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論文范文鄉村社會糾紛解決的法律

　　在社會關系的處理中，難免會遇到一些社會糾紛，那么遇到糾紛了應該如何順利的解決呢？我國的法律就給了公民一個公平公正的保障。本文是一篇行政法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鄉村社會糾紛解決的法律。

　　論文摘要 傳統鄉村社會中，熟人社會的關系網絡決定了調解作為鄉土社會糾紛解決的主要方法。伴隨著城市化的深入推進，鄉村地區原有的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一定形式的變化。這也影響到了鄉土社會糾紛及其解決。本文回顧了傳統鄉村社會糾紛的基本概念及特點，結合一起宅基地糾紛的個案進行法律分析，初步總結出現代鄉村社會糾紛解決的多元模式。

　　論文關鍵詞 鄉村社會,法律糾紛,宅基地,個案

　　改革開放以來，商品經濟的深入發展及城市化的推進，我國社會的整體形態發生了較大變化。尤其，伴隨著農業稅的取消，傳統鄉土社會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逐漸瓦解，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基層村民進行獨立生產、生活的自主性和積極性。進而，鄉村基層自治組織的“管治”功能也進一步被壓縮。由此，以熟人社會為特征的村落共同體逐漸被“陌生人”社會所取代。理論界及實務界也開始對鄉規民約以及以此為基礎形成的糾紛解決方式，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懷疑。那么，在現實鄉村糾紛中，糾紛解決的模式如何?現代法治在糾紛解決中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而這，就是本文筆者想要探討的法律問題。

　　一、鄉村社會糾紛的基本概念

　　鄉村社會糾紛，指代在我國鄉村地區發生的民間糾紛形式。而鄉村社會糾紛研究，一直是我國法學界一個經久不衰的理論話題。作為司法研究的重要方面，村落糾紛研究實際上反映的是現代法治在我國的生存及發展現狀。從這一點來看，村落糾紛研究意義重大。在鄉土糾紛研究過程中，不僅可以總結出傳統中國社會的鄉土“正義”，同樣也能夠根據鄉土居民面對糾紛的現實選擇，預測我國鄉村法治的可能性的發展前景。

　　一般來說，解決鄉土社會糾紛，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不可偏廢其一。這種糾紛解決方式，一方面有益于鄉土糾紛的解決，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鄉村秩序的“失范”。與現代市民社會的糾紛形式不同，鄉村社會的糾紛存在以下具體的特點。

　　首先，村落糾紛事務集中于糾紛主體之間的日常瑣事。這種日常瑣事，在鄉土社會糾紛中，占據著很大的比重。一般來說，鄉村社會瑣事糾紛所涉及的是糾紛主體之間的微小的利益瓜葛。拌嘴、爭吵、打架等是這類糾紛的具體表現形式。在這類糾紛當中，糾紛發生的時間持續性較強，有的時候法律標的也并不十分明確(如村民之間單純的口角之爭)。糾紛事務內容的瑣碎性也在一定程度上給采用法律的手段解決鄉村糾紛帶來了一定的難度。

　　其次，糾紛主體之間的信任衰減或破裂是引發鄉村糾紛的重要原因。在鄉土社會中，一次糾紛的引起，大多是長期矛盾累計，一時激化的結果。這種矛盾的激化，實際上是糾紛主體之間信任衰減或者乃至破裂的結果。在傳統鄉土糾紛當中，個體之間的信任破裂與較大的利益沖突有關。同時，也應當注意，這種主體之間的糾紛也反映著個體之間對于傳統鄉村道德(仁義禮智信)及鄉村秩序的維護。

　　再次，糾紛主體在“理”與“力”上的錯位，加劇了鄉村糾紛的形成與惡化。從現實中來看，糾紛主體既占有“理”(法理、事理、情理)，又占有“力”(財力、權力，或者還有一定程度上的智力)的情況是不多見的。由于“理”與“力”在實際糾紛中，極容易產生錯位現象，所以，糾紛的產生及擴大也就成為了可能。糾紛主體一方，短時間內無法實現“力”的增長，即使在“理”上占有一定優勢，也無法及時的實現屬己的糾紛利益。

　　二、鄉村社會糾紛解決的基本特點

　　根據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鄉村糾紛不同于市民糾紛，那么傳統鄉村社會村落糾紛的解決也不同于市民糾紛的法律訴訟的解決方式。在傳統鄉村社會的村落糾紛中，人情關系在村落糾紛發揮著重要的消解作用，個人修養以及道德水平直接影響著村落糾紛的解決。與此同時，村民在應對糾紛的過程中具有很強的在司法救濟上的“小農心態”，即無訟心理。

