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業國際同業合作國內研究綜述

　　摘要：全球經濟進入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也進入新常態，在金融體制改革穩步推進并實行金融開放的背景下，銀行業加強國際同業合作，是應對國內外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的客觀要求，也是倡導“一帶一路”倡議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選擇。隨著經濟的發展，銀行業國際同業合作的模式、困難、合作開展區域都發生了變化，對此，學界也展開了廣泛的探索研究。本文以學者們的研究為基礎，從國際視角對我國銀行同業合作的理論研究包括監管制度、合作模式等，以及實踐研究包括主要合作區域的合作困難、對策建議等方面內容進行了概括與總結，并提出了未來研究的可能方向。

　　本文源自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12):28-33.《湖北經濟學院學報》 是全國百強社科學報，中國人文社科學報核心期刊，雙月刊，四開四版綜合類報紙，旬刊，每月逢5、15、25日出版， 節假日和寒暑假休刊，國內外公開發行。辦刊宗旨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 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反映市場經濟條件下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成為我校教學、科研的主要陣地和對外宣傳的重要窗口。

　　1978以來，為配合改革開放，我國銀行業引入了外匯資金等金融業務，而后加入WTO，開始履行承諾的自主開放。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銀行業加強了國際監管協調。近兩年，我國金融行業開始全面開放，銀行業亦擴大對外開放的速度，而同時外資銀行在我國的服務范圍也有所擴大。雖然近兩年我國金融業取得了較大發展，現銀行業總資產規模已居全球第一，但面臨的競爭程度不斷加強，而競爭的同時，要加強中外銀行業合作才能獲得多贏。在更高水平開放中實現互利共贏是我們應所追求的，也是長遠的，因而對銀行業跨國跨境同業合作的研究也極為必要。本文嘗試從國際合作視角，對相關研究進行梳理，期望能對我國銀行業在開放的背景下與其他各國各地區同行業的合作進一步升級有所益處。

　　一、銀行業國際合作研究的發展回顧

　　(一)改革開放后———起始階段

　　1978年以前，我國實行計劃管理的“大一統”金融體制。1978年以后，我國開啟了金融體制改革的序幕。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實踐發展，1985年8月，中國首家中外合資銀行廈門國際銀行成立，注冊資本10.69億元人民幣，其也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產物，旨在為我國引進外匯資金和先進管理經驗,溝通國際和國內信息交流,擴大國際經濟金融合作。此后，我國于1994年頒布了全面規范外資銀行的第一部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1996年又頒布了《上海浦東外資金融機構經營人民幣業務試點暫行管理辦法》，進一步向外資銀行開放了對外資企業及境外居民的人民幣業務，加速了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發展[1]。

　　這個階段中，王居慶(1988)等學者討論了中外合資銀行的模式及發展情況，葛南翔、鄭榮鳴等(1992)進而研究了中央銀行如何對中外合資銀行進行監管，提出當時由于“怕”引起外資外流而進行的“突出限制”監管不利于國際銀行的發展，應轉變觀念，如支持合資銀行設立分支機構等。鄒欣提出中外投資銀行在合作中也暴露出許多問題，如缺乏合作的國內宏觀環境和微觀基礎，我國總體經濟股份制水平不高,企業經營狀況和發展潛力欠佳等，并提出了發展中外投資銀行合作的構想，以及應注意如下問題：要穩步開放國內證券市場，有步驟、分階段地發展中外投資銀行間的合作，同時，加強監管,增強防范金融危機的能力[2]。

　　(二)加入世貿組織后———合作提升階段

　　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外匯業務取消地域及客戶限制。入世兩年內外資銀行可以對國內公司開展人民幣業務，五年內外國銀行可以為國內個人客戶開展人民幣業務。此后，一方面，我國銀行業開始改制上市，實行股份制改造，同時嘗試帶入國際金融市場。例如，2003年底，國務院決定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實施股份制改造試點。2006年，中國工商銀行在香港和上海兩地同時踏進資本市場。另一方面，外資銀行通過在華發展主要分自設機構擴張和投資入股中資銀行兩種策略逐步進入中國市場。

　　這一階段，學者們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孫天琦等學者探討了內資銀行與外資銀行合作的設想;德意志銀行亞太區總部亞洲主席HubertNeiss、休伯特.賴斯以及邱創英、姜波、邵春梅等學者研究了中外銀行合作的途徑;楊潔、湯海燕、程文紅、金峰、應娟等學者提出了中外資銀行如何合作的戰略;亦有學者開始從博弈的角度分析去中外資銀行的合作競爭，代表者有陳濤、閻志軍、陳蕾等;何鳳霞、張競南、孔艷杰、宋宇等對合作模式進行了探究。此外，有學者從風險控制看中外銀行的合作與競爭，如張忠永。

