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國家安全學學科發展的三重邏輯

　　摘 要:[目的/ 意義]2021 年初,國家安全學被教育部正式增列為交叉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這必然會對新時代中國國家安全學的學科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亦對國家安全學的研究者們提出了新的任務。 [方法/ 過程]以“問題導向冶“規范集成冶和“方法自覺冶為三個基本切入維度,可以識別出新時代國家安全學學科發展中可能面臨的問題。 [結果/ 結論]在研究場域層面,當下適宜將“國家安全學冶的覆蓋領域限定于總體國家安全觀所明確的十一類安全, 待時機成熟后,可以對其進行橫向拓展,進而覆蓋至其他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問題場域;在屬性證成上,首先將中國的 “國家安全學冶認定為一種“領域科學冶,而后才是一種“部門科學冶;在方法論推廣上,中國“國家安全學冶要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思想工具,以系統分析和評價方法為主體工具,一并配合其他多樣化的輔助工具。

　　王星; 高鵬懷， 情報雜志 發表時間：2021-07-30

　　關鍵詞:新時代,國家安全學,一級學科,三重邏輯,方法自覺

　　0 問題的緣起

　　雖然“在人類思想史、科學史、社會科學史上,‘國家安全爺是一個出現得非常晚的詞語和概念冶 [1] 。 但自 1943 年美國政治學家李普曼首創“ national securi鄄 ty冶這一“理想型概念冶以來,對“國家安全冶及其“國家安全學冶的關注,就成為西方知識界所不謀而合的共識。 在政治學領域,“國家安全冶一詞在冷戰后期被廣泛運用,并逐步成為國際政治、國際關系文獻中的“高頻詞匯冶;在法學領域,對“國家安全冶的矚目近幾十年來就從未停歇,基于“法學是一門經世致用之學冶,美國、日本等國亦先后制定《1947 年國家安全法》和《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在經濟學領域,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確立,以詹姆斯. R 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已然意識到國家安全不再是一個傳統的軍事問題,而是集經濟安全、技術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為一體的復合產物,進而為國家安全研究注入了量化元素。 與西方學界對“國家安全冶的多元化研究熱情相比,中國學者對“國家安全學冶的關注則頗具“后知后覺冶之意蘊。 對此,有學者指出:“就目前所見,國家安全學一詞最早出現于 1994 年《中國科技信息》第 12 期刊發的《安全科學與預防事故》 一文中冶 [1] 。 雖然起步較晚, 但在此后,以劉躍進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則敏銳捕捉到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安全需求,借此實現了“國家安全學冶 研究的本土化,并實現了“為國家安全的立言冶。 時至今日,“國家安全學冶 已經被教育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設立為一級學科,“這是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構筑國家安全人才基礎、夯實國家安全能力建設的戰略舉措,將為全面加強國家安全學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奠定制度基礎冶 [2] 。 新時代下,尤其是“國家安全學冶 被正式增列為一級學科之后,“國家安全學冶中的諸多理論問題仍需被進一步回應,“一門學科的成熟如何,其基礎體系的理論構成、基本理論問題的清晰、學科概念的準確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標準冶 [3] ,對于尚處于學科成長期的中國“國家安全學冶而言,此階段唯有強化對“國家安全學冶內生理論的解讀與關懷, 方能實現該學科的理論自洽與合法證成。 放眼未來, 問題意識、學科屬性與研究方法成為了影響中國“國家安全學冶學科發展的三種動因,而在此文中,筆者也將同時圍繞著關系到中國“國家安全學冶 學科發展的 “問題導向冶“規范集成冶和“方法自覺冶等三重問題來進行闡釋,并試圖拋磚引玉,激發中國知識界對“國家安全學冶這一新興學科的探索熱情。

