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偵查訊問法治化路徑探析

　　摘 要:偵查訊問法治化的實現,是偵查訊問法治之法與偵查訊問法治之治相互對接的過程。我國偵查訊問法治化的實現需要具備良好的社會治安秩序環境、普遍的法治信仰、較高的偵查訊問能力、合理的偵查程序構造等條件。 偵查訊問法治化路徑包括先進理念的傳播、法律制度的完善、法治之法與法治之治的強制性對接、法治之法與法治之治的自治性同構等幾個主要步驟。

　　關鍵詞:偵查訊問;法治化;偵查措施;路徑

　　曹小麗 商丘師范學院學報 2021-12-21

　　“法治”基本的含義是法律制度構建完備、法律獲得普遍信仰與遵守,“法治”更核心的內涵是“以法治權”———運用法律規范構建科學的權力架構, 約束國家權力。 “偵查訊問法治化”,從形式上體現出對完備的偵查訊問法律規范的要求、對偵查訊問法律規范獲得普遍遵守的要求,從實質上體現出對偵查訊問權力的規范與制約的要求。 故而可以說 “偵查訊問法治化”既是偵查訊問的理想目標,同時又是解決我國偵查訊問弊病與問題的方法。 我國偵查訊問法治化的實現需要具備相關的條件,同時也需要遵循一定的步驟。

　　一、 我國偵查訊問法治化的實現條件 (一)良好的社會治安秩序環境

　　學者左衛民、周洪波在談到刑訊逼供之所以在傳統社會合法而在現代社會非法時指出,其中一個因素是“由于傳統國家的控制能力是一種‘弱國家’ 的形態,所以對大多數普通民眾來說,對遭受犯罪侵害危險的感受遠比對國家權力作惡危險的感受直接和劇烈,……要求刑事司法發揮控制犯罪的重要功能,而一般不希望為了保護被追訴者的權利而放縱犯罪” [1] 。 而現代國家對犯罪控制能力大為提高, “相當多的時候人們對遭受犯罪侵害危險的感受降低了,而對國家作惡危險的感受變得強烈和直觀了, 因此,為加強對個人權利的保護而禁止刑訊逼供,并容忍放縱犯罪的可能……” [1] 可以理解為:無論對于遭受犯罪侵害還是國家權力作惡對于社會大眾來說都是害,社會大眾的選擇只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社會秩序的良惡直接影響社會大眾對于“法治”的選擇。 當社會秩序良好或者說犯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形下,社會大眾對于國家權力之惡的容忍度越低,對個人權利的保護愈加重視,總體而言,會對整個國家的法外運作不容忍,也就促進法律制度的規范運作。

　　通過分析社會治安秩序與法治的關系,我們可以說偵查訊問法治化、偵查法治化乃至更廣范疇的刑事司法法治化,都是以國家能夠從容、有效應付刑事犯罪,將社會治安秩序維護在一個相對穩定良好的狀態為前提的。 也可以理解為特別是在這種制度的變遷和改革的進程中,這種良好的社會治安秩序尤為重要,其是為推進包括偵查訊問法治化在內整個法治提供必要的時空,沒有這種必要的時空條件, 所謂的法治也不可能是真正的法治,至多也就是停留在法條上的法治而已。

　　(二)普遍的法治信仰

　　“偵查訊問法治化”相對于“法治”而言是一種具體的法治化,是刑事訴訟中偵查訊問這種具體偵查措施的一種法治發展程度。 “偵查訊問法治化” 與“法治”的關系就有如“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 如果社會整體的“法治”發展水平與程度較低,就難以期待能實現單一偵查訊問法治化。較程序正義,我國社會觀念中更注重實體正義。比之于西方國家將正義更多地交給制度(程序是客觀制度的一種),我國更傾向于將正義交給精英或者權力主體去裁量。 而我國傳統社會觀念在“權力”與“法律”之間更尊尚“權力”。 這些社會觀念的客觀存在就必然會容忍偵查機關以超越法律之外的權力、逾越正當程序去實現實體正義。 也就是說,司法實踐中受到詬病與譴責的往往是那些未實現實體正義的非法偵查訊問行為,而若實現實體正義,即使存在刑訊逼供這種極端非法訊問行為也被容忍了。容忍的實質就是一種鼓勵與支持,對違反程序正義、濫用偵查權行為的容忍就必然會使得偵查機關滋長這種權力濫用、輕視程序的觀念與意識。 這樣必然阻礙我們現實偵查訊問法治化。

