和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

　　1992年，我國政府正式提出了“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修改了《合資企業法》，放寬了對三資企業的股權、市場、技術等限制條件。1992以來，各地對外資敞開大門，競相給予優惠政策，外商投資迅猛增長。

　　在優惠政策和國內巨大市場的吸引下，我國平均每年接收外商直接投資500億美元以上，是1980年代平均水平的10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外資流入大國。其中一個特別注意的趨勢，港澳臺日投資比重下降，美歐跨國公司投資大量增加。我國目前已登記的外商企業已超過30萬個，外商注冊資金3000億美元;世界500強中已經有200強投資于大陸。在年銷售收入500萬元以上的工業企業中，外資企業占我國工業企業總銷售收入的22%以上，外資企業資產占我國工業企業資產的15%以上。[2]

　　我國多數骨干產業處于弱勢

　　我國多數產業的特征是“大而弱”，在規模上、在技術水平和開發能力上，在跨國、跨地區營銷方面，我們的企業處于明顯的劣勢。

　　我國某些行業，如鋼鐵、煤炭、化工、建材以及彩電等產業，目前的生產能力名列世界前茅，但企業規模太小，產業集中度卻排名末尾。這些產業的經營管理落后，技術開發能力低，無力參與國際競爭。我們不及時實行產業的重組，擴大規模、改進管理和提高研發營銷能力，我們的產業體系，就可能被跨國公司整合。[3]

　　鋼鐵：我國鋼材生產僅次于日本，超過美國，是韓國的三倍，法國的五倍，它們的主要鋼鐵企業，新日鐵，美鋼聯，浦項、法國的于齊諾·爾薩西洛爾，都躋身世界500強，我們一家也沒有。1998年，日本新日鐵、韓國浦項兩家鋼鐵公司的銷售收入分別是216億、97億美元，而我國的首鋼和寶鋼兩大鋼鐵公司的銷售總額之和僅為53億美元。[4]

　　汽車：全世界經過一輪輪兼并潮，目前只剩下20家左右汽車制造跨國巨型公司，有人預測，未來全球將只剩下6家整車公司，一般以200萬輛為“經濟生產規模”。而我國國內汽車產銷量不超過200萬輛，由100多家整車廠生產。1998年，通用、福特、戴姆勒·克萊斯勒三大汽車巨頭的銷售收入分別是1613億、1712億和1546億美元，同期，中國一汽、二汽、上汽三大汽車制造公司的銷售收入總和只有118億美元。[5]

　　發電設備制造：我國發電設備的產量居世界第五位，是世界上少數能制造大型發電機組的國家之一。“能夠生產60萬千瓦機組的哈爾濱動力集團，被定為不合資的‘國家隊’，1995年產值30億元人民幣。美國通用1994年的營業額647億美元。我們的國家隊是通用的1/172。如果再考慮到各大型跨國公司之間多種形式的聯合，這種規模上的懸殊差距就更大。[6]

　　發電設備制造業是世界上高度集中的產業，1990～1995年，6家公司壟斷了燃氣發電設備的96%，美國的通用電力(94年排名全球500強第19位)一家占50%;蒸汽發電設備的81%為七大國際巨頭所瓜分。未來10年，亞洲的發電設備需求為全世界的一半，中國為亞洲的一半。三峽26臺70萬千瓦機組，12臺進口，14臺國產。幾家巨頭早就在進口奪標的同時，緊鑼密鼓地在我國組織合資，以爭奪國產的60%。[7]

　　“中國在70年代末擁有相對發達的發電設備工業。當時共有三個主要廠家，占據了大約3/4的國內市場份額。在改革之初，這三家公司由一個統一機構管轄，如果這三家主要公司當時得以合并的話，它們本有可能形成一個真正的大型企業……然而20年后的事實是，哈爾濱動力設備公司作為‘民族優秀企業’繼續維持原樣，而另外兩家主要競爭廠家則與跨國大公司組成合資企業……截止90年代中期，跨國公司占據了大約1/3的國內市場，三峽工程首批全部渦輪機的供應均由跨國公司得標。哈爾濱動力設備公司幾乎無力在國際市場上參與競爭”。[8]