　　1 問題導向:中國“國家安全學冶活動場域的探索

　　曾幾何時,“為國家安全立學冶的聲音廣泛活躍于政治學、軍事學、公共管理學界,有學者早在 2009 年就指出:“國家安全學可以與“公安學冶一樣,成為法學門類下獨立的一級學科冶 [4] ,但直至 2021 年,“國家安全學冶的一級學科地位才得以最終確立。 過往 10 余年, “國家安全學冶之所以未能實現自己的“正名冶,與“國家安全學冶 活動場域的定奪不無關聯。 對于“國家安全學冶所應覆蓋的研究場域,不同的學者則給出了不同的答案。 之所以出現如此情形,一是與“國家安全學冶的新興學科屬性有關,應該看到,在知識界,對“活動場域冶的爭論,不是“國家安全學冶 這一學科的專屬性問題,而是所有新興領域的普適性問題,體育社會學、環境政治學、民族法學等新興學科都面臨著此種難題。 以民族法學為例,“在全球學界,對于民族法學的問題導向這一議題,也廣泛存在爭議,無法實現統一的身份認同。 總體而言,國外學界對民族法治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存在著“純粹法學冶與“法人類學冶兩種演化邏輯冶 [5] 。 對于與民族法學具有相似“經歷冶的“國家安全學冶而言,同樣存在多重維度的學科推演邏輯,理論爭議也就在所難免。 二則是與“國家安全學冶 的學科特質存在聯系,“它是關乎國家安全的學科,還有別于僅關注某一領域或方面的學科,其涵蓋面廣且寬不言自明,實踐性強且重要更是毋庸置疑冶 [6] ,也正是這種獨特的學科架構,倒逼學者們重新審視“國家安全學冶的內涵與外延,進而難以在較短時間形成統一的“問題意識冶。

　　1. 1 中國“國家安全學冶研究的兩種范式 中國本土的“國家安全學冶研究雖然起步較晚,研究成果較之歐美也存在差距,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沒有形成本土語境中的“國家安全學冶 范式。 自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以劉躍進教授為代表的本土學者開始關注國家安全問題,并系統性的提出了一些關乎“國家安全學冶研究進路的命題,這也同時標志著中國本土化的“國家安全學冶研究范式開始萌芽。 就邏輯理路而言,劉躍進教授所暢言的“國家安全學冶頗具“廣義論冶之意蘊, 因此,也可以將其理解為“廣義國家安全學冶范式。 需要注意的是,此種“廣義國家安全學冶 范式是建立在 “國家安全系獨立學科門類冶立論基礎之上。 因此,若想解構“廣義國家安全學冶的覆蓋場域,則必須深入理解“國家安全是一個獨立學科門類冶 這一表述。 作為長期致力于“國家安全學冶研究的代表性學者,劉躍進教授先是在 2009 年提出:“我們認為國家安全學可以與‘公安 學爺 一 樣, 設 為 法 學 門 類 下 獨 立 的 一 級 學科冶 [7] ,但此后,隨著總體性國家安全現實及總體性國家安全概念的變遷,導致“如今的國家安全,早已不限于政治和軍事等傳統領域,而是包括了傳統與非傳統多方面安全問題,具有高度的綜合性和總體性冶 [7] ,劉躍進教授繼而提出:“根據總體國家安全觀和《國家安全法》對國家安全的總體定位,確立一個與總體國家安全 觀 及 新 《 國 家 安 全 法》 相 匹 配 的 國 家 安 全 門類冶 [7] 。 此種理念一經提出,便在學界產生一定影響力,以史紅星研究員、黃勝強教授為代表的一批學者都對此觀點表示認同。 基于論證思路之差異,史紅星研究員更強調創設“新的國家安全門類冶,而非劉躍進教授所提出的“取代軍事學門類冶,黃勝強教授雖然也希望“國家安全門類冶的出現,但卻認為當前情形下“應扎實做好國家安全一級學科建設工作,待時機成熟后再從一級學科提升至學科門類冶, [8] 不論如何,以上觀點均可隸屬于“廣義國家安全學冶 范式,在這種范式中,首先強調的乃是“國家安全門類冶 而非傳統的“國家安全一級學科冶。 與此種思潮有所迥異,以高金虎教授為代表的另一批學者,則堅持了國家安全學的一級學科屬性。 雖然高金虎教授也承認,若將國家安全學作為一級學科設置,確實存在著對應面太窄的問題, 但“考慮到國家安全學科一級學科的定位已經明確,在可預見的將來不大可能改變,因此,還在應在一級學科的范圍內考慮問題冶 [8] ,在此基礎上,他反對用國家安全學取代公安學、軍事學等學科的設想,認為一門學科研究主題的確立,應固守自有邏輯,不應“荒了自己的地,耕了人家的田冶,因此,這種“狹義國家安全學冶范式將場域鎖定在“國家安全工作冶,換言之,只有“國家安全工作冶才適宜成為“國家安全學冶 的研究領域。與高金虎教授的觀點一脈相承,部分學者也堅守著 “狹義國家安全學冶立場,他們指出:“一個比較可行的路徑是設置國家安全學一級學科,將相關的技術研究作為國家安全學相關領域的支撐,并統一授予法學學位冶 [9] 。

