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核心期刊論文“文化詩學”

　　隨著現在社會的發展，我國的經濟發展的也是非常迅速的，社會上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現象，不同時期的社會文化也不相同。本文是一篇發表核心期刊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文化詩學”。

　　摘 要：隨著改革開放，經濟的快速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巨大改變。陶東風等一批學者針對中國社會出現的一些新現象，提出了“日常生活審美化”，認為文藝學應進行“擴容”“跨界”，開始“文化研究”。但童慶炳先生認為“文化研究”偏離了對文學作品的分析，不利于文藝學自身的發展，創建性的提出了“文化詩學”。

　　關鍵詞：童慶炳,文化詩學,審美,詩意

　　童慶炳先生在1998年的揚州會議上，第一次提出創建中國的“文化詩學”。用童慶炳先生自己的話說就是：“文化詩學是要求把對文學文本的闡釋與文化意義的揭示聯系起來，把文學的“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貫通起來，在文學研究和批評中通過對文本的細讀揭示出現實所需要的文化精神，最終追求現代人性的完善和人的全面發展。”[1]使用“文化詩學”研究文本，可以得到新的闡發意義。這些都足以證明“文化詩學”是一種適用的，能夠干預現實，揭示現實所需要的文化精神，最終能完善人性的一種創新型文學研究方法。

　　一、“文化詩學”提出的背景

　　從80年代的改革開放直到現在，我國的經濟取得了飛速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升，進入了“消費時代”，從物質生活到精神生活都發生了巨大地變化。時尚報刊、絢爛多彩的廣告刺激著我們的視覺;健身房、美容美發機構布滿大街小巷。陶東風等一批學者敏銳地觀察到這些社會變化，加之80年代在西方興起地的“文化研究”，他們提出在我國文藝界進行“跨界”“擴容”地主張，開展“日常生活審美化”。他們認為社會在不斷的發展變化，文學理論也應做出相應地改變，不斷豐富、完善自身。陶東風先生在《文藝研究》2004年的第一期發表了名為《日常生活審美化與文藝社會學的重建》一文，其中明確闡明了他的“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理論。“當代世界(包括中國的一些城市地區)的產業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服務產業、文化產業、休閑娛樂產業在整個產業結構中的比重越來越大，與此同時，大眾傳播方式迅速發展與普及，文化的市場化與商業化程度日益加深。這一深刻的、全方位的轉型導致了當代社會與文化的一個突出變化：日常生活的審美化。”[2]“日常生活的審美化”打破了藝術與日常生活的界限，審美不再是傳統意義上文學作品，它已經滲透到大眾的日常生活。發表在《文藝爭鳴》上的《日常生活審美化：一個討論――兼及當前文藝學的變革與出路》一文，陶東風是這樣描述的：“審美已不再是一種詩意表達(陶東風：也可以說是一種泛化了的詩意表達)，而是大眾在日常生活中對于物質滿足的快樂，美已經從理想精神的高峰回到了人世生活的享受之中。”[3]童慶炳先生針對陶東風等一批學者的言論與觀點，寫了一篇名為《日常生活審美化與文藝學》的文章，明確表明了反對“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觀點。童慶炳先生反駁一批學者認為中國進入消費時代的觀點，雖然我國的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地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顯著的提升，但根據調查顯示，我國國民生產平均總值，只有區區100美元，更重要的是我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居住在農村，年平均收入僅2000多元。這樣的現狀，只能說明進入消費時代的只有白領階層和高中階級人群，這些人群僅占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一。童慶炳先生主張文學最終的目的是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實現人文理想。普通市民、農民也應接受文化的熏陶，享受審美愉悅，只是研究高消費人群的文化，已違反了文學藝術的初衷，文學藝術是屬于每一個人的。而且，我們的審美應是高層次的審美，不是僅僅滿足感官的“日常生活審美化”這樣低層次的審美，“文化詩學”才是符合當代中國的文學批評方法。