　　(三)2008年金融危機后———合作緩慢階段

　　金融危機發生后，我國銀行業國際合作進入緩慢階段，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全球經濟低迷，銀行業不可避免受到牽連，這一時期，也正是我國銀行業經過高速增長后的下行階段，盈利增速大幅下滑，不良資產攀升;另一方面，危機以來，外資銀行集團總部受到較大沖擊，需通過業務調整應對危機造成的不利影響，再加上全球金融監管環境趨嚴，外資銀行集團的資產增速顯著下降。危機前(2000—2008年)，在華前5大外資銀行所屬集團平均資產增速為15.4%，危機后(2009—2017年)降至3.6%，降幅達11.8個百分點[3]。同時，外資銀行原本希望通過參股控股中國金融機構取得更大的控制權，來拓展中國市場。但是受到外資行對中資銀行持股比例不超過20%的法律限制，參股并不能掌握足夠的話語權，沒有實現將參股銀行業作為進軍中國市場橋頭堡的初衷，因而，出現了部分外資擠出我國銀行業的情形。

　　2009年，瑞銀集團從中國撤出了投資的外資銀行。隨后，蘇格蘭皇家銀行亦出售了持有的中國銀行的34億股。2013年5月，高盛集團出售了約15.8億中國工商銀行H股。同年，美國銀行以14.7億美元出售其持有的中國建設銀行的剩余股份。其后，清場的外資銀行越來越多。德意志銀行、花旗銀行都宣告轉讓了我國銀行的股份。當然，也有觀點認為，外資行已經搭乘中國金融業的黃金時期順風車，實現了財務投資的目的，賺的錢袋滿滿揚長而去;不同銀行出于自身的經營戰略考慮，也各懷自己的算盤，或套現補充資本，或收縮市場。股份制銀行資深研究員梁國威分析，金融危機催生了巴塞爾協議III的出臺，這對全球銀行業產生了深遠影響，監管對銀行在當地部分投資和對外投資的資本約束趨緊，資本運用受到挑戰，外資銀行亟須套現以滿足資本充足率的要求。

　　這一時期，隨著外資銀行股份撤離中國，中外資銀行合作實踐減緩，理論界的研究也隨之減少。但學者們也開始深入研究外資銀行來華的真實原因以及目前的客觀關系及結果，如李一翔提出應該反思合資銀行為何成為過客，而唐智杰、高勁等對外資銀行在我國集聚的動因及其影響以及中外資銀行競爭與合作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此外，彭江霞等學者仍然繼續研究中外銀行如何加深合作，如進行股權合作等。

　　(四)“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合作增強階段

　　2013年“一帶一路”提出后，我國與相關國家加強了金融等行業的合作。2014年《國務院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的決定》公布后，外資銀行準入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條件適當放寬了，此決定為外資銀行設立運營提供更加寬松、自主的制度環境。2017年以來，我國銀行業加速了對外擴大開放步伐。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指出，要積極穩妥推動金融業對外開放，合理安排開放順序，穩步擴大金融業雙向開放。中國銀保監會相繼發布《關于規范銀行業服務企業走出去，加強風險防控的指導意見》《關于外資銀行開展部分業務有關事項的通知》等針對銀行業對外開放的相關政策。2018年，銀保監會宣布廢止《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并取消其他辦法文件中對外資入股比例的限制。這一系列舉措對我國銀行業展開國際合作是十分有利的。2019年國際商會銀行委員會年會上，中外銀行界人士紛紛表示將加強協作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在彌補項目融資缺口、信息共享、第三方市場開發等業務上展開深入合作，在共同解決問題和挑戰的同時創造出共贏機遇。

　　此階段中，有眾多學者開始對我國與其他具體國家的銀行業如何合作展開了研究，如劉馨蔚、張啟文、黃可權等學者分析中俄銀行合作，申韜等學者以及姜英梅等分別對中泰及中新、中伊等地銀行合作進行了分析;另外，曹勝亮等探討了國際金融監管的相關問題，如法律問題、金融開放與金融安全等;謝珣等對區域性銀行服務“一帶一路”沿線建設的問題及路徑、對策進行了思考。

