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從應急狀態向常態化的轉變考驗著我們的耐心和治理能力,“謙虛謹慎、艱苦奮斗”的趕考精神從精神向度和實踐效度上為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了雙重力量和價值。從精神向度來看,它是一種精神支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組成部分,為常態化疫情防控提供了信念指引和戰斗定力;從實踐效度來看,它更是一種行動力量,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優勢和治理能力。在常態化疫情防控中繼承和弘揚趕考精神,使趕考精神成為最終戰勝疫情的重要法寶。
本文源自中共石家莊市委黨校學報,2020(09):29-33.《中共石家莊市委黨校學報》(月刊)是由中共石家莊市委黨校、石家莊行政學院、石家莊市社會主義學院主辦的社會科學理論期刊,國內外公開發行。
習近平同志在指導疫情防控工作時強調:“必須高度警惕麻痹思想、厭戰情緒、僥幸心理、松勁心態,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堅定必勝信念,咬緊牙關,繼續毫不放松抓緊抓實抓細各項防控工作,不獲全勝決不輕言成功。”[1]總書記的話告誡我們要時刻保持清醒頭腦、戒驕戒躁,用趕考精神嚴格要求自己。尤其當疫情防控由應急性超常規防控向常態化防控轉變,趕考精神作為一種精神力量,是近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革命實踐和發展歷程凝練而成的精神品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組成部分,支撐著我們繼續奮戰、堅持到底。同時,它更是一種行動力量,充分體現了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與病毒作斗爭,促進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在常態化疫情防控的過程中更加科學與完備。
一、趕考精神的價值溯源
趕考精神在常態化疫情防控中的價值淵源可以從精神向度和實踐效度兩個方面進行探究。從精神向度來說,趕考精神作為一種意識,本質上是人對物質本身的反映,體現了人類群體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精神信念。趕考精神蘊含著戒驕戒躁、謙虛謹慎、革命到底、奪取勝利的信念,是我們黨在革命時期逐漸萌芽和發展而來的,有其一定的思想淵源和精神積淀。從實踐效度來說,趕考精神又是一種團結集體、阻擊艱險、戰勝困難的行動方式和行動力量,產生于全國革命即將取得勝利、中共中央機關即將進駐北京的歷史現實,凝練于毛澤東等共產黨人為“進京趕考”做出的一系列考前準備工作中,繼承和發揚于中國共產黨執政70多年來改革和發展的偉大實踐中。
(一)趕考精神的思想淵源
雖然“進京趕考”的說法正式提出是在黨中央即將離開西柏坡、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新中國誕生的前夕,但趕考精神初步萌芽于延安革命時期[2]38。
早在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慶《新華日報》連載發表[2]38。該文章客觀分析了朱明王朝覆滅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而李自成建立的農民政權卻在取得勝利后不久就迅速敗亡,深究其原因是大順軍隊被勝利沖昏了頭腦、思想觀念突變、生活糜爛腐化、危機意識全無。毛澤東在延安讀到此文后將其列入延安整風的重要文件,要求全黨同志好好學習、引以為戒,面對勝利時切不可驕傲自滿,不能重蹈大順軍隊的覆轍。此時,毛澤東提出保持“進京趕考”的戒驕戒躁、謙虛謹慎的作風和時刻警惕的憂患意識,逐漸成為共產黨人“趕考精神”的思想萌芽。
1945年毛澤東同志與民主人士黃炎培對于“歷史周期率”的深刻探討也成為趕考精神形成的思想淵源。1945年7月黃炎培到延安訪問,毛澤東同志問他此次延安之行有何感想?黃炎培認為不管是人、家、團體乃至國家,大多沒能逃脫“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2]38的歷史周期率,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夠跳出來。毛澤東同志聽后堅定地回應道,“只有讓人民群眾監督政府,讓人人起來走民主的新路子,政府才能不敢松懈,避免人亡政息,才能跳出這個周期率。[2]39毛澤東同志深刻思考“歷史周期率”問題,再次給全黨同志敲響了警鐘,對“兩個務必”思想和趕考精神的形成影響深遠。趕考精神是不會被時代淘汰的精神品質,在常態化疫情防控過程中包含的戒驕戒躁、謙虛謹慎、革命到底、奪取勝利的偉大信念,已經成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組成部分,必將會激勵我們戰勝病毒,走向勝利。
(二)趕考精神的實踐土壤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表明,任何一種精神的凝練與提出都是其客觀實踐的反映,同時客觀實踐又一次次檢驗這種精神的價值。趕考精神的產生基于全國革命即將取得勝利、中共中央機關即將進駐北京的歷史現實,凝練于毛澤東等共產黨人為“進京趕考”做出的一系列考前準備工作中,繼承和發揚于中國共產黨執政70多年來認真研究和解決國家建設、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偉大征程中,這是趕考精神的實踐土壤。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3]為了防止受到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黨中央和中央機關在全黨開始做一系列的準備工作,一方面要精心安排和周密部署中央機關進京之后的工作事宜,另一方面進行革命傳統、城市常識、入京守則和優良作風的教育工作。毛澤東同志親自給戰士們和黨員干部上黨課,鄭重告誡全黨要繼續保持“務必戒驕戒躁,務必謙虛謹慎”的優良作風,指示中央辦公廳向進京戰士們印發“進京守則”。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干部和中共中央機關開始乘車離開河北西柏坡前往北平,“進京趕考”正式啟程。出發當即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進京趕考去!”周恩來回答說:“我們應當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道:“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希望考個好成績!”[4]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這段對話不僅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段佳話,也成為趕考精神形成的關鍵節點和客觀標志。