　　機床：我國是世界上第五機械工業大國，其中金屬切削機床產量居世界第七，技術裝備產品門類齊全。其中冶金、礦山、石油、化工、紡織、食品等行業所需要的160種大型成套設備都具備了很強的生產能力。[9]但是，在當代工業技術進步的主流—數控機床方面，我國現有機床的數控化率不到2%(發達國家達到10%以上)，機床銷售數控化率不到10%。由于政策的失誤，輕率同意國際數控系統界的兩大寡頭壟斷廠商—西門子和法那克與我國核心研究生產單位合資，基本壟斷了我國中高檔數控系統的市場，對本國數控技術的發展帶來極大困難。

　　有不少人不同意把企業規模作為衡量企業競爭力的因素。但企業規模是提高技術開發能力的必要條件之一，面對跨國公司，我們的企業沒有規模，就沒有競爭的基本條件。

　　世界性的爭奪科技優勢的競爭，推動企業研發投入大大提高。跨國公司不僅在內部實行嚴格的計劃管理，而且成為推動技術進步的重要基地和研發資金的主要來源。1997年，我國航空工業總公司的研發費用相當于7000萬美元，僅為波音的3.5%和法國航宇公司的5.3%。

　　英特爾是世界上最大的集成電路公司，利潤率多年維持在30%左右。2000年，英特爾的銷售額超過300億美元，科研開發投入42億美元。我國“十五”時期，“863”和“科技攻關”兩項專項資金，國家共投入200億人民幣。一年僅40億人民幣。分散到各單位企業(當然各單位的研發資金不止這兩項)，我國企業和部門的研發實力如何和跨國公司競爭，不容樂觀。

　　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經營：市場控制和產業控制

　　美歐跨國公司來華投資，設立獨資或合資企業，其主要目標，是繞過關稅壁壘，實行生產“本地化”戰略，占領我們的國內市場。跨國公司投資與港臺分散小型投資最大的不同，在于投資和產品的系列化。

　　“德國政府控股40%的大眾與上海和一汽的三個合資項目，僅上海桑塔納一個車型，到1995年底，投資和申請技術的外國公司180家，其中60家已經在華建立了合資企業。另有50家正在談合資。

　　“漢高公司在華建立11家企業，生產金屬化學品、民用粘合劑，家用洗滌劑、化妝美容用品和工業用油脂化學品。漢高的6大系列產品，5個來到中國。

　　“德國巴斯夫(BASF)在中國合資10家企業，從二基苯、苯乙烯、聚苯乙烯、乙烯、分散體等原材料到尼龍、地毯、涂料、染料、乳膠、維生素等系列加工產品，形成了原料配套供應的分工體系”。[10]

　　擠占市場、壓縮民族產業發展空間：跨國公司大量投資我國機電、日用化工、輕紡等高利潤的傳統行業，產品銷售占國內市場份額猛增，在一些產業中已處于絕對優勢地位。“進來一個合資企業，擠垮一個行業”，民族企業、國有企業的生存空間日漸萎縮。

　　跨國公司到了家門口，國內競爭國際化。我們的競爭地位如何?“我們勞動力便宜，跨國公司的‘三資’企業也是勞動力便宜，而且沒有退休工人，企業不辦社會。我們有地方政府支持，跨國公司的‘三資’企業，也有地方政府支持和各種引進外資的優惠政策。我們有的，人家都有，我們沒有的——跨國公司調度資源的能力和雄厚的資金、技術，人家也有。可以預見，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企業，將在中國編織各自的分工體系，而且越編越大，越編越周全”。[11]

　　1996年統計，外資企業在大陸已經占有的市場份額：轎車業的68%，電梯的70%，彩色顯象管的65%，程控交換機的90%，移動通信的100%(2000年92%)。目前外資在橡膠、啤酒、軟飲料、洗滌用品、制藥等行業已完全取得壟斷地位。(陳漫，2000)我們的膠卷工業，已經面臨全面被外資控制的前景。

　　可口可樂把我們的軟飲料打垮，柯達把我們的感光材料業打垮，洋啤酒占領了我們的多半市場，固然令人痛惜。對行業來說，中國人退出“老板”行列，給洋老板打工。對宏觀經濟來說，丟了品牌，利潤被外國股東分去一塊。但這種情況如果發生在我們的基礎產業、國民經濟命脈的產業(裝備工業、汽車工業，以及金融、電信等行業)情況將如何?對中國經濟安全將產生什么影響?