　　“偵查訊問法治化”也是一種綜合的法治化,包含偵查訊問立法的法治化程度、偵查訊問踐行的法治化程度以及偵查訊問觀念的法治化程度。 立法、踐行與觀念這三者雖然在整體上基本是一致的,但并不是完全同步的。 但在這三者中,觀念可以說是一個中心要素,因為如果觀念的水平得不到提升與發展,就會影響立法的狀況,或者即使出于與其他國家立法水平一致的目的,立法者制定出了較高法治化程度的偵查訊問法律規范,但觀念達不到,那么實踐中這種較高法治化程度的立法文本就會成為一紙空文。 立法水平與程度會影響實踐,但是立法水平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實踐運行情況。 這也正是“徒法不足以自行”。 沒有精神和信仰的法治,猶如人沒有靈魂,再完美與先進的法條也難免淪為擺設。 因此,法治信仰是法治的靈魂,人們沒有法治信仰,社會缺乏法治風尚,法治就成為無本之木、無根之花、無源之水。 所以社會形成普遍的法治信仰是為偵查訊問法治化提供理念上的支持,是偵查訊問法治化實現的基礎條件之一。

　　盧梭曾說:“規章只不過是穹窿頂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誕生的風尚才最后構成那個穹窿頂上的不可動搖的拱心石。”鐫刻在大理石上的,銘刻在銅表上的,都不是真正的法治,真正的法治應該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踐行于公民的行動。 法治的根基在于公民發自內心的擁護與信賴,法治的力量源自公民真誠的踐行。 沒有相信與依賴,就沒有信仰。 培育社會整體法治信仰,讓公民(包括犯罪嫌疑人、偵查人員、檢察官、法官、律師,雖然在刑事訴訟中他們各自有自己的法律身份,但同時也是社會中的一名公民) 信仰法律、尊重程序,首先法律必須給公民以信心。那么法律如何給公民以信心,公民從何處體會到法律的力量? 其中一個可能的路徑就是個案,也就是通過司法實踐中一個個具體的司法判例建筑法治信仰。 世界上從來沒有抽象的法治。 公民,包括法律人對于法治的體會與感受,不是僅僅來源于法條和法典,更真實的感觸是來源于自身的經驗體會。而司法又是社會公正、人權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線。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實生活中每天都在發生的一個個判例,這些判例就是法治的一面面鏡子,也是法治建設的一級級臺階。 是折射出符合法治精神的一面、還是違背法治精神的一面;是在法治建設的臺階上前進一步,抑或是退后一步,都在于我們的一個個具體的司法判例是否傳達出令人敬畏的法治精神。

　　(三)較高的偵查訊問能力

　　社會治安秩序的一個重要內容和關鍵要素就是國家能否從容有效地應付刑事犯罪。 “犯罪是現代社會后期人們所面臨的最明顯的風險之一。” [2]278而決定這一點的有兩個因素:一是犯罪總量,二是偵查總量。 犯罪總量是指總體的犯罪行為對社會造成的實際傷害總量。 既包括對案件當事人的直接損害, 也包括對整個社會機理的間接損害;既包括可視的物質損害,也包括對不可視的社會價值觀、安全感、人與人之間的信賴感等社會關系的非物質性損害; 既包括已經被發現的犯罪造成的損害,也包括未被發現的犯罪造成的損害。 犯罪總量并不是指簡單的犯罪數量的統計,雖然犯罪數量統計能一定程度反映犯罪總量。 偵查總量是指總體的偵查資源轉化為現實打擊遏制犯罪的實效力量。