　　“藝術消亡論”是“文化詩學”提出的另一重要因素。在科學技術、媒介應用的發展中，“藝術消亡論”又一次回到學者的視野中。陶東風等一批學者接受并認可“藝術消亡論”，反對“本質主義”，認為隨著媒介的興盛，影像、圖畫會取代傳統文學藝術，電影等會成為新的藝術形式，像文學作品等“純文學”會消失殆盡。文藝學要想避免消亡與衰敗，應進行“擴容”，改變研究對象，主攻街心花園、廣告、模特走步。基于陶東風先生的觀點，童慶炳專門寫了《文藝學邊界三題》進行反駁。“文學獨特審美場域的奧秘，還在文學語言中……這時候的語言文字已經變成了一種“氣勢”、一種“氣韻”，作家的一切都不自覺地投入其中，經歷、體驗、思想、感覺、感情、聯想、人格等都融化于語言中，語言已經渾化成一種整體的東西，而不再是單純的只表達意義的語言媒介。”[4]文學作品有其自身的審美特點，是其他藝術形式無法取代的，文本作品《紅樓夢》與電視劇作品《紅樓夢》存在本質性的差別，電視劇無法展現出小說中的深刻內涵，語境的改變，使得語言打造的審美意蘊同樣無法通過媒介展現出來。文學作品等傳統藝術的獨特審美性，就決定了藝術是不會消亡的，因此文藝學也應堅守在文學文本這一領域。

　　二、“文化詩學”的內蘊

　　童慶炳先生認為：“文化詩學”是要求把對文學文本的闡釋與文化意義的揭示聯系起來，在文學研究和批評中通過對文本的細讀揭示出現實所需要的文化精神，最終追求現代人性的完善和人的全面發展。[5]

　　(一)以詩意為核心

　　文化詩學以詩意為核心，“詩意”是由海德格爾提出的，在晚期，他明確地提出“人詩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之上”。“詩意”主要指藝術作品表達了現實描繪之外的東西，從而喚起了人的超越精神。海德格爾認為“藝術就是詩”，不僅在于詩的語言的使用，更在于詩所蘊含的思想。“這個“思”：是對神圣者、神秘的言說，它探尋的，是整個存在本身。”[6]也就是通過對作品語言的感知與分析，得出語言背后所傳達的思想和精神。這與中國的“言意之思”相像，中國也十分注重作品的詩意，中國文人欣賞一部作品，重點不在于語言，而在于語言表達出的無窮韻味。文化詩學是主張詩情畫意的，不是反詩意的，非詩意的，它的對象仍然是文學藝術作品，旨在通過對藝術作品的鑒賞，對語言的分析，領悟其中隱藏著的本質性的一般認識、感情、精神，從而獲得精神上的超越，獲得審美愉悅。 　　在文藝理論界普遍認為，詩意就是審美。審美是評價一部作品優劣的重要因素。我們評價一部作品，首先看它是否是美的，如果這部作品沒有審美屬性，那就沒有必要研究它。審美并不僅僅是看這部作品的語言是否是美的，形式是否是美的，題材是否是美的，還要看它所蘊含的精神和思想感情對于人是否具有意義，這是十分重要的一點。具有審美屬性的作品，對于塑造人，啟發人具有不可比擬的作用。“審美只是對于人來說的，審美是把獸提升為人的過程，審美是人的天性，動物不會審美。”我們是應該選擇把人退變回獸的低俗作品，還是把獸提升為人的具有美的優秀作品，我想我們心中都有了明確的答案。閱讀、分析和評價優秀的文學作品，可以喚醒人們對人性完善的渴望，敦促人們對人生意義的追問。具有審美性的作品，可以讓讀者在閱讀后，沉靜下來，思考作品的內容，品味出作品所體現出的文化精神，人文理想，在時間的磨練下，在日常生活的體驗下，加上對作品品味與揣摩的進一步深化，逐漸提升自身的文化修養和內涵，實現精神上的超越，達到一種越發理想的狀態。