　　1. 2 中國“國家安全學冶 研究場域的重構 實際上,由于“國家安全門類冶是“國家安全一級學科冶的升級版,因此,在覆蓋場域上,作為學科門類的國家安全學與作為一級學科的國家安全學,存在著本質區別。在“廣義論冶的“國家安全學冶場域中,以國家安全問題為基本導向,不但可以將其研究主題拓展至國家安全學理論、國家安全戰略學、國家安全管理學、國家安全法學、非傳統安全學等方面,甚至可以取代情報學、警察學、軍事學和外交學等傳統領域,將這些既有的二級學科整合進“國家安全學科門類冶,“廣義論冶者認為, 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彌合國家安全觀與國家安全實踐間的二元張力。 “狹義論冶的“國家安全學冶,則認為 “廣義論冶者所列舉的研究場域存在著泛化的傾向,他們以“作為一級學科的國家安全學冶為紅線,將研究場域牢牢鎖定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 中所提出的十一類安全。 他們認為:“總體國家安全觀所提出的十一類安全,就是對國家安全主題的最新概述。所以國家安全學只能以這十一類國家安全工作為研究對象,不能泛化冶 [8] 。 客觀而言,在“國家安全學冶活動場域問題上,“廣義論冶者和“狹義論冶者的爭論由來已久,這也是中國“國家安全學冶研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中國“國家安全學冶研究的自覺性。 就表征來看,“廣義論冶者和“狹義論冶者的爭論具有多重維度,但究其內核,二者產生分歧的根源仍在于我國“國家安全學冶發展的階段性,而并非學術思想的不可調和性。 毫無疑問,“廣義論冶者的觀點是具有顛覆性的,但由于實踐資源、理論資源的雙重短缺, 導致作為根本發展面向的“國家安全學科門類冶 難以有效確立,因此,作為一級學科而存在的“ 國家安全學冶填補了“國家安全學科門類冶 缺位的真空地帶,從這個維度而言,“ 狹義論冶 者的觀點更具“ 經世性冶。 “狹義論冶的存在,有利于避免國家安全學學科知識走向碎片化,實現國家安全學學科知識的系統化;而“廣義論冶的立場,則奠定了國家安全學的學科旨趣,彰顯了國家安全學學科發展的宏大面向,因此,“廣義論冶者和“狹義論冶者并非只有對立的一面,也具有可統一的一面。 在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學基本理念的基礎上,“廣義國家安全學冶和“狹義國家安全學冶將會互融互通。 此次教育部沿襲了“狹義國家安全學冶學說,將“國家安全學冶增設至“交叉學科門類冶下,奠定其獨立一級學科地位,但是待時機成熟后,“廣義國家安全學冶可能會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僅就當前來看,由于“國家安全學的一級學科冶 地位已經獲得“官宣冶,而一個學科只能聚焦一定的問題場域,這是該學科區別于其他知識體系的重要基準,因此,我們提出, 目前適宜將“國家安全學冶的覆蓋領域限定于《大中小學國家安全教育指導綱要》 所羅列的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網絡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以及太空、深海、極地、生物等不斷拓展的新型領域安全,待時機成熟后,可以對其進行橫向拓展,進而覆蓋至其他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問題場域,即“基于系統的安全學科體系整合相關學科,打造‘大安全爺的國家安全學格局尤為重要冶 [10] 。