新中國成立之后,伴隨著國家建設、改革開放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趕考精神得到進一步的繼承和弘揚。從1949年到1956年的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全國各族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逐步進行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從1956年到1978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全國人民在共產黨的帶領下探索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逐漸建立起來比較完整和相對獨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民經濟體系。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黨的領導下我國逐步擴大改革開放局面,逐步推進現代化建設步伐,繼續著改革開放的趕考征程[2]39。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進行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偉大實踐,開啟了新時代的趕考之路。
中國共產黨自西柏坡“進京趕考”,70多年以來的偉大革命、建設、改革歷程共同構成了趕考精神的實踐土壤。面對新冠肺炎疫情,趕考精神又是一種團結集體、阻擊艱險、戰勝困難的行動方式和行動力量,指導著我們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下克服困難、咬緊牙關,繼續毫不放松抓緊抓實抓細各項防控工作,堅決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
二、趕考精神為常態化疫情防控提供了內生動力
趕考精神是中國共產黨精神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為一體的革命精神,是常態化疫情防控的內生動力。習近平同志強調:“疫情防控這根弦必須時刻繃緊,決不能前功盡棄。”[5]在常態化疫情防控中弘揚趕考精神,發揚謙虛謹慎、艱苦奮斗的優良品質,有助于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助于樹立“四個自信”,有助于繁榮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一)有助于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6]是趕考精神的核心內涵,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著本質上的一致性。趕考精神本身就是從黨的革命實踐中凝練而來,又指導著我們進一步實踐,成為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鮮明體現和重要抓手。
繼承趕考精神,為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集體主義價值導向。“眾志成城、萬眾一心”等口號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戰斗中已經轉變為一種行動,越來越多的人清楚地認識到“團結就是力量”的重要性,尤其是面對重大災害時,需要各行各業、各地區、各民族協同配合救治患者、提供援助、共同應對。在關鍵時刻,只有不同行業、不同地區和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國家的人民協同作戰,本著“趕考”的態度群防群治、聯控聯防,抗擊疫情的牢固堡壘才會建立起來。
繼承趕考精神,為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愛國主義的人生指引。愛國是把個人命運同國家命運緊密聯系起來的價值觀,“趕考”不是為了自己而考,而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命運而考。同樣,在抗擊新冠肺炎的戰斗中,眾多不畏犧牲、不怕困難、舍小家為大家而選擇逆行的醫務工作者們也不是為了自己而戰,而是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而戰。趕考精神體現了這種愛國主義的偉大情懷,為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神聚氣,提供了精神支撐和人生指引。
(二)有助于提升“四個自信”
趕考精神鍛造了中國共產黨人“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革命品質,堅定了敢打必勝的信心。習近平同志親赴武漢考察疫情時曾指出:“敢于斗爭、敢于勝利是中國共產黨人鮮明的政治品格,也是我們的政治優勢。”[7]在常態化疫情防控中繼承和弘揚趕考精神,有助于提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提升道路自信,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華民族的未來充滿信心。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黨中央從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利益出發,及時應對、科學決策,充分表明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條符合全體國民利益的道路,更是一條為全世界人民探索幸福的道路。