　　(一)熟人社會：人情關系對糾紛的消解

　　在傳統時代，我國是傳統的鄉土社會。這種鄉土社會以“熟人社會”為特征，每個人都按照與自己的親疏遠近與他人發生關系。在村落糾紛中，人情關系對于糾紛的消解作用還是很明顯的。這主要可以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因為鄉村社會的熟人社會形態，村落糾紛在萌芽階段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得到遏制。在這個意義上，本來要發展成為糾紛的矛盾萌芽被“人情關系”“面子思想”控制在未發成形的狀態。而另一方面，我們同樣可以發現，在糾紛發生過程中，因為人情關系(宗族情感或者是鄰里親情、友情)的存在，主體之間的糾紛始終被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這就體現了熟人社會作為矛盾“控制閥”的社會作用。與此同時，我們同樣可以發現，在糾紛的解決階段，熟人社會的深度發育也為第三方居中調解提供了現實條件。在現實情形中，A與C產生糾紛，B作為A、C共同的可以信賴的熟人(或親人，或朋友)，在AC實際的糾紛解決中實際扮演著重要的居中調解角色。這種糾紛化解方式，為鄉村社會糾紛的解決模式產生了重要的深遠影響。

　　(二)道德圍場：鄉村社會糾紛解決的道德高至

　　在傳統鄉村糾紛的解決過程中，個人修養以及道德水平直接影響著村落糾紛的解決。在一般法理學的論述當中，我們知道，道德與法律是調節個體行為的兩個重要維度。而在傳統鄉村糾紛的解決過程中，道德發揮著在某種程度上法律也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1949年建國以前，我國的傳統鄉村社會是典型的以宗族道德、家法為基礎的士紳社會(在這里，也可以稱之為“道德社會”或者“宗法社會”)。“皇權不下縣”，士紳群體作為鄉村社會的基層權威維系著鄉村社會的基本運行。一般來說，士紳群體知識水平高、閱歷豐富、社會威望較好，在居中調解解決鄉村糾紛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建國以來，士紳群體逐漸消亡。但是，鄉村社會中的道德權威，包括家族長老、教師等，其在鄉土糾紛解決的過程中仍然扮演著重要的“息訟”的角色。

　　(三)法律訴訟：村民應對糾紛過程中的無訟心理

　　反觀傳統中國幾千年的法制史，“無訟”是我國傳統司法領域的一個重要特點。這種歷史的因襲，固然與專制社會統治力量強大，限制司法救濟有關。同樣，這也反映了我國傳統民眾對于訴訟這種公力救濟方式的回避。當然，這種無訟心理在村民應對糾紛過程中表現的更為全面。

　　一方面，司法救濟成本過高，村民難以負擔。對于鄉村糾紛來說，如果采取訴訟解決的公力救濟方式，這就會產生相應的訴訟成本(具體可包括，時間、金錢、人力成本等等)。而對于傳統農民來說，金錢(農民自身較少的生產資料占有)與時間(農耕生產需要大量時間付出)這兩者都是他們所缺乏且看重的。另一方面，村民這種無訟心理源于自身對于司法救濟的不信任。而這種不信任，與司法機構本身的公信力有關，同時也有對司法機構實際裁判結果的心理落差有關。

　　三、個案引入——現代鄉土社會糾紛解決的法律分析

　　根據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發現，在傳統的鄉村糾紛當中，道德約束和人情關系這兩者有助于防范糾紛的產生，控制及化解糾紛。法律，在傳統鄉土糾紛當中一定程度上扮演的是“備份選擇”的角色。只有當糾紛矛盾發展到不可調和，糾紛主體無法實現和解的情況下，法律訴訟才可能上升成為糾紛主體可以參考的一種糾紛解決策略。這也體現著傳統鄉村社會對于選擇公力救濟的“滯后性”傾向。

　　伴隨著改革開放以及商品經濟的深入發展，尤其是2002年農業稅取消以來，農村社會大量勞動力解放了出來。在鄉村糾紛中，突出變現為傳統道德衰落，利益分歧逐漸成為鄉村社會糾紛的直接引發因素。與此同時，伴隨著現代法治精神的下沉，鄉土居民的法律意識不斷提高，村民在糾紛事件中利用法律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能力不斷增強。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村民委員會或者說村委會主要負責人在化解鄉村糾紛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居中調解作用。下面，筆者將通過引入一起親身經歷的糾紛個案的方式，對現代鄉土社會糾紛的解決模式進行全面、系統地法律分析。