　　引進外商直接投資過多，特別是對于下游產業的設備和生產線以優惠政策減免稅鼓勵引進，造成大量重復，嚴重沖擊上游產業。我國現有的裝備工業、機床、模具，高級原材料的市場日益狹小，難以發展，同時也就壓制了自己的科研開發。“引進3000億美元外資，如果有70%是外國設備，就減少了2000億美元(1.6萬億人民幣)的國內設備投資。人們看到的只消費品市場的繁榮，但實際上技術創新和基礎工業，越來越落后于國際先進水平”。[12]我們還在有意鼓勵這種政策(汽車過分保護，數控機床過分暴露)，這種對裝備工業采取極不負責的態度，既有決策層的指導思想問題，也是使用單位的壓力的結果(都要用洋設備)。

　　“國有企業今天的嚴重困境，實際上是洋重復擠垮了土重復，外資打垮了內資”。[13]“正因為此，1990年代由外資帶動的那部分GDP增長，其收益主要落入外資一方。我國得到了經濟增長快的虛名和失業大幅度增加的實禍，外資則得到了減免稅收、降低成本、占領中國市場和增加利潤的大量好處。”[14]

　　收編國有企業，割裂我國產業體系：跨國公司利用我國政府給予的國民待遇和地方的各項優惠外資“土政策”，“專門找行業內的知名企業談合資合作，爭取控股，然后展開對我方品牌的收購。許多歷經數十年辛苦經營創下的國內著名品牌，紛紛被外資企業的品牌所取代，隨之外資品牌通過原國產品牌的信譽和渠道不費吹灰之力大舉進入了我國市場。有些國內企業甚至主動出賣自己的品牌，將全部市場拱手讓與外資。”[15]

　　在一些大型合資項目中，外方利用中方在資金上的短缺，通過不斷追加投資取得了控股地位。

　　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我們自己的企業，由于地方分割形不成應有的規模，而且各地方在將“招商引資”作為考核“政績”指標(所謂“發展是硬道理”)的激勵下，以“外商投資多多益善”、“國有企業靚女先嫁”的指導思想，不顧整體利益，爭相找跨國公司(越大越好)合資，而且不以丟掉民族產業的“自我”為恥，反以為洋人當“高級打工仔”為榮。我們的汽車工業就是典型的例子。我們的造船工業已經形成了很大優勢，一些地方還無視中央精神，與我們的競爭對手韓國造船公司談引資問題，等于引狼入室(見船舶工業篇)。

　　從一個企業和地方的局部看，“靚女”嫁給跨國公司，等于“榜”上大款，使企業“技術水平得到提高、產品銷路得到保證”。符合局部利益的事，大家一起上，就成為“合成的謬誤”。而且無庸諱言，不少地方“靚女先嫁”的積極性包含有不正常因素，如利用國有企業機制不順，“經驗”不足，以及普遍存在的崇洋媚外心理，和國有部門的腐敗風氣，成為爭相“出嫁”的推動因素，導致國有資產嚴重流失。[16]

　　“當前嚴重的問題是，如果我們自己不重組，跨國公司就要按照他們的國際分工體系整合中國的產業。……合資的我方，部門地區分割，各自為戰，依然故我，合資的外方，一個統一的指揮調度中心，如臂使指，眼看著構造成完整的分工體系”.所以“我們自己不整合，跨國公司將整合中國的產業，并非危言聳聽”。[17]

　　讓出市場換來了什么技術?