　　(二)文本細讀與歷史語境結合

　　“文化詩學”仍舊是對文學文本的研究，強調對文本的細讀，對作品語言的細究。通過對文本語言的分析探求作品的意義。和過去的文藝社會學不同，文化社會學不是僅就作品的內容來抽象地談作品的思想感情，它十分重視文本的語言。“語言是非常重要的，它能達到的邊界也就是我們的思想感情所能達到的邊界。語言是一種手段，同時又是一種生活，語言與生活是同一的”。[7]語言不僅僅是一種表達的手段，它還體現著作家的思想情感和創作風格。魯迅的文筆鋒利，艱澀，多用反諷，可以看出魯迅對于當時中國的愛與憎恨，對麻木百姓的痛恨和無奈，也說明了魯迅自身是一個性格剛烈之人。而沈從文則與魯迅相反，是一個充滿浪漫情懷的鄉土詩人，用字質樸，溫婉，清麗，字里行間充滿了對質樸自然鄉村的熱愛。我們通過對語言的分析可以更好，更全面的正確把握作品的內涵，得到更為深刻的意義。

　　我國初期文學理論的重心一直放在“外部研究”，研究作品的社會歷史和作家的思想感情與生活狀況，把作品作為研究其他學術的工具，這是有失偏頗的。但在這兒并不是否定外部研究的價值，外部研究的進行可以帶領我們進入當時的歷史環境，用當時的歷史語境去研讀作品，可以更精確地理解作品語言所傳達出的意義，更準確的評判語言的使用是否恰當。另一方面，“文化詩學之所以強調歷史語境，是因為只有揭示作家和作品所產生的具體的歷史契機、文化變化、情境轉換、遭遇突顯、心理狀態等，才能具體地深入地了解這個作家為何成為具有這種特色的作家，這部作品為何成為具有如此思想和藝術風貌的作品，這樣的作家和作品分析才可以說是歷史具體性和深刻性的”。[8]在深入了解當時的歷史環境，用當時的歷史語境去解讀作品時，才能準確的理解作者的意圖，和為什么使用這樣的題材，這樣的詞語，這樣的排列組合。在明白一件事情的原委后，我們才能說我們真正的弄明白了這件事，這一道理同樣適用于文學，只有在明白了作品產生的原委，我們才有資格可以說，真正明白了作品，準確地分析了作品。

　　文本的細讀，要求對語言進行精細的分析，甚至是逐字逐句的研讀。要想不偏離正確的研究軌道，陷入自我臆想的誤區，歷史語境的參與是必不可少的。通過當時的歷史環境，可以更為精確的解讀詞語，挖掘出更為深層次的內涵，從而更為理解作品，做出正確的價值判斷。

　　(三)現實性關懷

　　童慶炳先生說：“我覺得目前的文學理論存在著某種危機，需要調整、改造。

　　我認為主要的危機在于文學理論脫離實際，脫離現實的問題，這是比較嚴重的問題。”[9]文化詩學立足于現實，就是要從文本批評走向現實干預，關懷現實是文化詩學的一種精神。

　　文化詩學是社會現實發展的產物，不是理論家憑空想象出來的。它緊緊扣住經濟的市場化、產業化以及全球化折射到文學藝術中出現的問題，并加以深刻的揭示。例如現在拜金主義和拜物主義的盛行，文學作品中大量描寫奢侈消費，荒淫無度的生活;一些電影演繹上層社會的豪華生活，人際關系的混亂，除了奢華、華麗的場面，奢侈品牌的商品包裝，沒有反映出文學作品所應有的文化精神與人文理想。童慶炳先生說：“我認為文學就是人性的一種全面發展，或者說是人性美的全面展開。文學的價值在于促使人的全面發展，研究文學的意義也就在這里”。文化詩學作為一種文學批評方法，要義不容辭地對這些東西加以分析、揭露，通過這樣的批評來關懷現實，關懷人的情感世界，促進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全面發展。