　　2 “領域科學冶:中國“國家安全學冶規范集成的重塑

　　“規范集成冶并非傳統的人文社會科學術語,而是學科間知識互滲的產物。 究其淵源,現代意義上的 “規范集成冶最早發端于自然科學領域,在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中,原初含義上的“規范集成冶,是指一種“系統集成規范冶。 此后,這一概念被法學家們所借鑒,進而移植進入法學學科體系中,從而賦予“規范集成冶新的內涵。 對此,有學者指出:“在法學領域,‘ 規范集成爺通常是指法律規范或法律規則的聚集過程及其組合方式,‘規范集成爺的依賴路徑可以按照調整對象的性質來進行組合,也可以按照所規范事務的不同來排列冶 [6] ,可見,前者構成了規范集成的“部門法冶 維度, 而后者則矗立了規范集成的“領域法冶坐標。 同理,本文所使用的“規范集成冶一詞,也是將法學中“規范集成冶方式“嫁接冶至“國家安全學冶后的產物,與在法學中“規范集成冶所劃分的“部門法學冶和“領域法學冶有所不同,將“規范集成冶引入“國家安全學冶中,所要著力考察的是“國家安全學冶 學科群的界分問題。 事實上,筆者之所以將“規范集成冶方法應用到“國家安全學冶研究中,是基于兩個層面的考量。 其一,這是受到部分學者所提出的“他向培育冶 思想的啟發,即“新興學科的分支學科可以采取‘他向培育爺的方式,通過依托學科制度上既有的、成熟的學科來展開,這種選擇不論是制度成本還是論證難度都遠低于徑直在制度上進行學科創設冶 [11] ,其二,“在國家安全學出現之前,其他相關學科已經從各自的學科角度,對國家安全問題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冶 [12] ,因此,通過借用學科培育較為成熟的法學中的“規范集成冶概念,利于實現對新興 “國家安全學冶學科群的科學劃分。

　　2. 1 “規范集成冶的兩種進路:“部門科學冶和“領域科學冶 回眸法學界,“部門法學冶 被公認為是一項最為傳統的“規范集成冶 方式,依照實證主義法學的表述,“部門法學冶是按照調整方法和規范對象的不同, 對法學部門所進行的二次劃分,其中,規范對象是顯性標準,調整方法是隱性尺度。 例如,在同一“ 部門法學冶內,所有子學科的規范對象和調整方法應該是基本相似的。 與“部門法學冶的要求完全不同,現代法學家根據新的“規范集成冶路徑,又推演出“領域法學冶這一概念,所謂“領域法學冶,即側重于規范領域的同類性,而不再過分強調方法和對象的同一性。 例如,“財稅法冶即是以“財稅領域事務冶為核心而建構出的一門 “領域法冶,即便某些事務具有不同的法律屬性,但只要可以將這些事務統籌于“財稅領域事務冶目錄下,則都應成為“財稅法冶的關懷對象。 將法學界的這種“規范集成冶方式反推至“國家安全學冶,可以發現,在學科群凝練層面,“國家安全學冶也在事實上存在著“部門科學冶和“領域科學冶兩種趨向。