　　引進外資失去了產業控制權，能在多大程度上獲得國外先進技術?國內存在截然相反的兩種意見。

　　應該看到：外商投資具有以下技術轉移的內涵：

　　(1)相對較先進的機器設備。但在很多情況下，核心技術固化在設備中;電子技術的發展提高了技術保密程度，設備仿制越來越困難，對操作技術要求相對簡單。因此，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往往造成產業內垂直分工。

　　(2)示范作用：我們通過合資形式能夠獲得的，多為演示性的知識及操作性技術(而并非研究開發性技術)，如設備的良好性能、高質量的產品，使人感知到技術的發展動態;

　　(3)獲得有關生產管理、營銷方法的知識。(胡春力2000)

　　外商的目標是市場，我們引進外資是為了引進技術。外商傾向于把“技術溢出”盡量減小，而又獲得占領我國市場的最大好處。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商向合資企業轉移技術的先進程度，取決于他們對企業控制權的大小。

　　從中方角度，在合資企業政策上面臨著“要公司控制權還是要技術”的兩難選擇。這里的困難是，即使我們完全放棄股權控制，讓外商搞獨資企業，他們哪怕把最好的技術轉移到我國，我們也不一定能學到(例如，西門子和法那克分別和我國一流的機床研究機構合資生產數控系統，合資公司中的研發機構對我方人員嚴格保密，或者干脆把合資廠變成在華銷售機構)。

　　事實上，由于外方一般占有在技術和營銷渠道的強勢地位，即使不占有股權的控制地位，僅憑借技術實力，外方仍可按照自己的意圖把合資企業的生產經營計劃納入它的全球戰略中。

　　所以說到底，跨國公司不可能把他們的前沿、核心技術申請我們。申請的無非是二三流技術或即將淘汰的技術。

　　具體地說，對在我國當地有市場前景的技術(汽車關鍵零配件設計制造、整車設計、數控系統)，戰略性技術(如飛機、集成電路設計、先進集成電路制造設備的出售)，跨國公司一般絕不申請，申請的都是在母國即將被淘汰或已被淘汰的技術。這既是公司行為，也是國家行為(例如，美國立法明文規定不準向中國出口高精尖技術及軍事技術，向我出售高檔數控機床附有不得用于軍事目的的條件，甚至被列入考克斯報告)。

　　20世紀90年代以來，雖然有不少跨國公司進駐我國，并設立了像中國微軟研究院這樣的研發機構，但這樣做的目的，更多的是吸引中國人才，將我們人力資本方面的比較優勢就地轉化為他們的優勢、又避免讓我們的人力資源壓縮他們本國的一般就業機會。我們所能夠拿到的技術也僅限于高價專利。[18]

　　針對“引進外資沒有引進一流技術”的指責，也有人認為“我們可以多引進幾家外商，讓他們在國內市場競爭，我們坐收漁翁之利”。的確，我們看到汽車工業多家引進，打破了“桑塔那”保持10年壟斷的局面，客觀上促進了外商引進更好的車型和更好的制造技術，促成了不合理價格的修正。但是，更多外商的引進，等于：

　　1我國轎車市場進一步被外商擠占，行業內技術力量分屬于各跨國公司，自主技術創新的產業組織保障更少，我國企業自主設計整車產品和創造品牌的機會也更少，

　　2不管哪國外資在華設廠競爭，都同樣把合資廠看作他們的總裝(和部分零配件生產)基地，沒有能刺激他們把核心技術轉移到中國，也不能刺激他們與我方合作搞研發。合資企業內技術開發能力照樣是“技術科”(即技術保障部門);

　　3地方、部門分割造成的分頭合資，加劇了全汽車行業的分割，以及市場的分割。民族汽車產業內部關聯度降低的情況沒有改善。

　　關于我們的汽車工業，目前不論學界、產業界還是管理部門，多陶醉于“形勢一片大好”。我們的汽車界在長期高關稅保護和“市場換技術”方針指導下，各骨干廠分散和德、法、美、日跨國公司合資，成為跨國公司在華商戰的“馬前卒”。若大個中國市場，培養不出一個能占領像樣的市場份額的中國品牌，多年來是“國產洋車”的天下。其結果，國家產業整合的目標難以實現，同時又限制了自主技術開發、打造國產轎車品牌的能力。在各骨干合資企業，我們失去了技術開發能力，被動跟進，不得不付出高額品牌費，求外國老板提供新品牌。“普桑”在中國賣了10多年，在德國早已淘汰。引進“帕撒特”品牌，大眾母公司要價1億美元。我們的民族品牌車，只有在國內市場“打游擊”的份。這就是我國一個重要支柱產業“國際化”的榜樣。

　　看看我們的東鄰韓國，他們的汽車工業比我們晚上10年，原來也是一片空白。先從合資起步，以振興民族工業、爭國際市場為目標，走“引進技術-消化-自主創新”的技術自主路線，十幾年后甩掉合資伙伴，20多年成長為汽車大國，“民族”品牌挑戰日本美國。相比之下，我們在引進方針、國家保護、產業技術進步路線方面的經驗教訓，是不是值得好好檢討一下，引以為鑒，以免讓其他產業重蹈覆轍呢?