　　二、銀行業同業合作的研究內容

　　(一)銀行業同業合作的理論研究

　　1.關于銀行業同業合作

　　廣義范疇的銀行業同業合作，是指銀行與金融行業各種機構的合作。而狹義范疇的銀行業同業合作主要指銀行與銀行的合作，不包含銀行與證券公司、保險公司或第三方機構的合作，而銀行業包含的主體也主要為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等。學者潘明忠(2007)認為金融同業合作,是指金融同業的各個組成部分即銀行、證券、保險等行業間的業務合作,傳統上以代理業務、資金業務最為常見[4]。此概念主要立足于同為金融行業角度。聶慶、陳予(2011)等眾多學者認為銀行同業合作包含銀銀合作、銀信合作、銀證合作、銀基合作、銀保合作等，涉及的主體有商業銀行、信用機構、證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等，合作內容除業務外還包括股權和戰略合作[5]。另有部分學者從業務角度出發，認為銀行同業業務是指以同業資金融通為核心的并以金融同業客戶為服務與合作對象的各項業務，如：同業拆借、票據轉貼現、代理同業資金清算等業務。縱觀我國銀行同業合作歷程可發現我國銀行業國內合作范圍較廣，程度深入，表現為廣義范圍的同業合作，而國際同業合作多在中央銀行間的監管合作以及商業銀行間業務合作，表現為狹義范圍的同業合作。

　　2.關于銀銀合作

　　關于銀銀合作，目前尚沒有形成公認的定義。一般認為，銀銀合作是指銀行之間的各項業務合作。其合作主體通常是商業銀行。合作業務覆蓋范圍廣，主要包括各類銀行的結算代理、資產業務、相互拆借、票據業務等多層面、多渠道的合作內容。隨著網絡渠道的不斷發展，產品研發、技術支持及銀銀電子平臺也加入合作的范疇[6]。同時，合作主體也有所增多，政策性銀行、外資銀行等各類銀行加入，形成了多層次的合作。銀銀合作，不僅有利于實現銀行業資源共享、優勢互補，也成為銀行借以創新產品、提升服務、形成特色業務、塑造競爭優勢的重要手段[7]。因而銀行業同業合作并不等同于銀銀合作，而狹義的銀行業同業合作主要表現為銀銀合作，但不僅僅局限于業務合作，還包括風險管理合作、股權合作等。

　　3.關于銀行業一體化

　　對于銀行業一體化，國內外尚未有明確統一公認的定義。目前，銀行業一體化主要有兩大歸類。一類認為銀行業一體化是經濟一體化中的產業一體化;如，李駿罡(2008)將銀行一體化歸類為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產業一體化，認為銀行業市場或業務的一體化，定義核心為一價定律，即原先某一種銀行產品服務或其替代品被分割的一些市場，融合為一個市場整體。無論產品買方或買方所在的地理區域,產品價格符合一價定律,相關銀行市場就被認為一體化了。Cabral等人認為使用一價定律不能完全概括反映銀行業一體化特點,跨境活動應當是一體化的一個重要特征[8]。另一類認為其是各成員國銀行制度或機制的一體化。如，董莉華將銀行業一體化定義為,“銀行業經營過程各環節上國際經濟障礙的消除、國際間市場的一體化、各國銀行業依賴性增加,并且在區域內或全球范圍內實現協調機制的一體化[9]。游蕊(2016)認為銀行業一體化是指建立在共同政策框架基礎上，通過成員國的共同產業治理，逐步協調完善對市場參與者平等的共同規則和減少成員國間的制度差異，在法律法規、監管安排、市場慣例、行業自律、以及金融基礎設施采納的各種標準和實務等方面逐步趨同，并充分發揮市場競爭機制，使市場的參與者銀行業、企業和消費者在市場中機會均等并得到公平對待，各成員國之間銀行市場跨境進入和跨境退出障礙逐步消除、最終融合為一個單一銀行市場的過程[10]。

　　事實上，銀行一體化屬于金融一體化的研究范疇，是金融一體化的一部分內容。金融一體化也可以被定義成資本的自由流動。完全資本流動指的是立即的、完全地將資本存量調整以應對不同市場間相對收益的變化。因此在金融一體化定義中，資本流動性(CapitalMobility)和資產可替代性(AssetsSubstitutability)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殷偉(2004)認為當金融一體化定義為一種狀態時，指的是兩個極端的狀態，沒有障礙的完全一體化、存在障礙的完全非一體化。當金融一體化定義為一種過程時，指的是逐漸消除資本流動限制等政策法律障礙，并不斷促進金融一體化程度上升的過程。完全金融一體化指的是沒有阻礙投資者迅速調整資產組合的限制(包括沒有資本流動的限制和其他政策法律上的障礙)[11]。朱航(2013)認為所謂的金融一體化是在金融開放的前提下，多個金融市場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實現金融市場的自由流動，進而在一定范圍內實現金融制度、金融機構、貨幣以及金融協調機制的趨同化和統一化的過程[12]。