　　作為“部門科學冶的“國家安全學冶,更加強調學科知識體系的工整性,它試圖把“國家安全學冶刻畫為一種嚴謹的“科學部門冶,按照現代“科學部門冶的一般思路,繼而把“國家安全學冶進一步分解為“基礎學科-應用學科冶,在學科群的設置上,相應設置為國家安全學基礎學科和國家安全學應用學科兩個方面。 為了體現出“科學部門冶的深邃性,即便在國家安全學基礎學科內部,也同時存在著兩個層次,第一層次為:國家安全哲學,國家安全學方法論,國家安全學原理,國家安全學戰略學、國家安全史學、國家安全管理學、比較國家安全學等,第二層次為國家安全制度學、國家安全情報學、國家安全法學、國家安全文化學、國家安全教育學等。 而在國家安全學應用學科的劃分上,也客觀存在著按照“傳統-非傳統冶思路的劃分模式與按照具體領域劃分的模式,前者把國家安全學分為傳統安全學和非傳統安全學,后者把國家安全學劃分為政治安全學、國土安全學、文化安全學、科技安全學等多個模塊。 由此可見,作為“部門科學冶的“國家安全學冶,其內部鑲嵌著兩種價值取向,即以知識體系的工整性為其形式要義,并以內部結構的恰當性為其實質要義。 作為 “領域科學冶的“國家安全學冶,顯然并不過分追求學科內部知識結構的高度融合,而是視“解決實際問題冶為其核心任務,從這個角度而言,它所凸顯的是“國家安全學冶的實踐性與經世致用性。 遵循“領域科學冶的一般思路,“國家安全學冶應以“國家安全領域事務冶為圓心,進而通過“引力效應冶,將所有與“國家安全領域冶密切關聯的社會事務吸引至圓心周圍,從而建立“國家安全學冶的“一心多元冶格局。 至于這里的“多元冶, 有學者將其劃分為:“國家安全的總體環境、國家安全的結構功能和國家安全的總體關系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形成了三個子系統,相互作用并彼此聯系,推動了研究對象及關系間的演替冶 [13] ,筆者在大體上贊同這種劃分技術,并將其重新表述為國家安全的總體環境事務、國家安全的結構功能事務和國家安全的總體關系事務,這三者都是以“國家安全學冶的“領域科學冶屬性為出發點而進行的知識集成。

　　2. 2 “領域科學冶:中國“國家安全學冶本質屬性的形塑 將中國“國家安全學冶界定為一門“領域科學冶, 而不再是單純的“部門科學冶,既是對“國家安全學冶綜合屬性的認定,同時也利于緩解“廣義國家安全學冶和 “狹義國家安全學冶的理論嫌隙,雖然在活動場域上, “狹義國家安全學冶 拘泥于十一類安全問題,但由于 “領域科學冶特有的包容性和發展性,隨著國際政治環境和國家安全實踐的變革,其具備了場域擴張的可能性,因此,在“領域科學冶視域中,“狹義國家安全學冶完全有可能蛻變為“廣義國家安全學冶,進而共同貢獻于作為“領域科學冶而存在的中國“國家安全學冶。 習近平同志指出,應既重視外部的安全問題,又重視內部安全情況,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構建系統全面的國家安全體系,顯然,將中國“ 國家安全學冶定位為一項“領域科學冶,既是學科發展的必然需求,也是呼應總體國家安全觀思想的必然舉措。 “領域科學冶的立足點,即是為了主動回應變化中的社會事務,與“部門科學冶對社會現象的切入方式不同,“領域科學冶是一種集中體現問題意識的規范集成路徑, 它環繞著實踐問題來進行體系的建構,而不必過分強調這些所涉事務是否具有同一屬性。