提升理論自信,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充滿自信。中國共產黨在近百年的革命建設實踐中不斷學習、積累、創造形成的理論體系經過實踐檢驗是科學的、正確的,也正是有這些理論的指導,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才能表現出如此強大的動員力,十四億中國人對此深信不疑。
提升制度自信,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充滿信心。新冠肺炎疫情突發,黨中央審時度勢、科學決策,牢固樹立全國一盤棋思想。為有效防控疫情,黨中央一聲令下,全國按下暫停鍵,火車停運、工廠停工、商場停業、學生停課,其中表現出的強大的執行力讓世界刮目相看,這源于人民群眾的制度自信,堅信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抗擊新冠肺炎的戰爭必將勝利。
提升文化自信,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充滿信心。如果說執行力依靠國家政權的強制性來保障,那么配合力則依靠人民的自覺性來實現,民族自覺性的來源是對于本民族文化的認可和堅信,這也是我們取得抗疫勝利的關鍵。
(三)有助于繁榮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強大的精神力量是文化繁榮的助推器。趕考精神作為革命精神的一部分,助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繁榮與發展,同時也為常態化疫情防控筑起一道堅固的心理防線。
趕考精神在“自強不息”的中華傳統文化中孕育,在“艱苦奮斗”的革命文化中形成,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發展和完善。在常態化疫情防控中發揚趕考精神,展現出了中華民族的強大耐力和必勝的決心,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獨特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三、趕考精神在常態化疫情防控中彰顯出制度優勢
趕考精神是常態化疫情防控的重要力量,也是彰顯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一個鮮明標志。在此次抗擊疫情的人民戰爭中,趕考精神體現在社會各界抗擊疫情的方方面面,展現了中國精神、中國力量和中國效率,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
(一)彰顯了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顯著優勢
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弘揚趕考精神,迎接挑戰、把握優勢、創造勝勢的關鍵所在。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這一最大的政治優勢確保了戰勝疫情的最優效能。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國一盤棋,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各界各級各民族一體行動,統籌運用經濟實力和政治領導力,展開了一次動員全國上下的人力組織戰、資源運動戰、科技突擊戰和物資保障戰。
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在短時間之內形成了確保戰勝疫情的最強合力。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單靠某一方面或某一地區的力量是很難成功的,必須尋求五股力量的最強合力:一是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力;二是人民軍隊的堅決服從和執行力;三是地方政府的協同聯動力;四是人民群眾的團結凝聚力;五是醫療科研人才的攻關能力。這五大力量只有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才能夠發揮最大效能,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顯著的優勢。
(二)彰顯了堅定人民立場的顯著優勢
趕考精神在常態化疫情防控中彰顯制度優勢,還體現在共產黨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執政理念,在全國抗疫中形成了強大的凝聚力、向心力。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我們清楚地認識到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是一場人民戰爭,每一個人都參與其中。疫情發生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習近平同志多次聽取匯報、多次召開會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盡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生命,這是人民至上的生動詮釋。此外,要想打贏這次疫情防控阻擊戰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我們都深有體會,在這場戰爭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團結互信,互幫互助。在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每一級政府、每一個社區、每一個黨支部、每一個公民都聽從指揮、齊心協力、勇于斗爭,形成群防群控的防控體系,把疫情防控工作變成億萬人民參與、億萬人民支持的人民戰爭,彰顯了堅定人民立場的顯著優勢,這也是疫情防控形勢積極向好態勢轉變的根本動力所在。