　　H省S縣N村村民馬某與夏某兩家是鄰居，住房坐北朝南，南鄰馬路。兩家東西院墻之間有一條3.3米寬、62米長的南北走向的胡同，胡同北側是該村的基本農田。鄭某于2009年在胡同北側的基本農田里建起一座二層小樓，并將該房作為婚房為孩子娶親。2015年4月，夏某修建房屋，在舊有院墻基址的基礎上向西擴33cm作為新院墻的基址(并未超出宅基證載明基址)。這引起了馬某、鄭某的不滿。

　　在一次糾紛中，馬某、鄭某將夏某打傷，夏某住院，共花費醫療費5169元(扣除農村合作醫療報銷醫療費)。夏某聘請律師，準備向法院提起訴訟。馬某、鄭某主動示弱，村委會介入調和。雙方達成和解協議，協議載明：1.馬某、鄭某賠償夏某醫療費、精神損失費等合計11000元整。馬某、鄭某雙方平均分擔(每人5500元)。2.夏某在舊有院墻基址的基礎上向西擴15cm作為新院墻的基址。3.馬某、鄭某支付賠償金之后，夏某不再提起訴訟。調解人為村委會主任張某。至此，此次糾紛解決。

　　從這個典型的鄉村糾紛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法律事實與法律關系相互交織，道德、人情與法理互相影響。與傳統鄉土糾紛解決模式不同，法律開始作為一種現代鄉村糾紛的必要選擇，已經在消解鄉土糾紛，維護鄉村秩序，推進鄉村治理方面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一)傳統道德式微，利益分歧成為鄉村社會糾紛的直接因素

　　在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知道，傳統道德的衰落使得道德在鄉村糾紛當中的“控制閥”作用變弱。而伴隨著傳統道德的衰落，農村地區的“重利主義”思想則有逐漸抬頭的趨勢。這種“重利”，主要體現在村民重視財產性利益。而現代鄉村糾紛，也主要圍繞著財產性利益的分歧而展開。

　　在本糾紛當中，矛盾的引發起源于“2015年4月，夏某修建房屋，在舊有院墻基址的基礎上向西擴15cm作為新院墻的基址”這個事實。馬某、鄭某對夏某私自西擴的行為不滿(雖然夏某向西擴建并未超出夏某宅基證載明基址)。

　　首先，對于馬某來說，因為馬某、夏某相鄰而居，兩家東西院墻之間有一南北走向的過路胡同(3.3米寬、62米長)，夏某新建院墻向西擴33cm(院墻建成后，新胡同的寬度為2.97m)勢必會造成過往行人、車輛向西壓進，這就有可能產生對其宅基及院墻造成侵害的潛在危險。

　　其次，對于鄭某來說，其修建房屋居住的位置位于胡同北側，該條南北走向的胡同是其外出行走的唯一“出路”(H省地方方言，意指通向主干道的小路)。夏某新建院墻的基址在原有基址的基礎上向西擴建后，新胡同的寬度為2.97m。由于胡同較長，而寬度變窄，很明顯，院墻建成后，會對鄭某及其家人的道路通過權造成損害。

　　案例當中，雖然夏某向西擴建院墻是在自家宅基地之上的合法建設行為，且沒有影響其他人宅基地使用權的行使，但是這仍然引起了鄭某、馬某的強烈反對。糾紛的核心就在于，夏某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對馬某、鄭某的合法權利造成潛在的威脅。

　　(二)村民法律水平提高，利用法律資源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不斷增強

　　在傳統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軌的過程中，已有的道德原則逐漸讓位于現代法律規則。這也反映了現代法治社會的基本特征。在現代村落糾紛當中，村民的法律意識不斷增強，在具體糾紛當中，利用相關法律資源維護自身合法權利的能力也逐漸提高。

　　在本案例的糾紛當中，相關糾紛主體在利益受到侵害或可能受到潛在的損害的條件下，都利用了相關的法律資源維護自身權利。夏某在被馬某、鄭某打傷住院后，第一時間聯系律師，分析糾紛案情，為提起訴訟做準備。而馬某、鄭某得知夏某意欲提起訴訟時，也同樣聯系在法律行業工作的親人、朋友，征求應對此次糾紛的相關法律意見，同時也提前對自身參與訴訟所需承擔的風險進行評估。最后，馬某、鄭某考慮到自身參與訴訟的風險與成本較高，故而主動示弱，積極聯系村委會進行居中調解。而夏某也通過雙方達成的和解協議，實現了自身的合法人身、財產權益。

