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視野里的社會制度觀念批判

　　人類社會生活的廣泛的范域決定了社會規則(制度)在外延上的寬泛性，但從人的社會生活的實質和主于方面看，影響和決定社會發展進程的主干是關乎人的自由和社會發展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若從量的考察角度，自可分為規范以人與自然關系的經濟生產規則體系和以規范人與人的交往模式的政治規則體系為主，包括文化教育和家庭制度構成的社會制度體系。不可否認的是，在各作為子系統的規則體系之間存在著相互的影響，甚至，也不排除在一定的社會發展階段上彼此之間發生的決定和被決定的關系。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在任何一個現實的社會中，各子系統之間總是服從和決定的關系。現實的社會發展的歷史也證明了現實的社會存在不可能從簡單的“經濟決定論”的邏輯結構中推演出來。

　　社會主義國家及其現存的憲政模式本身不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的邏輯結構而是現實的歷史的社會演進的進程的產物。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政模式之下的社會制度設計的價值考慮的立足點自是應當在憲政背景下，對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體系進行合理的安排。

　　1、憲政意味.通過憲法和法律實現對社會制度的安排，意味，社會制度對政治的意識形態的超越，意味.社會制度對傳統政治國家框架的超越，在歷史唯物論的話語中，社會的發展是階梯式遞進的，在其遞進的每一個階段上，都有其不同的質的規定性。

　　馬克思說:“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上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因此，所謂的國家，都是階級統治意義上的政治國家。所建構的政府體制也無一例外地是為階級專政的統治服務的。社會革命，特別是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的目標是消滅一切的國家統治、消滅階級包括無產階級自身。在政治國家依然存在的社會發展階段上，任何社會制度都存在其不合理性。在社會發展的所有階段(包括共產主義)上，都有相應的社會制度，但在政治國家消亡的共產主義社會，社會制度成為非政治意義上的存在，國家政權制度走向了其末路。

　　正是在這樣的習慣話語環境中，社會制度的概念語義中被人們自覺或自發地滲人了太多的道德評價的內容。社會制度在承載了政治的意識形態的觀念性選擇動機后，失去了其自身本應具備的自在性和一般性。通過社會革命實現的政治國家權力體制的更替更加強化了社會制度選擇動機中的階級意志含量。政府的更替選擇被賦予了通過階級革命實現階級專政的階級正義的色彩。政府對社會的治權的正當性與合理性通過歷史唯物論所闡發的社會革命的正義性實現其論證。社會制度的設計自然要圍繞政府對社會的治權的正當性與合理性來展開。于是乎，社會制度的合理性和適當性就只能通過政府治權的正義性和正當性進行解讀。

　　在歷史唯物論的話語中，社會主義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的低級階段與資本主義社會相比，前者是當然地具有其先在的正當性的社會。在社會話語權被壟斷的背景下，社會制度的優劣對比成為一個不爭的前置性原則。因此，在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尤其是社會制度的研究領域中，社會制度一詞不再是一個一般性的概念，而是一個關乎國體、關乎政權存廢和民族危亡的重要范疇。在這一背景下，憲政體制失去了其一般的法律價值存在并成為政治國家權力運作的附庸。

　　反觀憲政的歷史發展，憲政體制作為人類在反封建皇權的世俗專制和神權心靈侄桔的制度選擇，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成果之一。哈耶克(Hayek)指出:憲政(constitutionalism)意味著一切權力都立基于下述認識，即必須根據為人們所共同接受的原則行使權力，被授予權力的人士須經由選舉產生，然而選舉他們的理由乃是人們認為他們極可能做正確的事情，而不是為了使他們的所作所為成為“應當正確”的事情。歸根結蒂，憲政立基于這樣一種認識，即權力從終極上看終究不是一種物理事實( a physical fact ) ,而是一種使人們服從的觀念狀態(a state of opinion )。因此，在憲政體制下，沒有事先被假定為永遠正確的君主或組織，一切權力的運作都要服從一個既定的游戲規則。而這一游戲規則就是憲法和法律。因此一切政治的權力的運作要服從于憲政的安排。所以，在憲政視野中，具體的社會制度的設計可以而且應當考慮到本國的歷史文化和其面臨的實際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憲政體制也應當有其共同相通的共性(否則就不是憲政)，這種共性，依筆者的理解就是對人的自由天性和人人生而平等的權利維護和保障，對政府權力可能被濫用的懷疑。《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對立憲政體的解釋是:受到常規性法律和政治約束，并對公民負責的政體。在立憲政體下，公共權力機構和公民一樣，都必須服從法律和憲法當代中國的學者在談到憲政時也認為:只有憲法得到全社會的普遍尊重、重視和實施，惟有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得到切實的保障，惟有政府的權力受到實際的制約和監控，惟有全社會在憲法的作用下整體上實現了自由、效率、平等、公正、穩定和發展，才能說到憲政。所以說，憲政是憲法實施的結果。憲政是依憲治國所達到的理想狀態。