　　當然,筆者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對中國“國家安全學冶的“領域科學冶證成,是建立在“部門科學冶基礎之上的,因此,確立“國家安全學冶的“領域科學冶定位,并不必然意味著對“部門科學冶 的否定。 實際上,“部門科學冶和“領域科學冶同時構成了“國家安全學冶的兩個方面,兩者在實質上可以演化出一種良性互動關系。回溯過往,“部門科學冶試圖把具有同一屬性的事務聚合為一個群體,從而有效避免了知識體系之間的重疊。而隨著社會的發展,事務的日漸龐雜使得“部門科學冶的界定愈發困難,而“領域科學冶的提出,使得這一復雜的劃分路徑精簡化,也為中國本土“國家安全學冶的學科發展開辟了新模式。 將中國的“國家安全學冶首先認定為一種“ 領域科學冶,而后才是一種“ 部門科學冶,即是為了“與時俱進地豐富國家安全學與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理論內涵,正確把握國家安全的真實現狀并制定合適的戰略計劃冶 [14] 。

　　3 “方法自覺冶:中國“國家安全學冶研究方法的覺醒

　　當今時代,方法論問題成為全球知識界所共同關注的命題之一。 由于“方法論作為一個哲學概念,通常是指以解決問題為終極目標的理論體系或理論系統冶 [15] ,因此,現代社會的復雜變遷,注定了三大科學體系的研究方法不可能一成不變。 實際上,對于尚處于學科發展初期的“國家安全學冶,研究方法的提升亦相當重要,數年前,就有學者認識到方法論問題對“國家安全學冶學科發展的恒久價值,他指出:“國家安全學作為一級學科,必須有明確的學科邊界,有獨特的對象和專門的研究方法冶 [16] 。 如同“問題導向冶 “規范集成冶一樣,“方法自覺冶將成為影響中國“國家安全學冶學科發展的又一重要因素。 過往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任何一門新興學科在發育為“顯學冶之前,亟需理順自己的方法論體系,對于“國家安全學冶而言,亦是如此。

　　3. 1 移植與沿襲:中國“國家安全學冶的方法論格局 方法論是學科獨立與否的重要標志。 沒有科學的研究方法做支撐,中國“國家安全學冶的獨立一級學科地位就難以維系。 回首既往的“國家安全學冶研究,學者們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各不相同,但從總體上而言,以 “散兵游勇冶為主,學科的主體性研究方法始終未能浮出水面。 縱觀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國家安全學冶 研究方法,基本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階段為 1949 - 1978 年,主要采用的是傳統的文獻分析法,即“國家安全相關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向上主要集中在對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的社會制度理論、國防理論、軍事理論和國際戰略理論的分析和闡述上,并未對國家安全的現實問題進行直接的、實證的分析冶 [14] ,第二階段為 1978-2000 年,主要采用的是比較分析法,通過分析美國、蘇聯、日本等國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所使用的政策及其法律,進而為我國國家安全工作的開展汲取經驗。第三階段為 2000 年至今,多元化的研究方法開始不斷出現。 辛文、韓鵬杰等學者在《國家安全學理論視角下的西周國家安全思想研究》一文中即使用歷史分析的方法,對西周的國家安全思想進行考察,并論述了其對當下我國國家安全工作開展的重要意義[14] 。 汪育俊等學者則對美國學者克萊茵的國力方程式進行了改造,并建立了適用于我國的國家安全方程式:“NS = ( C + E + M ) ·( S + G + N ) ·( LS + D ) 冶 [17] 。 劉江永等學者在采用政策分析法對傳統安全形式和非傳統安全威脅考察后,提出未來國際格局的演變方向將是“多元一體冶,即“人類命運共同體冶,據此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學研究提出新的使命:為本國安全和全人類安全做貢獻[18] 。 雖然這三個時期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完全相同,但是就整體態勢來看,這些研究方法呈現出兩大特征,其一,基本都是借鑒其他相鄰學科中較為成熟的研究方法,繼而帶有鮮明的“拿來主義冶色彩, 其二,除卻劉躍進教授等人在 2004 年、2010 年先后提出過與“國家安全學冶相配套的系統性研究方法外,其他大多數學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較為零散和碎化。 不論如何,圍繞著“國家安全事務冶 這一研究場域,“移植冶與“沿襲冶成為了過往學者們所采用的主體方法論路徑。 但是,從學科發展的內在規律來講,不論是方法論層面的“移植冶,抑或方法論層面的“沿襲冶,都未能進一步催生“國家安全學冶 的專屬性研究方法。 方法論層面的“移植冶與“沿襲冶,固然可以滿足“國家安全學冶學科建設的燃眉之急,但是在現今其已經被列為一級學科的背景下,仍需在方法論層面孕育出“國家安全學冶的主體性研究方法,使其成為科學認知“國家安全學冶的重要解碼。