　　韓國是美國的“小兄弟”，但他們堅持走引進消化創新、振興民族產業的路線，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他們的汽車工業近年來遭到挫折，在企業經營策略和產業政策方面，都可能有失誤之處。這種失敗，不能簡單歸結為“違反比較優勢規律”。我們是大國，自主發展民族產業，條件比韓國好得多，也曾有自己的成功經驗，更不應該把經濟現代化的希望建立在洋人身上。

　　總之，如果我們在全球化環境下，對自己的產業振興，沒有全局性、戰略性的考慮，單純把產業技術進步的希望寄托在靠“合資”形式引進上，我們千辛萬苦建設起來的工業體系，就會被不同的跨國公司根據各自的需要分別整合，我們就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產業，就失去了獨立自主發展的能力和機會，我們的技術進步，永遠只能被動地仰跨國公司鼻息，就會被長期鎖定在國際分工鏈條的底層。我們的經濟發展目標就會落空。

　　我國著名飛機設計師程不時先生說：“知識產權在進入知識經濟時代，成為無價之寶。我國在1980～1990年代想要分享國外(航空工業)的知識產權，還以為只要出錢就可以稱老大，結果在長期的談判中守不住陣腳節節后退，經過代價極大的長期談判，最后外方告訴中方說，你們那點錢，要想分享知識產權買入場券都不夠，使這項計劃遭到顛復性的失敗。”[19]

　　國際技術合作是講究對等的，合作雙方相互看重的是對方獨有的知識產權和經驗(KnowHow)。你沒有自己的東西，那就休想換得別人的核心技術。我們半導體芯片的合資廠開了不少了，現在去打聽一下，除了自己原有的科研院所，有幾個廠的中方人員，有了自主設計工藝的能力?說一千道一萬，核心的技術能力、自己的知識產權，不是靠合資拿得來的，也不是靠花錢買得來的。還是要靠中國的企業、中國的科研機構中國的科研人員，自己去探索，下苦功夫、笨功夫，才能得到。產業技術水平的提高、科研力量的增長是學到的、通過艱苦實踐積累的，而不是買得到的。靠外國人是靠不住的。

　　筆者沒有否定開放政策的意思，而是要強調：我們不能天真地把自己的強國夢寄托在洋人的“慷慨”和“善良”上。開放是手段和策略，開放要服從我們的最終目標。“發展是硬道理”，開放不是硬道理，開放是服從于發展這個“硬道理”的。要把“強國夢”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

　　開放如何促進改革?

　　我們的改革到了今天，已經沒有了原來的社會支持和動力，“頓兵于堅城之下，將困兵疲”。利用外資來改造國有企業，進入重要的社會服務業，對企業機制轉換、打破行業壟斷，推動市場化的形成，當然會有好處。這也是“入世”的一個經典性理由。

　　“合資促進國有企業機制轉換”。通過合資形式改造國有企業，既可以把“不爭氣”的國企包袱甩給跨國公司，又可以一步到位實現政企分開、產權明晰、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這種思路，是當前大型國有企業改革艱難、國有資產流失難以遏制的現狀的反映。“利用外力推進體改”的思路，當然有它一定的價值。

　　但是，有一得必有一失，“以開放促進改革”和“以市場換技術”一樣，是要付出代價的。它的代價，就是國家對一些重要產業的控制權、國家產業政策的選擇空間，將被大大削弱。市場化是形成了，民族產業也被人家吃掉了。這個市場化，是失去了民族個性的市場化，是被鎖定在跨國公司依附地位的市場化，也就是拉美式的市場化。

　　我們多年艱苦奮斗積累的家當，如果都按這種“破罐破摔”的思路，把控制權出讓給跨國公司，權衡得失，對國家來說是賺是賠?經濟大權的“旁落”，對我國產業政策的有效性、政府調控的能力會有什么影響，需要認真考慮。