　　當一個國家的犯罪形勢比較緩和,犯罪總量處于一種較低水平時,或者犯罪形勢雖然比較嚴峻,但偵查總量處于較高水平,都能保障社會治安秩序處于一種穩定良好的狀態。 也就是需要犯罪總量與偵查總量兩者之間保持一種動態平衡。而以我國目前的現實狀況來看,由于我國正處于特殊的歷史轉型期,各種利益重新分配調整,舊的信仰和道德體系被打破而新的信仰和道德約束體系又未成熟,而且除刑事司法之外的其他社會控制手段比較弱,就會導致社會沖突和社會失范行為凸顯。可以說,犯罪總量會處于一個不低的水平,而且于短期內得到根本的改變是難以實現的。 因為影響犯罪的社會因素是復雜和系統的。 偵查總量會一定程度影響犯罪總量,但不是影響犯罪總量的決定因素。筆者所說偵查總量是指總體的偵查資源轉化的現實打擊遏制犯罪的實效力量。 按照人、物以及組織配置人與物的制度的角度,總體的偵查資源可以分為三個方面:其一是偵查人員的數量及質量;其二,偵查客觀物質保障;其三,偵查法律制度。 那么偵查總量可以說是包括人的要素所形成的偵查量、物的要素形成的偵查量以及法律制度形成的偵查量的總和。 人、物以及法律制度三者相對獨立,但彼此又相互影響、制約,三者良性運作會形成數量和質量都比較優質的偵查總量。 從另一個角度分析,構成偵查活動有三個基本要素:偵查主體(偵查機關及偵查人員)、偵查客體(犯罪活動及犯罪分子)、偵查主體作用于偵查客體的中間媒介,即偵查中介。 偵查中介主要是偵查措施,偵查主體通過偵查措施作用于偵查客體而達到偵查目的和效果。 也就是說偵查資源要變現為偵查總量,必須需要借助于各種偵查措施。 那么每種偵查措施中的偵查人員運用這種措施的能力與水平、關于這種偵查措施的法律制度、這種偵查措施運用的物質保障結合構成了這項偵查措施形成或者說變現為的具體的偵查量。 從這個角度, 可以理解為偵查總量是由勘查形成的偵查量(勘查中偵查人員,勘查中利用的物質保障、客觀技術條件,以及涉及勘查的法律制度等綜合形成的勘查應對犯罪的實效力量)、偵查訊問形成的偵查量、搜查形成的偵查量、鑒定形成的偵查量、偵查實驗形成的偵查量、技術偵查措施形成的偵查量等構成。 這樣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公式:偵查總量( I) = 偵查訊問形成的偵查量(A) + 其他偵查措施形成的偵查量 (B)(詢問證人形成的偵查量 + 勘查、檢查形成的偵查量 + 搜查形成的偵查量 + 查封、扣押物證、書證形成的偵查量 + 鑒定形成的偵查量 + 技術偵查形成的偵查量 + 通緝形成的偵查量)。

　　在具體的個案中,各種偵查子量對于個案偵查總量的貢獻之比例是不一樣的,筆者的研究是從宏觀和總體上來分析在我國子變量 A 與其他子變量在總量中的比例及變動情況。

　　由于我國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利益矛盾更為復雜、人口流動更趨頻繁,各種新型的違法犯罪方式和手段層出不窮,犯罪總量在一個時期不會出現明顯下降。 那么如果要維持社會治安秩序的良好穩定狀態,抑制犯罪的偵查總量就必須維持在一個穩定的狀態。 即偵查總量( I) 不能下降,只能保持在一定水平、甚至有所提升。 那么就意味著 A、B 這些子量在動態變化中其總和必須保持在穩定水平。 如果其他偵查措施形成的偵查量(B)能夠在總量中承擔更大的比重和份額,那么偵查總量對于偵查訊問形成的偵查量(A)的依賴就會減少。 但目前并沒有新增加的因素足以快速打破原有的這種比例平衡。 在相當一個時間段內,偵查訊問形成的偵查量必須保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因為在其他偵查措施形成的偵查量沒有明顯增加的情況下,一旦偵查訊問形成的偵查量出現下降,那么偵查總量就會隨之下降,那么偵查總量與犯罪總量之間的平衡就會被打破,社會治安秩序就會惡化,而刑事訴訟法治化(包括偵查訊問法治化)的必要時空條件就會喪失。 其實也可以理解為偵查訊問的法治化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偵查訊問形成的偵查量保持在穩定甚至更高水平。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刑事偵查學是一門科學, 而且在實際運用中又是一種職業技巧,是一種特殊的、 每 一 個 偵 查 員 和 公 安 戰 士 必 須 掌 握 的 藝術。” [3]25這個表述蘊含著兩層含義,其一,刑事偵查活動是一種國家司法活動,偵查人員必須嚴格遵循法律規定開展偵查活動。 與此同時,刑事偵查活動也是一項實戰與靈活性極強的活動,偵查人員并不僅是機械的模式化的執行法律,還需要“技巧” 與 “藝術”。 其二,刑事偵查活動中的“ 技巧” 與“ 藝術”需要依靠偵查人員不斷提升整體能力與素養才能得以實現。 例如,面對同一個犯罪嫌疑人,同樣是在依法訊問的前提下,A 組偵查人員不能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御,而 B 組偵查人員能打破僵局、獲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其中的差別就在于訊問的 “技巧”與“藝術”,也可以概括為訊問的科學化。 如果我們將偵查訊問活動分為偵查訊問方案的設計、偵查訊問方案的實施兩個大的環節,那么針對不同的案件、不同的犯罪嫌疑人,科學的偵查訊問方案的設計就會建立在對具體案件類型和規律的分析、對具體犯罪嫌疑人的性格及心理的客觀、全面、細致分析基礎之上,對訊問策略的準確選擇之上。 偵查訊問方案的科學組織實施,包含對訊問力量的科學組織、訊問環境的布置、偵查人員語言、表情、形體動作的運用,案件證據運用時機和方式的精心把握等。訊問的科學化程度提高,也會帶來偵查訊問效率的提高,那么即使在偵查訊問資源不變的情況下,最終的偵查訊問總量也有所增加。 也即借助偵查訊問的科學化提升偵查訊問能力,將相對固定的偵查資源的效力加倍放大。

