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確定性與居民消費經濟論文

　　摘 要: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要發揮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但當前我國居民消費水平相對較低，其中收入不確定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房價的波動又加劇了收入的不確定性。運用分位數回歸法并建立以房價為門檻變量的模型，檢驗了我國 2003—2016 年不同房價區間的收入不確定性對居民消費的影響。 分位數回歸結果表明，收入不確定性對居民消費產生了顯著的抑制作用;門檻回歸結果進一步表明，在低房價區間和高房價區間，收入不確定性對消費均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而在中等房價區間，收入不確定性對消費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因此，構建完善的住房供需市場，實施穩定的收入分配政策和稅收政策，扭轉當前住房公積金錯配是促進消費的有效舉措。

　　關鍵詞:收入不確定; 居民消費; 房價; 分位數回歸; 門檻模型

　　中圖分類號:F126; F323.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6116(2019)02-0116-11

　　《房地產世界》(月刊)基本定位：新聞性的行業雜志借助新京報創刊7載所積累的房地產行業資源，秉承新京報“品質源于責任”的辦報理念，作“最新聞的房地產雜志”，立足北京、面向全國，報道房地產市場、行業新聞，提供優秀物業產品品鑒和置業資訊服務的月度雜志。

　　我國經濟在過去 40 年里保持了穩定快速的增長，但結構性矛盾卻日益突出。 經濟增長長期依賴投資和出口，消費并沒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 進入 21 世紀以來，居民消費率長期處于相對低位。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2000—2010 年，我國居民消費率從 46.7%持續下滑至 35.6%的歷史最低點，2010 年之后略有回升但仍然處于相對低位，2017 年為 39.1%。 我國居民消費率明顯低于其他主要國家，比如 2016 年，我國居民消費率不足 39%，而美國為 68.8%，英國為 65.5%，歐元區平均為 54.6%，除我國以外的其他金磚國家平均為 58.5%① 。

　　居民消費水平的走低制約了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如何發揮消費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已經成為重中之重。在我國，收入是居民消費的主要來源，當收入存在不確定性時，居民的消費行

　　為通常更加謹慎，更傾向于增加預防性儲蓄予以應對。 高房價是我國當前經濟轉型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特點，房價波動必然會增加收入的不確定性。當房價上漲時，居民的收入預期較高，持有多套房的家庭通過出租或出售多余住房，增加實際財富持有量;持有單套房的家庭由于住房剛需，無法實現房價上漲的“ 財富效應”，并可能因房貸而對其他消費形成一定的擠占，對現期消費產生流動性約束;無房族則由于未來的購房規劃，會降低當前的消費預算，房價上漲的預期更易產生替代效應，壓縮當前消費而應付未來可能增加的支出。而政府對房價的調控進一步增加了房價波動導致的收入不確定性。 因此，在研究收入不確定性影響居民消費的過程中，考慮房價的門檻效應，并針對房價作用提出相應的改革措施，對促進居民消費，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文獻綜述

　　現有文獻主要從預防性儲蓄[1 -3] 、 市場扭曲[4 -5] 、人口結構[6 -7] 、住房價格[8 -10] 、收入及收入分配[11 -12] 等視角對居民消費率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 1978 年，Hall 的隨機游走假說將不確定性與理性預期相結合[13] ，開啟了收入不確定性在消費理論中的研究，實證研究也從此把收入不確定性因素納入考量范圍。 Dynan[14] 用消費支出變動和失業表征消費的不確定性，研究消費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問題。 Carroll & Samwick[15] 則以等價預防溢價、家庭收入和收入對數的方差表示不確定性，進一步深入研究了消費行為的不確定性。 Kimball[16] 研究表明，不確定性因素的增加會使消費行為更加謹慎，消費者更傾向于增加預防性儲蓄予以應對。 也有文獻研究了確定性和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消費行為，認為收入的不確定性顯著影響居 民 當 期 的 消 費 水 平[17] 。 Skinner[18] 和 Zeldes[19] 實證研究了收入不確定性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發現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會顯著降低居民的當期消費。 韓松、楊春雷[20] 認為，確定性收入比不確定性收入更有利于增加消費。 沙之杰、潘明清[21] 認為，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及其不確定性的變化是影響城鎮居民消費的重要因素。 胡德寶[22] 認為，在我國經濟轉型過程中，收入和支出兩方面的不確定性使得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對城鎮居民的高儲蓄行為產生了顯著影響，從而引起消費不振。

　　王健宇、徐會奇[23] 的研究表明，我國農村居民收入不確定性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更加顯著。 我國農村居民收入較低，消費行為對當期收入過于敏感，收入不確定性與流動性約束對農村居民消費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24] 。 徐會奇等[25] 發現，無論是靜態還是動態的關聯度分析，收入不確定性都是影響消費的重要因素，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的不確定性以及經營性收入的不確定性對消費的影響尤為顯著。張振、喬娟[26] 認為農村居民收入的不確定性大于城市居民收入的不確定性，農村居民消費受收入不確定性的影響更大。