　　在本案中，相關糾紛主體都采取有效的方式利用法律應對糾紛的解決。在這個博弈的過程中，起到基礎性作用的不再是傳統糾紛解決過程中的“理”或者“力”，而是法律事實與法律規則。此次糾紛，雖然并沒有以訴訟至基層管轄法院的司法方式解決，但是和解協議的達成充分體現了法理與情理的統一，合法的法益得到了有效的保護。

　　(三)村民委員會在鄉村糾紛解決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2010年10月生效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委員會的具體職責，包括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在這個層次上而言，村民委員會雖然不是國家行政、司法機關，但卻在實際上履行了化解村落糾紛，居中裁定糾紛權益歸屬的某種意義上而言“司法”調解的功能。

　　在該次糾紛當中，馬某、鄭某在對參與訴訟的成本、風險進行評估以后，主動聯系村民委員會進行居中調解，正是體現了村民委員會在現代鄉村糾紛解決過程中“糾紛裁判人”的重要角色。村委會(本案例中，實際調解人是該村的村委會主任張某)參與糾紛調解，首先張某對此次糾紛背景及發展過程進行一次全面地詢問，進而熟悉此次糾紛的具體情節。然后，調解人張某主持調解，先后聽取糾紛雙方的糾紛意見及利益請求，從而明確糾紛的主要爭議點。隨后，根據雙方陳述，結合糾紛發生的實際情況，調解人張某提出了初步的糾紛解決方案并聽取雙方意見。最后，在張某的主持下，雙方最終達成和解協議。和解協議具體包括，馬某、鄭某賠償夏某醫療費、精神損失費等共計11000元整，由馬某、鄭某雙方平均分擔(每人5500元)。夏某在舊有院墻基址的基礎上向西擴15cm作為新院墻的基址。在馬某、鄭某支付賠償金之后，夏某不再提起訴訟。

　　與傳統的鄉村糾紛士紳調解相比，現代鄉村糾紛的調解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

　　首先，與傳統的“家族式”、“家長式”調解相比，現代鄉村糾紛調解的程序性更強，更加注重敘事說理的程序性規則。

　　其次，在糾紛解決中，更加注重運用相關法律法規梳理糾紛、化解矛盾。在糾紛解決過程中，村主任張某，運用相關法律法規對糾紛爭議點進行法律解釋，對和解協議的具體條文進行客觀、合理的法律分析，這就為依法進行糾紛調解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知識基礎。

　　(四)“無訟”心理的退化：村民公力救濟的意識與能力顯著提高

　　傳統鄉村糾紛解決過程中，由于受“無訟”心理根深蒂固的影響，向司法機關訴訟進而尋求公力救濟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這與傳統儒家“以和為貴”的思想教化有關，同時也反映了小農群體封閉、保守的整體心態。伴隨著現代法治精神的思想啟蒙以及司法機構公信力的逐步提高，訴訟救濟開始成為推進鄉村糾紛解決的一種越來越重要的救濟方式。

　　在上述糾紛中，在受到人身損害之后，夏某在住院期間即尋求律師服務，意欲提起法律訴訟。雖然其自身家庭經濟并不富裕，社會關系也極其有限(上文已有關于糾紛之中“理”與“力”二者關系的論述)，但仍在權益受損的第一時間積極進行尋求公力救濟，體現了在現代村落糾紛中，村民公力救濟的意識與能力的顯著提高。

　　四、結語：轉型期鄉土糾紛解決的嬗變

　　當前，我國正處于傳統鄉土社會向現代法治社會轉軌的重要階段。在現代鄉村糾紛的解決過程中，我們發現，傳統因素，如道德、人情等鄉土社會糾紛解決的一般救濟方式，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與此同時，或者說更為重要的是，現代法治因素對于鄉土糾紛的解決的積極影響作用不斷凸顯。此外，在現代鄉村糾紛中，財產性利益分歧開始成為引發矛盾的直接因素，村民法律救濟意識不斷提高。由此，一種與傳統救濟方式有別的，我們可以稱之為“多元糾紛解決模式”開始影響鄉村社會糾紛的最終解決。具體表現在，在糾紛解決過程中，村民委員會發揮了較好的居中調解作用。村民傳統的“無訟”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有退化的趨勢，公力救濟方式也逐漸成為村民維護自身合法利益、化解糾紛的首要策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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