　　(二)我國銀行業國際同業合作的熱點問題研究

　　1.銀行業國際監管合作

　　8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以及90年代發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機、東南危機時銀行倒閉現象都反映了各國銀行體系的脆弱性。各國開始加強銀行業國際監管合作。銀行國際監管合作范圍有所擴大，發展中國家被納入進來;同時，銀行監管國際合作方式有所改進，由抽象的定性監管轉向量化監管，[13]學術界的研究也逐漸增多并深入。

　　第一，合作之初，我國學習與借鑒巴塞爾銀行監管模式的同時，研究者們開始反思目前巴塞爾國際銀行監管合作模式的缺陷，并提出完善建議。周仲飛(2003)認為巴塞爾協議采用的“雙重鑰匙”的監管方法有可能產生監管權限的沖突，而東道國和母國監管責任的重合，增加了被監管銀行的負擔，同時其認為存在最后貸款人的空缺問題，建議簽訂監管合作協議并制定最低監管標準;[14]李仁真(1998)等就中國的銀行監管與國際慣例接軌的主要問題，也主要是適用巴塞爾原則和標準的問題進行了探討，提出如跨國銀行機構的合作監管原則、國際銀行的資本充足管制原則、有效銀行監管核心原則等，是銀行監管的國際標準和指南，我國可借鑒[15]。

　　第二，對銀行國際監管合作中的利益平衡進行分析，并且研究了我國的法律應對。郭洪俊(2000)、王寶杰等學者提出，國內監管規則與國際監管標準存在差距，制約合作效果，我國1994年頒布的《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對監管信息的分享的規定是很不完善的將導致我國金融監當局與外國監管當局分享信息缺乏法律依據,不利于我國與外國監管當局間的監管合作需有完善的相關國內立法與之配套，因而要完善的相關國內立法與之配套[16]。李莉(2009)通過實證分析認為國際銀行監管合作是不完全信息的重復博弈。要走出國際銀行監管合作的集體行動困境還需要某個霸權國家。在國際銀行監管合作的游戲中，從參與人的角色看，中國處于國際銀行監管合作機制的外圍。為維護利益，我國應結合金融服務業國際化戰略，細化國內銀行業市場結構。在部分合作的整體戰略下，修煉內功是根本[17]。

　　第三，加強了對外資銀行與跨國銀行的監管合作研究。針對跨國銀行、外資銀行的監管容易形成母國和東道國都未監管到的“公地悲劇”問題，學者們進行了探索性研究。余劍、潘淵(2005)對外資銀行監管外部協調性進行了，認為我國監管尺度上也存在著“內緊外松”的現象。我國也應該把重心由吸引外資轉移到對風險的控制上來。其次要全面貫徹細細披露的理念，不僅要求外資銀行披露風險和資本充足情況的信息[18]。王兆星(2007)借鑒國內外經驗，提出了對外資銀行的監管，要實施法人導向，維護銀行體系安全，在并表的基礎上，實施審慎監管等建議[19]。李長春(2007)認為，按巴塞爾協定，對外國銀行分行負主要監管責任的母國監管機構,因信息獲取有賴于東道國的合作，而東道國銀行保密法的存在使母國監管機構無法獲得銀行的詳細資料，而難以實施有效的監管[20]。王飛、何泫妮(2012)提出跨境風險監管合作的基本原則和框架應包括以下內容：明確適用范圍、統一全球或區域經營許可，同時提出了增進我國跨境銀行監管有效性的對策建議，如強化全球并表監管，完善信息共享機制;改進傳統監管方式，加強持續跨境銀行監管;完善管理組織架構，開展跨境發展后評價等[21]。洪武林(2012)認為銀保監會應成立專門的監管部門，改變目前對外資銀行和中資銀行境外分支機構，以及不同類別中資銀行境外分支機構分別由不同的內設部門監管，統籌協調不夠的局面。應建議有效的風險預警系統，按照審慎監管的要求，對金融風險實行連續動態的監管[22]。李長春、洪武林等學者都建議積極參加多邊國際組織活動，同時在簽訂母國監管機構與東道國監管機構簽訂雙邊諒解備忘錄或雙邊協議時，要注意協議的具體內容，比如明確母國與東道國的監管責任，為提高協議有效性需要增加具體的操作性規程等，擴大簽訂協議的合作國家范圍等。