　　3. 2 求解“戴逸之問冶:中國“國家安全學冶的方法論確立 在上世紀 80 年代,當中國法學研究進入復興期時,中國人民大學戴逸教授就發出感慨,并拋出“法學是幼稚的冶這一觀點,此后,在社會科學領域,“戴逸之問冶被帶入到所有面臨成長困惑的新興學科,同樣, 對于目前被增列為一級學科的“國家安全學冶而言,同樣需要回答“戴逸之問冶。 在近期“國家安全學冶被正式確立為一級學科的現實背景下,既往“國家安全學冶研究中所出現的研究方法應該向何處轉向? 應如何轉向? 這也就構成了中國“國家安全學冶 發展進程中的 “戴逸之問冶。 我們認為,若要推進“國家安全學冶的學科內涵與體系建構,首先需要從方法論層面進行挖掘, 從宏觀角度確立“國家安全學冶的方法論體系,并從微觀角度確立“國家安全學冶 的主體研究方法。 就此問題,劉躍進教授曾經多次表態,并初步構建出一套完整的方法論體系,他認為:“國家安全學研究既要運用一些普遍的哲學方法和邏輯方法,又要運用在其他科學領域已經成熟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科學方法,還要運用與國家安全學現狀和任務相適應的一些獨特研究方法冶 [19] ,“要重視運用哲學方法研究國家安全學,系統思維應當成為當代國家安全科學的重要方法冶 [20] , 我們認為,劉躍進教授的觀點對于日后中國“國家安全學冶的方法論轉向無疑具有啟迪意義。 參照系統論的原理,中國“國家安全學冶的研究方法應至少包含兩個層級,第一層級為宏觀層級,在這一層級上,尤其應凸顯普遍性的哲學研究方法,這是因為:“從學科性質看,國家安全學在總體上不僅需要講究科學性,而且還需要講究人文性,要做到科學與人文的統一,因為既具有科學屬性,也具有哲學屬性,是國家安全科學與國家安全哲學的統一體冶 [20] ,就新時代的“國家安全學冶研究而言,尤其應注重馬克思主義哲學對其學科發展的指導意義,這也同時符合十九大報告中所提出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中的堅持總體安全觀和可持續安全觀。 第二層級為微觀層級,在這一層級,應著力培育“國家安全學冶的專屬性研究方法,即系統分析與評價方法,這種方法淵源于系統論,采用這種方法,可以實現對國家安全系統各個方面的可視化研究, 并對國家安全體系進行評估、規劃與設計。 將系統分析與評價方法作為國家安全學的主體性研究方法,即可在微觀方法層面區別于政治學、公共管理學、法學、社會學等其他相鄰學科。 當然,在具體研究方法層面, 為了達成對國家安全學的多維解析,在秉持系統分析與評價方法的基礎上,應同時推廣數理分析、比較分析、歷史分析等既有研究方法,從而實現學科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如同“國家治理包括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外交等許多方面,但是萬變不離其宗的是其核心構成要素冶 [21] ,在實現“方法自覺冶的進程中,中國“國家安全學冶要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其核心構成要素,“未來我們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范式指導下,加強理論研究冶 [22] ,并且以系統分析和評價方法為主體工具,一并配合其他多樣化的輔助工具,尋求一條鄉土社會安全再到中國社會整體安全的演化理路,從而超越單純的個案研究,回應有關國家安全的整體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