　　不確定性影響居民消費過程中的作用。 而房價變動是導致居民收入變動不可忽視的因素，房價波動會使居民不同時期的收入變得不確定，進而影響消費。本文擬通過建立門檻模型，使用房價作為門檻變量，以期厘清不同房價條件下收入不確定性對居民消費的影響。

　　(二)房價波動影響居民收入不確定性的理論分析

　　房價上漲是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積極信號，表明宏觀經濟處于上升發展階段。無論是對住房持有者還是租房者，房價上漲都會帶來較高的工資性收入預期，住房持有者還會有較高的財產性收入預期。 而對于租房者而言，房價上漲卻會影響其可支配凈收入( 因為租房支出將增加)。 當房價上漲時，持有住房的家庭可以獲得較高的財產性收入，一方面其自有住房的價值得到提升，另一方面如果擁有多套房還可通過出售或出租住房增加財產性收入，而持有非住房資產的家庭則會遭受相對損失，即房價上漲使得社會財富在有住房和無住房的家庭之間發生轉移。當房價下跌時，財富轉移方向則相反。 因此，房價的波動將給不同的家庭帶來不同的轉移收入預期[29] 。

　　對于同樣持有住房的家庭而言，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也將產生不同的收入預期。高收入水平家庭往往有能力購買更多的房產，房價上漲將進一步增加他們的財富擁有量。 對于低收入家庭而言，一方面，其擁有的住房資產較少，由于住房剛需的存在，房價上漲帶來的隱性“ 財富效應” 無法真正變現;另一方面，房價上漲使低收入家庭承受了更重的購房負擔，并增加了其居住成本，從而進一步降低了其收入預期[30] 。

　　3.控制變量

　　本文還控制了一系列其他變量。 使用各地區商品房平均售價(hp)來表示地區房價[30] ;使用少兒撫養比( childr) 和老年撫養比( oldr) 來表示人口結構;使用人均 GDP( pgdp) 表示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使用政府財政支出( fin) 來表示政府的消費;使用地區第三產業和第二產業產值之比來表示地區的產業結構( ind) [33] ;使用貨運周轉量來衡量地區交通基礎設施水平( infra);使用各地區當年全部金融機構貸款余額與當年 GDP 之比表示各地區的金融發展水平(lres);使用城鎮人口占比衡量城鎮化水平(urb);使用一年期短期存款平均利率衡量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 rate) [34] ;使用城鄉收入的比重表示地區內的城鄉收入差距

　　( igap) [35] 。

　　本文的基礎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和各地區統計年鑒。各指標均使用相應的價格指數進行平減，折算成 2003 年當年的不變價;部分缺失數據采用 3 年移動平均得到。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 1。 從表 1 可以看出，在樣本區間內，我國居民的消費率差異較大，同時收入不確定性的變動較大，表明在樣本期間，居民的預期收入和實際收入之間的變化幅度較大。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收入不確定性與居民消費的分位數回歸本文采用分位數回歸估計法對模型進行估計。 分位數回歸彌補了 OLS 估計在模型存在異方差情況下的不足，分位數估計的穩健性也保證了分位數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同時，分位數回歸將樣本分為不同區間進行估計，更能全面反映樣本的數據信息。 本文使用的回歸軟件是 Stata15.0。 在回歸過程中對所有變量進行 1%的縮尾處理，以消除極端異常值對估計結果可能產生的偏誤。 實證過程中，對房價、人均 GDP、交通基礎設施水平、利率水平以及政府財政支出等絕對數值進行對數化處理來降低數據異方差的影響。表 2② 呈現了收入不確定性與居民消費的分位數回歸結果。

　　由房價門檻區分的不同收入區間，其住房財富效應存在顯著差異)。本文研究表明，不同房價區間的收入不確定性對消費的影響確實存在顯著的差異，我國住房市場上“財富效應” 和“ 擠出效應”同時存在。

　　從控制變量上看:(1) 城鎮化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并不顯著。 可能的原因是，盡管我國城鎮化水平在逐步提升，但常住城鎮人口的比重遠落后于總人口城鎮化的比重，這表明我國城鎮化水平不高，城鎮化質量也不高。 (2) 利率水平的增加，并未對居民消費產生顯著影響。 可能的原因在于，隨著我國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利率上升帶來的“替代效應”已經逐步減弱，且隨著收入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利率上升的“ 收入效應” 已經開始逐步體現，因此利率的變動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并不顯著。 (3) 收入差距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并不顯著。 對于城市居民而言，經濟的發展使得其收入水平的提升速度超過了其消費增加的速度，消費占收入的比重趨于下降;對于農村居民而言，隨著網絡的普及，農村居民的消費逐漸多元化，不再滿足于農村的消費市場，同時由于消費存在一定的“示范效應”，其消費占收入的比重會逐步提升，進一步加大了農村居民的消費占比，進而使得城鄉收入差距的增大并未顯著影響居民消費。 (4)少兒撫養比對居民消費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這可能與我國的人口政策有關。 獨生子女政策的實行使得我國居民通常會大幅增加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最明顯的特征便是教育支出的增加。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使得居民有能力增加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 (5)老年撫養比對居民消費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我國老年人口普遍經歷過經濟發展落后的年代，年輕時的消費習慣使得老年人口在消費方面更加節儉，且老年人口退休之后由于沒有固定的收入來源，不得不用手中的積蓄和養老金度日。