　　這樣一來，社會主義的憲政國家理論本身就存在著的結構性和表述性的矛盾，表現為:一方面，它是憲政的，即在憲政視野中，社會制度的設計和安排應當是超越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界域并從憲法和法律的視角去審視并加以謹慎地運作;另一方面，它是社會主義的，即社會主義的憲政國家體制是政治的社會革命的產物，而且，在社會主義憲政國家背景下的社會制度的設計卻是服務于社會政治革命的目標的。

　　2、問題的關鍵所在是對社會制度的價值觀念體系的重構，一個國家內部可以有不同的社會制度的存在，同一類社會制度也可以在不同的國家中存在，憲政意味著還社會制度以其本義。

　　如果將社會制度作一般的社會規則體系的意義上去理解，上述矛盾自可迎刃而解。一個國家內部可以有不同的社會制度的共生、共長，同一類社會制度也可以在不同的國家中存在。這不僅是根據上述觀點所作的合理的邏輯推論，也是當今世界客觀的真實的存在。“一國兩制”的模式，雖然不是在憲政視野里對社會制度構建的思路，而是實用主義的思維模式產生的結果。但它卻必然地會引發人們對社會制度的本體性的思考。從實證的意義上說，中國的“一國兩制”從觀念到實踐的進程本身就證明了社會制度的設計和安排是可以超越政治國家的傳統思路并從憲法和法律的視角去審視并加以謹慎地運作的。

　　一國兩制的原初語義是在一個國家的主權范域內實行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即在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在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允許香港、澳門和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所謂的大陸地區是主體，國家的主體是社會主義的提法，喻示著大陸以外的即主體以外的港、澳、臺是旁支、是支流。在哲學和政治學的意味上，在習慣的話語背景下，應理解為中國社會制度的本質仍然是社會主義。這是用哲學化的量和質的辨證思維模式代替了法理學(法哲學)思維模式去診釋法律領域的憲政構造的事實上的變異。習慣于哲學思維模式的人們就可以當然地認為，一國兩制的實踐是社會主義政治國家的特色之一，是社會主義的中國解決其面臨的實際問題時的一大創舉。這種觀念上的習慣的思維定勢造成了我們在世紀之交錯失了對傳統的社會制度的價值觀念休系進行深刻反思并重構的良機。對此，法學界難辭其咎，究其緣由，乃是法學的研究停留在法律學的求證，法理學的理性讓位給實證主義的思維，法學的研究變成政治學的附庸，而由此產生的后果是一國的法律體系缺乏理性的靈魂，成為國家政策的法條注解旦。法學的發展總是表現為在政治家們的智慧的靈光閃現后，再一窩蜂地去做進一步的注解。在憲政領域中的理論研究雖眾，但乏對社會制度觀念內在反思和批判。

　　再者，臺灣問題的久拖不決，自然有著多方面的原因可供政治家們去分析。但對我們多年來的臺灣政策變化的背后深層原因的憲法學的反思卻是空白。現在對臺政策的底線，我們已經退到了“承認一個中國，其他問題都可以通過談判來解決”。也就是說，其他問題都可以通過談判彼此做出讓步。對政治家所設定的這一政策上底線，我們的法學界尤其是憲法學界不知當作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