　　現實性關懷，還體現在既要客觀的觀察現實，對客觀現實做出正確的評價，也要關注客觀現實下的人的精神狀況，也就是歷史主義與人文主義的統一。文化詩學真正贊賞的文學是有自己獨特價值追求的作品，也就是歷史理性和人文精神這兩者之間的統一。“歷史主義要有人文的維度，人文主義要有歷史的維度”。作為作家和藝術家，是不能為其中一個維度而犧牲另一個維度的，要兩者兼顧，這是作家和藝術家在價值追求上面的一種特性。《三峽好人》就很好地詮釋了這兩重維度的結合。三峽工程是為了國家更好地發展，為了長江流域不在洪水泛濫，能夠進行水里發電，而實施浩大工程，但三峽工程的實施會導致110多萬移民告別故土。電影用冷峻的鏡頭，客觀冷靜的表現了三峽人民不愿離開故土的心情，表達了對家園的戀戀不舍。國家的政策不能不實施，但三峽人們的心情不能不考慮，充分體現了歷史理性與人文關懷，觸及了現實的矛盾沖突。

　　三、“文化詩學”的意義及局限

　　文化詩學的現實性關懷和促進人全面發展的最終目的，都彰顯了它的意義。文化詩學干預現實，扎根于中國的現實土壤，通過對作品的研究，發現中國自身的問題，解決問題。文化詩學提倡詩意關懷和人文精神，使人文理想滲透進社會大環境中的每一個角落，把人們在物欲橫流，精神頹廢的現狀中解救出來，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從而使生活變地更有意義，人生更具價值。

　　對于學術層面來說，文化詩學是一種綜合性的研究方法，打破了以往單一的研究模式，開拓了文學研究方法。對于文學作品來說，解讀更為豐富，其中的內涵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掘。 　　但并不是說文化詩學是完美無缺的。文化詩學要求研究要回歸到文學文本，研究的仍是精英意識形態，研究對象單一，視角狹窄。沒有緊隨時代的發展，做出相應的改變。并不是只有傳統意義上的文學作品才具有高層次審美，高品質的電影同樣可以給人以美的享受，電影與文本的不同處理方式和表達方式同樣具有研究價值。

　　文藝學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并不只是研究方法的改變，研究的對象也應做出相應的變化，文化詩學可以學習文化研究，拓展自身的研究領域，充實自身，取得更進一步的發展。

　　注釋：

　　[1]童慶炳：《“文化詩學”作為文學理論的新構想》，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

　　[2]陶東風：《日常生活審美化與文藝社會學的重建》，文藝研究，2004年，第1期。

　　[3]陶東風：《日常生活審美化：一個討論――兼及當前文藝學的變革與出路》，文藝爭鳴，2003年，第6期。

　　[4]童慶炳：《文藝學邊界三題》，文學評論，2004年，第6期。

　　[5]童慶炳：《文化詩學――文學理論的新格局》，東方叢刊，2006年，第1期。

　　[6]郭文成：《論海德格爾的詩意思想》，鄭州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

　　[7]童慶炳著：《美學與當代文化講演錄》，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8]童慶炳：《再談文化詩學》，暨南學報，2004年，第2期。

　　[9]童慶炳，劉洪濤：《關于文學理論、文藝學科的若干思考》，文藝理論研究，2002年，第4期。

　　參考文獻：

　　[1]童慶炳.“文化詩學”作為文學理論的新構想[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06，(2).

　　[2]陶東風.日常生活審美化與文藝社會學的重建[J].文藝研究，2004，(1).

　　[3]陶東風.日常生活審美化：一個討論――兼及當前文藝學的變革與出路[J].文藝爭鳴，2003，(6).

　　[4]童慶炳.文藝學邊界三題[J].文學評論，2004，(6).

　　[5]童慶炳.文化詩學――文學理論的新格局[J].東方叢刊，2006，(1).

　　[6]郭文成.論海德格爾的詩意思想[J].鄭州大學學報，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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