　　從總體上來看,在偵查訊問系統中,偵查訊問所形成的偵查量會受偵查訊問的法治化程度與偵查訊問的科學化程度兩個因素的影響。 其中,偵查訊問法治化一定程度上會帶來偵查訊問所形成的偵查量的縮減,而偵查訊問能力的提升會帶來偵查訊問所形成的偵查量增加。 所以在偵查訊問法治化的這一減之間,我們可以依靠偵查訊問的科學化實現一增。在這一增一減之間仍然可以保持偵查訊問所形成的偵查量的穩定水平,而這種穩定又正是我國偵查訊問法治化推進的必要保障。

　　(四)合理的偵查程序構造

　　“偵查程序構造”這一概念,有一種認識是認為其是由日本學者率先提出的,日本學者先提出“訴訟構造”的概念,在此基礎上繼而又提出“偵查程序構造”的概念與理論。 另有一種觀點,即根據陳瑞華的考證,認為實質上最早提出偵查程序構造理論的是美國學者帕卡,雖然帕卡并未將其理論冠以 “偵查程序構造”之名稱來進行表述與論證。 邱飛在其專著《權力制衡與權利保障:偵查程序中的司法審查機制研究》中系統地闡釋了偵查程序構造的概念含義,指出:“偵查程序構造就是由偵查程序目的所決定的體現在偵查行為決定、實施過程中的偵查機關、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之間的法律地位及相互關系,乃至偵查機關與公訴機關、審判機關之間的法律地位與相互關系。” [4]131

　　我國偵查程序在構造上還基本上保持了濃厚的行政化色彩,而非訴訟式偵查程序構造。 其一,在我國,偵查程序被設定為一個獨立的訴訟程序,既不是公訴程序的準備階段,也不是審判程序的準備階段, 而是一個與公訴程序和審判程序相并列的獨立程序。 并且,由于缺乏司法審查機制,審判機關與偵查機關之間是沒有直接的法律關系相鏈接的,司法權對偵查權的監督與制衡是非常微弱的。 由于我國檢察機關同時肩負追訴的職能,使得其與偵查機關實質上同為追訴一方,那么其所謂的法律監督本質上仍然是一種同體監督,很難從根本上實現對偵查權濫用的有效監督與控制。 其二,從偵查主體來看,在我國刑事偵查程序中,偵查權的主體呈現出一種多元化的偵查權配置方式,但是在其中,公安機關是最主要的偵查權主體,對絕大部分刑事犯罪活動行使偵查權,進行專門的偵查。 在我國,公安機關是一種職能混合型的警察機關。 從工作職能內容上來說, 其不僅僅承擔著維護社會治安秩序、戶政管理、公共交通管理等一些行政性事務,還承擔著對刑事犯罪的專門偵查活動。 從工作組織機制上來說,公安機關偵查工作仍然具有很強的行政色彩,公安機關在辦理刑事案件過程中,除了要受該機關負責人的領導,而且還要受到同級或者上級行政機關領導的監督。 因此,偵查人員在刑事案件偵查過程中,可能無法保持足夠的獨立性,尤其是在我國偵查機關又有獨自總結訴訟程序的權力(撤銷案件權)的情形下, 偵查權的恣意性就更強,可能濫用的風險就更大。