(三)彰顯了人民軍隊忠于黨、忠于人民的顯著優勢
忠于黨、忠于人民是人民軍隊的建軍之本和強軍之魂。習近平同志曾指出:“解決部隊中存在的問題,就必須從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抓起。”[8]絕對忠于黨是保證軍隊能夠隨時服從黨中央統一指揮,能夠迅速動員起來保衛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首要前提。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軍隊在每一次重大災害中都發揮了重要的救援作用,從抗洪搶險到汶川地震,從森林滅火到阻擊新冠肺炎,人民子弟兵始終是救援隊伍中沖鋒在前、責任最重的主力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全軍部隊和廣大官兵是一場大戰和大考,執行疫情防控任務的全體人員,始終堅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視疫情為命令,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他們在危難時刻挺身而出,在除夕之夜率先馳援疫情最嚴重的武漢,繼承和發揚了不怕吃苦、艱苦奮斗的趕考精神,使忠于黨、忠于人民的信念更加牢固。
在抗擊疫情的一線工作中,人民軍隊不僅在救治病患上作出了巨大貢獻,在科研攻關上也取得了關鍵性突破。在接管火神山醫院的兩個月中,各部隊軍醫累計接收3059名患者,最終全部治愈出院。軍隊醫務工作者在積極治愈患者的同時及時總結治療經驗,撰寫了防控疫情相關的專業論文200多篇。在疫苗研發方面,軍事醫學研究院加緊科研攻關,疫苗研發團隊帶頭人陳薇將軍更是第一位接種新冠病毒疫苗的受試者。軍隊醫務人員、科研工作者秉承科學的態度,保持艱苦奮斗的精神,日夜奮戰在抗擊疫情的第一線,彰顯了我國人民軍隊忠于黨、忠于人民的顯著優勢。
(四)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顯著優勢
相比國外的防疫現狀,我國的疫情防控工作和復工復產之所有能夠有力推進,其原因在于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發揮了巨大的效能。
政府運用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應對各種突發重大事件,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體現。習近平同志曾指出:“疫情防控斗爭實踐再次證明,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具有強大生命力和顯著優越性,能夠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重大貢獻。”[9]一個國家的治理能力不僅反映在這個國家的制度體系上,也體現在每一個國民的精神內核中。在常態化疫情防控的過程中繼承和弘揚趕考精神,就是在應對突發重大事件要秉持謙虛謹慎的工作作風,認真處理和謹慎對待疫情期間面臨的各項挑戰,切不可粗心大意、掉以輕心;就是在當前對疫情防控成果要時刻保持戒驕戒躁的危機意識,咬緊牙關、堅定信念,切不可有厭戰情緒和松勁心態;就是面對疫情期間顯露出來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公共衛生體系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各級各地區政府要本著“趕考永遠在路上”的思想意識及時總結經驗教訓、全面系統改進提升政府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升政府和社會應對急難險重問題和處理此類問題的能力。在疫情防控常態化階段繼承和弘揚趕考精神證明了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有著強大的生命力。
時代是出題人,不同的歷史階段會有不同的考題。作為答題者,中國共產黨人的趕考之路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當年黨中央離開西柏坡時,毛澤東同志說是“進京趕考”,70年后的今天,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們來說又是一項大考。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從應急狀態轉為常態化的新階段,要奪取最終勝利,就要繼續弘揚趕考精神,深入挖掘趕考精神的時代內涵,從精神向度和實踐效度上發揮趕考精神的雙重價值,使趕考精神成為戰勝疫情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法寶。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的講話[N].光明日報,2020-02-24.
[2]李彥青,賈麗云.“趕考”提出的背景及“趕考”精神的內涵[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4,26(5).
[3]謝培棟,任德亮,王保畬.新世紀弘揚延安作風的幾點思考[J].學習與實踐,2001,(3):21.
[4]蘇繼文.論中國共產黨人“趕考”命題的歷史意蘊及新時代內涵[J].求知,2019,(10):23.
[5]習近平.關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態化防控工作的指導意見[N].人民日報,2020-05-09.
[6]毛澤東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9.
[7]本報評論員.守土有責守土有方[N].人民日報,2020-03-16(1).
[8]張幼明.毫不動搖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J].中國報道,20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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