　　基于本文的研究結論，為促進居民消費，提出如下政策建議:第一，在居民住房財富規模逐步擴大的現實背景下，若要充分發揮房價對居民消費的促進作用，應當避免房價出現大幅波動，構建完善的住房供需市場，增強住房資產的流動性;同時降低居民面臨的流動性約束，使得居民在實際住房財富增加的前提下，不會面臨過強的借貸約束，從而將固定在住房資產上的隱性“ 財富” 釋放出來，促進居民消費。 第二，從收入不確定性的角度來看，應在保證居民收入穩定增長的基礎上，同時實施穩定的收入分配政策和稅收政策，盡量穩定居民收入預期，降低收入不確定性，進而降低預防性儲蓄傾向，擴大當期消費。第三，應當穩定各地區的房價，避免房價落入抑制居民消費的區間。同時，解決我國現行住房公積金制度的錯配問題，使住房公積金成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的有效保障，從而有利于實現公積金制度對住房資源配置的優化作用，增加居民財富，促進居民消費。

　　注 釋:

　　① 數據來源: 中國政府網 http: //www.gov.cn /xin-wen /2017-12 /19 /content_5248338.htm。

　　②③因篇幅所限，變量的回歸結果未在表格中全部列示，留存備索。 作者郵箱:1293328431@qq.com。

　　參考文獻:

　　[1] HOFMAN B， KUIJS L.Profits drive China'sboom [J].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2006， 61(10): 39 -43.

　　[2] 萬曉莉，嚴予若，方芳.房價變化、房屋資產與中國居民消費———基于總體和調研數據的證據[J].經濟學

　　(季刊)，2017(2): 525 -544.

　　[3]劉丹，盧洪友.中國農村社會保障的居民消費效應研究[ J].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17(5): 68 -78.

　　[4]李濤，陳斌開.家庭固定資產、財富效應與居民消費:來自中國城鎮家庭的經驗證據[J].經濟研究，2014

　　(3): 62 -75.

　　[5]陳斌開.收入分配與中國居民消費———理論和基于中國的實證研究[ J].南開經濟研究，2012(1): 35 -

　　51.

　　[6]WEI S J， ZHANG X.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

　　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1， 119(3): 511 - 564.

　　[7]蔣彧，全夢貞.中國人口結構、養老保險與居民消費[ J].經濟經緯，2018(1):131 -137.

　　[8]陳斌開，楊汝岱.土地供給、住房價格與中國城鎮居民儲蓄[J].經濟研究，2013(1): 110 -122.

　　[9]李雪松，黃彥彥.房價上漲、多套房決策與中國城鎮居民儲蓄率[ J].經濟研究，2015(9): 100 -113.

　　[10]劉玉飛，周穎潔，楊政宇.住房財富價值與居民家庭消費結構升級———來自 CFPS (2014 ) 數據的證據

　　[ 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8(4): 17 -29.

　　[11] AZIZ J， CUI L.Explaining China'slow consump-

　　tion: the neglected role of household income [ Z ].IMF Working Papers No.181， 2007.

　　[12] 金燁，李宏彬，吳斌珍.收入差距與社會地位尋

　　求:一個高儲蓄率的原因[ J].經濟學( 季刊)，2011(3):

　　887 -912.

　　[13] HALL R E.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 [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8， 86(6): 971 -987.

　　[14] DYNAN K E.How prudent are consumers? [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 101(6): 1104 -1113.

　　[15] CARRALL C D， SAMWICK A A.How important is precautionary saving? [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8， 80(3): 410 -419.

　　[16] KIMBALL M S.Precautionary saving in the small and in the large [J].Econometrica， 1990， 58(1): 53 -73.

　　[17] ROMER D H， ROMER C D.Federal reserve in-formation and the behavior of interest rates [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90(3): 429 -457.

　　[18] SKINNER J.Risky income， life cycle consump-tion， and precautionary saving [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7， 22(2): 237 -255.

　　[19] ZELDES S P.Optimal consumption with stochastic

　　income: deviations from certainty equivalence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9， 104(2): 275 -298.

　　[20] 韓松，楊春雷.我國城鎮居民非預期收入對消費影響的實證分析[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9 (6):

　　24 -29.

　　[21]沙之杰，潘明清.城鎮居民消費需求對收入增長及不確定性變化的動態響應分析[ J].消費經濟，2011

　　(3): 7 -10.

　　[22]胡德寶.中國城鎮居民的消費行為及儲蓄動機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2(10): 1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