　　重塑我國偵查程序構造,構建非行政化的偵查程序構造,改變我國偵查權單一、封閉、絕對主導偵查程序,從理論上來講應該是有兩條路徑的,其一是以權利制約權力,即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辯護人以一定的權利,抵御偵查權的獨斷專行,實現對偵查權濫用的控制。 其二是以權力制衡權力,即以同樣屬于國家權力但不同于偵查權屬性的其他權力來制衡偵查權。 兩條路徑不是完全平行,或者說選取其一就可以實現對強大偵查權的有效制約。

　　二、我國偵查訊問法治化的主要步驟

　　由于我國的法治化道路屬于“外發型” “政治國家主導”型,我國偵查訊問法治的實現可以在總體上遵循大陸法系建構主義模式,并適當借鑒英美的經驗主義模式。 建構主義模式是指以法國、德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在構建法治之法時,同時設計與該法配套的制度,并借助人為努力,將法治之法推向實踐,實現法治之法與法治之治相統一與對接的模式。 從實質上來看,這是一種以割斷傳統并重建傳統為路徑的法治實現方式。 經驗主義模式是指以英美為代表的普通法系中,法治之法與法治之治的統一與對接是通過長時間實踐磨合實現的。 英國普通法與衡平法是在長期的經驗累積過程中發展形成起來的,在這個過程中法律規范與其他要素緊密結合,形成一整套嚴密自洽的經驗邏輯體系,并最終形成了經驗主義法治模式。 由此,我國偵查訊問法治化的實現,應該包括四個主要步驟。

　　(一)先進理念的傳播

　　理念是變革的先導,法治之變革,往往也必須從先進理念的傳播開始的。 我國作為法治“外發型” 國家,文化傳統自身缺乏現代法治理念的基因。 因此,法治及其理念都是“拿來主義”的產物。 回顧中國法治現代化進程,每一項進步都是思想解放的成果,也是現代法治理念不斷傳播普及的結果。例如尊重和保障人權、不得強迫自證其罪、訊問錄音錄像制度、偵查階段律師作為辯護人之明確身份、非法證據排除的規定等正是經由學者堅持不懈的研究、倡導與傳播,最終在法律中得到確立。 因而,學術精英正猶如希臘神話中的“盜火者”,是傳播先進理念的先驅者。

　　當然學者所傳播的先進理念往往與立法者、執法者對理念的認同并非同步的,而是有一個先后推進的過程。 而學術精英的先進理念只有為立法者所認同,將其納入立法,才能成為法治之法,否則僅僅是一種法治之理念。 所以傳播與推廣先進理念對于法治變革非常重要。

　　先進的法治理念如何能夠被立法者所接受,這其中涉及的因素很多,客觀因素如社會經濟發展程度、國家控制犯罪能力等,主觀因素包括社會學術精英研究結論是否有足夠的說服力、學術精英傳播先進理念的力度、立法者對先進理念的包容度。 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社會大眾對先進理念的接受與認同度,因為我國法治化類型雖然是“政治國家主導型”,但隨著公民意識、權利意識與民主意識的日益成熟,國家對公民意思表達的日漸重視,公眾對國家立法活動的參與意識越來越高。 例如 2011 年 8 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初次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 (草案)》后,將草案及草案說明在中國人大網公布, 公開向公眾征集意見。 一定程度上會對先進法治理念轉化為法治之法的影響變大。

　　我國目前先進法治理念傳播的重要媒介,其一是學校教育,其二是媒體。 筆者在高校曾經對非法學專業的學生做過調查訪談,從訪談的情況看,大部分學生都具有較高的法治意識,包括認為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權利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即使為了尋求實體真實,偵查機關也不能對犯罪嫌疑人使用刑訊逼供,偵查機關在訊問過程中應該遵循法定的程序等。當詢問他們如何形成這種認知的,除了媒體這種途徑外,很重要的一個途徑就是高校的法治教育,目前我國高校普遍開設了《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課程,而且在研究生入學考試中,公共基礎課《政治》中也會考查《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中的部分法律基礎知識,這對于傳播法治理念、培育法治意識具有積極意義。 而筆者在對身邊的人作關于偵查訊問中法治理念的調查訪談時,發現他們中大多也具有訊問中應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權的觀念、偵查機關運用權力應該遵循法律程序的觀念等。 他們觀念的形成很重要的一個途徑就是通過媒體的法治節目。 例如央視的《今日說法》節目、央視 12 頻道即法治頻道都對傳播法治先進理念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偵查訊問法治之法的創設與完善