　　關于規范市場：1999—2000年，全國最開放的上海，對外地生產的轎車設置障礙(對非上海生產的轎車限制發牌照或收取高額牌照費)，引發湖北對“桑塔那”轎車的“報復”行為。此事一度被媒體炒作得沸沸揚揚。兩家合資的企業，依仗各自地方政府后臺，打起了“貿易戰”。最后還要中央政府出面調解，各打50大板了事。這可算作地方之間劃地為牢的經典案例，是中國汽車業的大笑話。以致許多人建議，在中國加入WTO之前，國內應該先成立“NTO”。人們不禁會問：“大眾”、“雪鐵龍”都是國際著名跨國公司，是最講“自由競爭、市場規則”的，而且這還不是一家壟斷，是兩家跨國公司的競爭，怎么一到中國，就心甘情愿遵照“土政策”，不講“公平競爭”、“開放市場”了?

　　在“市場原則”和實際利益之間，跨國公司顯然更注重現實的經濟利益，這是資本的本性所決定。跨國公司是來賺錢的，不是來幫助我們“推進體改”的。“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到中國當然要依靠地方最有勢力的行政力量。入鄉隨俗，市場經濟的甜頭要吃，“計劃經濟”的甜頭也要吃。

　　20余年的經濟轉軌，部門和地方分割、以鄰為壑的痼疾沒有實質性的改進。這與我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制度有關，也與我國商業傳統過分講究“人脈關系”，擺脫不了對政府的依附的商業文化有關。我們當然希望通過市場競爭，優勝劣汰，形成合理的企業規模和產業群落。但外商插手，就多了一個因素，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撥動而“自然”形成的，就很可能是“列強”插手、“軍閥割據”在經濟領域的再現。汽車行業是一個典型，其他行業如何，需要進一步調查研究。

　　我們的轎車工業的絕大部分已經合資，中方名義上有50%以上的股權，但外方畢竟有了相當的發言權。面對即將加入WTO，政府于前兩年幾次發布通告表示要全行業整合，但沒有下文。有外資牽制，行業整合談何容易?

　　這么多汽車合資企業，其中經營機制轉換了多少，無法說清楚，至少在定價機制上沒有和國際接軌(事實上，據業內人士反映，我國合資的汽車企業，其內部管理還遠談不上和國際接軌)。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我國一些重要產業，過分強調合資，合資企業制度與地方部門分割結合起來，對體制改革和結構優化，甚至起到了反作用。假定這樣的情況發生在比汽車更重要的戰略性產業部門，情況又將如何?權衡利弊，孰輕孰重，需要認真考慮。

　　不公平的競爭環境——胳膊肘向外拐的外資優惠政策

　　我國在開放初期，為了消除外商對大陸投資環境的疑慮而制定的許多優惠政策，一直延續至今。這是一種典型的“歧視政策”和“非國民待遇”。

　　我國1994年的稅制改革，目標指向遏制通貨膨脹，對國內的企業課以重稅。從這以后，一方面是國內民間投資長期不振，以致不得不采取“積極財政政策”，一方面是外商進入中國快速增長。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國對中國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實行不公平的稅收政策。

　　首先，中國企業流轉稅負擔很重，但對外商投資企業的設備進口關稅和增值稅全免。

　　我國自1994年至今，增值稅制度采取生產型增值稅，[20]它比歐洲的消費型增值稅重得多。再加上還有投資方向調節稅、土地增值稅等等。企業的實際稅負，中國比歐洲大得多。根據權威部門測算，以1995年的數字為依據，流轉稅實際稅負至少是25%以上(歐共體的稅率逐漸集中，在22%-15%之間)。

　　這么重的稅收負擔只針對中國籍企業的。對外商投資企業，這些稅負都通過各種優惠政策被擺脫了。例如，購進設備的稅款，中國企業不能抵扣，可是外商投資企業從國外進口設備，什么都免稅(包括關稅、增值稅)。