　　關于偵查訊問法律規范的設立,既需要考慮現實可行性,也就是要考慮我國社會的客觀國情與現行的法律體系、司法制度,要使立法具有可行性;同時也必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也就是立法要著眼于未來,以聯合國人權公約中關于刑事訴訟原則的規定為參考,盡量接納與吸收這些為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普遍接受的“國際刑事司法之最低標準”。

　　從世界范圍內來考察,偵查訊問中尊重犯罪嫌疑人的主體尊嚴,保障犯罪嫌疑人在偵查訊問中基本的人權,已經是近代以來法治國家的共同選擇。例如偵查訊問中賦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權被世界各法治國家認為是訊問中的一種“底線正義”,“沉默權源于人的尊嚴。 犯罪嫌疑人在偵查中不僅擁有不被拷問、強迫供述的權利,而且還擁有自由的自我決定權,可以自己決定是否供述” [5]88 。 這種尊嚴是一種人之為人所應當享有的一種基本人權。 因而法系與訴訟制度的差異不應構成引進沉默權的真正障礙。

　　我國在 2013 年新刑事訴訟法中部分回應了長久以來法學家的某些訊問法治化的倡導,例如增加了不得自證其罪原則、賦予偵查階段律師辯護人的身份。 但為何謂之部分回應? 因為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僅是一項法律原則,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如果沒有其他法律規則相配套,那么其就僅具有一種價值取向表達的功能,而并不能真正發揮實效。 西方國家在確立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的同時,都普遍賦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權,沉默權是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一種實現方法。 我國沒有確立沉默權,依然保留了犯罪嫌疑人如實回答義務。 這樣必然使不得強迫自證其罪成為一種宣誓性口號了。 當然,由于刑事訴訟價值目標之間存在一種內在沖突性,沉默權在保障犯罪嫌疑人權利的同時,卻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偵查機關打擊犯罪的效率,在社會治安形勢穩定良好的情勢下,這種內在沖突性比較不明顯,而一旦社會治安形勢惡化,這種矛盾的沖突性就會顯現出來,英國保留沉默權的同時限制沉默權就是最好的注腳。 所以本文所說的偵查訊問的法治之法并不是一味地照搬和引進國外的訊問法律制度,而是設立兼顧“底線正義”與我國打擊犯罪的現實國情需要的訊問法律制度。 例如沉默權制度,我們可以根據我國實際情況設立有限度的沉默權。

　　(三)法治之法與法治之治的強制性對接

　　偵查訊問的法治之法與法治之治的強制性對接,是指通過強力推進使得偵查訊問觀念、偵查訊問行為與偵查訊問的法治之法相對位。 因為我國是一個法治“外發型”“后進型”國家,既定的歷史發展脈絡已經使得我們難以像西方國家一樣在社會內部自生自發地實現法治,即便有這種可能,也是一個耗時漫長的過程,我國社會以及國家發展過程中對法治現代化的緊迫需要也難以允許這種曠日持久的自然發展過程。 因此,我國偵查訊問的變革,就必須借助權威或者精英力量的推動,甚至不惜借助強制力量割斷與法治之內核相背離的傳統成分,并以積極的方式推行先進的法治理念。 通過權威推進,使得偵查訊問觀念、偵查訊問的主體、偵查訊問行為與偵查訊問法治之法的要求逐漸對接。

　　推動偵查訊問法治之發展變革的權威與精英力量,主要是指獨立而強大的職業法律家階層。 “法律事業首先是、主要是職業法律家的事業。” [6] 而且從法律發展史來看,無論是法律實體內容、法律機構、法律方法的成熟與發展都不是自動實現的,而是在一個獨立而強大的專業法律家階層的努力下實現的。 “職業法律家階層的存在,對法律的興衰成敗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6] 職業法律家除了是先進法律思想的傳播者,并能對立法活動給予直接意見與影響,一般說來,我國法律草案的形成主要是立法機關通過立法調研的方式來完成的。 立法調研具體包括立法機關與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律師界和法學界進行專門的座談,召開由來自各界人士參與的綜合性研討會來征集需要規范的法律事項或者需要修改的法律條款。 2013 年新刑事訴訟法中能夠增加“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條款、明確偵查階段律師的辯護人身份以及確立訊問錄音錄像制度等都離不開我國法學界職業法律家長時間以來的思想傳播以及向立法者的積極倡導。

　　借助強制力量割斷與法治之內核相背離的傳統成分,途徑之一是借助公安機關高層力量來推進這種法治化進程。 例如我國偵查實踐中,存在著大量內部獎懲機制或效益式的績效評比制度,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真正引導警察作為的往往不是規范層面的刑事訴訟法,而是偵查機構內部的‘ 績效評比’” [7]466 。 那么偵查機關就可以借助這種自上而下的權威力量,通過制定獎懲規定,通過對合法偵查訊問行為的獎勵,對非法偵查訊問行為的制裁來引導偵查訊問主體的行為、觀念逐漸與偵查訊問法治之法實現對接。

　　(四)法治之法與法治之治的自治性同構

　　偵查訊問法治之法與法治之治的自治性同構, 是指偵查訊問法治之法與法治之治在依靠權威力量實現了對接后,借助偵查主體的法治理念積累、對法治的內在需求以及在此積累與需求上的自覺力量, 實現偵查訊問法治之法與法治之治的進一步同構。

　　達到這種自治性同構是偵查訊問法治化發展到較高水平的表現。 因為從之前的依靠外力實現強制性對接轉而依靠自覺力量實現自我同構,不僅意味著推動主體的轉變,更是意味著偵查訊問法治化實現了從邏輯結構主義到經驗實證主義的自覺升華。這種變化發展的意義,就如有學者所言:“一個國家的法治之法與法治之治間如果發展不到自治性同構階段,那么其法治水平只是低層次的。” [8]

　　偵查訊問法治化推進到自治性同構階段,就會出現我們所追求的一種狀態與秩序:偵查訊問中法律規范的要求已經內化為執法人員的自覺行動,偵查訊問行為全面的、最大限度的合乎法律的規定。同時,也普遍地樹立起法治信仰。 在此,在法治的總框架下,實現了合乎法治精神與內涵的偵查訊問文化、偵查訊問觀念、偵查訊問法律規范、偵查訊問行為的統一。 在此,偵查訊問權力與犯罪嫌疑人權利保持了合理的平衡與適度的張力,偵查訊問權力有權威,犯罪嫌疑人的權利有保障,達到了偵查訊問法治化的理想境地。

　　考慮到我國偵查訊問法治化的發展現狀,目前所處的階段仍然是第一、第二、第三階段,還未能實現由第三階段到第四階段的本質轉變。 目前我們仍然需要大力地傳播先進法治理念,進行偵查訊問法治之法的創設與完善,更好地促進偵查訊問法治之法與法治之治的初步對接。 各個階段上,并非一種單項的關系,而是一種循環往復的“螺旋式上升”。而這所有的工作最終都是為實現偵查訊問的法治之法與法治之治的自治性同構創造條件和基礎。

　　三、結語

　　偵查訊問區別于其他眾多偵查措施的一個特點就是“面對面”,即偵查人員與犯罪嫌疑人直接“面對面”交鋒,這種直接“面對面”交鋒使得偵查訊問過程中侵犯犯罪嫌疑人訴訟權利以及人身權利的風險相較于其他偵查措施更高。 另一方面,許多真實的案例已向我們深刻揭示出非法訊問的嚴重危害, 包括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造成冤假錯案、使無辜者蒙冤、有罪者逍遙法外,嚴重損害司法的公信力和權威,嚴重損害法律的尊嚴。 2013 年 3 月 26 日,在張氏叔侄案再審的法庭上,張高平說:“今天你們是法官、檢察官,但你們的子孫不一定是法官、檢察官,如果沒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們的子孫很有可能和我一樣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邊緣。” [9] 因此,偵查訊問法治化是一個極具理論及現實意義的問題。

　　偵查訊問的法治化不能簡單機械地照搬域外模式,必須立足我國現實國情,客觀分析我國偵查訊問法治化所需的條件,審慎構建設置我國實現偵查訊問法治可行的步驟。 實現我國偵查訊問法治化必須具備一定的基礎條件,這種條件既涉及偵查之外的因素,也涉及偵查范疇內的因素。 具體應包括:良好的社會治安秩序環境,普遍的法治信仰,較高的偵查訊問能力以及合理的偵查程序構造。 實現我國偵查訊問法治化的步驟,具體應包括先進理念的傳播、偵查訊問法治之法的構建、偵查訊問法治之法與法治之治的強制性對接、偵查訊問法治之法與法治之治的自治性同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