　　所得稅問題。據稅務總局1999年測算，所得稅的負擔，內資企業是外資企業的兩倍。外資企業平均所得稅負擔是13%，內資企業不到30%。

　　對外商投資企業的優惠政策，等于對國內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的歧視。其結果就是各地紛紛搞假合資企業。有了“合資”牌子就等于多賺了50%的利潤(流轉稅的一半和所得稅的一半)。這產生了雙重的負面效應：一是許多很好的企業來個“靚女先嫁”，讓外商控制了股權，削弱了自己的產業控制能力;二是加重了民族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稅負。稅務總局估計，33萬家三資企業，有一半是假合資;稅基在“外資企業”的政策保護下，大大縮小。可是財政還要用錢，國家就只能向國內企業，尤其是向大型企業要。國內企業負擔了本來應由合資企業負擔的稅，而且財政負擔的大頭還是放在國有企業頭上，怎么跟外商競爭?我們很多行業之所以垮臺，最終被跨國公司“吃掉”，這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之一。

　　我們申請加入WTO，要實行“國民待遇”原則，外商總是抱怨我國在“市場準入”問題上不公平，強烈要求對多年來垂涎三尺的電信、金融、保險、媒體等服務業實行“準入”。實際上，準許外商進入什么行業，是國家主權問題，一國本沒有義務向非本國公民和企業無條件開放所有行業、尤其是經濟命脈行業的準入權。發展中國家，尤其要警惕在金融、資本市場方面，高度流動性的外資可能對金融市場乃至宏觀經濟造成嚴重干擾(亞洲金融風暴不過是4年前的事，遺憾的是許多人似乎已經忘卻了)。可是，一視同仁的稅制卻是天經地義，是市場經濟的起碼準則。目前我國稅收的問題，是給外國人優惠太多，是需要給國內企業爭點國民待遇。我們的國有企業虧損面多，效益差，負擔比外資企業重一倍，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我國稅務當局前幾年曾經考慮過拉平內外企業的稅制，卻因種種障礙未能實現，這倒是十分不正常的。

　　不能把“全方位對外開放”作為我們的國策

　　所以，對外開放并不是越開放越好，一般地說，發展中國家的“開放度”應如何把握，從來就是發展戰略需要高度重視的、十分復雜的政策問題。對我們這樣的大國來說，內需市場從來就應是經濟發展的主導。我國加入WTO在即，有人大力宣揚所謂“全方位開放”，這更是基于錯誤認識的一個十分錯誤的口號。

　　發達國家，不論日本美國，從來不實行、也不允許“全方位”對外開放。美日半導體貿易戰，不過是前10年的事情。1980年代中期，把“自由貿易”喊得震天響的美國，當自己的電子工業受到日本嚴峻挑戰的時候，斷然拿起“貿易保護”和“產業政策”這兩個典型的“通產省”式政策武器，政府一方面限制半導體進口，一方面政府強力資助和組織研發，在短短幾年中重新奪回微電子領域主動權。在數控機床這一較弱的行業，美國至今沒有放棄強制性的限制進口政策。

　　當我們一腔熱忱去“融入”世界一體化經濟時，崇尚自由貿易的西方國家，在自由貿易威脅到自己的根本戰略利益的時候，卻可以毫不受這一“原則”的約束。我們實在找不出什么理由，在不顧國家經濟主權這一大前提的情況下，去“融入”世界經濟。

　　外資對中國經濟的作用，實際情況很復雜，不可一概而論。但必須從總體上正視：在開放的大環境下，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中，我們允許在多大程度上，放棄產業的獨立性和控制能力，讓出國內市場?這對我國經濟總體利益、經濟的整體安全性有何影響?

　　對外開放，是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是后者統率前者，而不是前者統率后者，這應該是一個大原則。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開放必須有“度”，這個度以符合國家產業發展目標為轉移，而絕非越開放越好。更不能說開放是促進發展的決定性要素。

　　注釋

　　[1]王小強，1998年。

　　[2]陳漫，2001年。

　　[3]王小強，1998年。

　　[4]增值稅一共有三種類型：消費型、收入型和生產型。消費型增值稅，就是企業所有的購進，包括原材料購進和投資行為，里面所含的稅款都可以抵扣;收入型增值稅，就是企業資本品購進所含稅款，只按折舊抵扣;生產型增值稅則對資本品完全不抵扣。三種形式的差別，就在于資本品里面的稅款的抵扣形式。1993年稅制改革時，主要考慮治理通貨膨脹，故實行了對投資課以重稅的生產型增值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