　　溫曉芳、陳鋒、吳青等(2015)認為至今國際上還缺乏有效、統一的法律框架針對跨國銀行破產引起的清算糾紛。從法律層面完善跨境銀行的危機處置機制。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不論是巴塞爾委員會還是金融穩定理事會(FSB)都認識到了統一跨境銀行處置規則的重要性，而相關法律的建設與完善是基本前提。這一方面要規范各國在跨境銀行破產時資產分配方面的管理規定，建立相關機制防止某些監管當局在跨境銀行破產時急于凍結其境內資產以確保自身獨享剩余財富的做法;同時，他還認為銀行跨境監管存在的主要問題在于各國銀行市場結構的巨大差異導致跨境銀行監管的效果難以保證。分業制和混業制下兩類銀行受到的影響和沖擊有所不同。而以同樣的標準對處于不同制度環境和金融市場發展程度下的跨境銀行進行監管難以達到好的效果;各國監管當局之間缺乏有效的信息溝通和共享機制;各國對危機金融機構的處置缺乏統一性。其提出要制定跨境處置問題銀行的最低法律協調標準及最低的法定前提條件，確保跨境問題銀行處置中的國際合作[23]。

　　第四，學者們持續不斷跟進研究《巴塞爾協議》的標準，即時關注國際銀行業監管動態。張天祀、劉曉鋒(2010)等提出，銀行危機監管必須防止國外危機對本國銀行機構造成損失,更重要的是防止金融危機在本國蔓延。目前建立超國家的國際監管組織是不現實的[24]。另外，曾剛(2010)等學者跟進了新資本協議后巴塞爾委員會陸續發布的一系列監管文件，總結出要提高再證券化產品的風險權重;加強交易賬戶的風險管理，改進市場風險監管資本計量;進一步加強交易對手信用風險管理，全面管理信用風險;需要重新修改資本標準，提高資本的質量;要將杠桿比率作為新的監管工具控制銀行規模過度擴張，改進流動性風險計量指標和標準，加強流動性風險管理[25]。2017年，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發布公報，旨在加強銀行業監管的《巴塞爾協議III》已完成修訂，將從2022年1月1日起逐步實施。協議設定了內部模型法的最低輸入值和最低測算值，縮小了高級內評法的適用范圍，簡化了操作風險計量方法，對于信用風險計量的資產類型和風險權重做了更為細致的劃分。張天祀、劉曉鋒(2010)、王飛、何泫妮(2012)等眾多學者認為金融發展的趨勢是混業經營,目前主要國家基本都支持金融業混業經營，因而要實行統一監管。同時，要加強銀行監管的國際協作,建立國家之間、國家與國際金融組織之間的聯系,增強銀行國際監管的能力,防止風險的蔓延。袁放建，房磊(2011)認為銀行監管國際合作的供給相對于需求嚴重不足，銀行業監管國際合作的供給和需求不適應，具體表現就是銀行業監管國際合作的供給結構不能滿足需求的發展。現在銀行業國際監管合作主要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26]。

　　2.銀行業國際合作模式

　　銀行國際合作模式主要有六種：代理行業務、銀行業俱樂部、銀行業戰略聯盟、建立跨國分支機構、國際銀團貸款以及服務外包[27]。而學者孔艷杰(2007)認為互相參股是中外資銀行合作的最佳模式選擇。何鳳霞(2007)認為入世前中外銀行的主要合作模式是合資銀行，入世后參股、契約聯盟、合資公司等合作模式開始活躍起來，參股成為主流合作模式。契約聯盟仍然存在,外資銀行和我國商業銀行的業務合作和技術合作正在進一步加強。外資并購我國商業銀行的目的開始顯現。WTO五年過渡期后，中外銀行的各種合作模式會有不同的發展前景：從長期來看，合資關系由于雙方戰略不同而導致終結;并購無疑將會成為未來的主要合作模式;而隨著市場的不斷開放,外資銀行最終會達到全面控股的目的;中資銀行應該借鑒外資銀行多種多樣的中間業務類型，通過與外資角行間達成的中間業務協議聯盟，有選擇性地完善銀行業務[28]。宋宇(2008)認為中外銀行合作模式主要有三方面：資本合作，以中資銀行引進戰略投資者，外資銀行直接參股中資銀行，成立合資銀行或合資公司為主要形式第二，業務合作，主要通過戰略聯盟形成戰略伙伴關系，通過協作，中外資銀行共同實現特定的業務發展目標，如銀團貸款等第三，技術合作，由中外資銀行在人員培訓、管理和顧問服務以及風險控制等方面進行合作[29]。

　　(三)我國銀行業國際同業合作的具體實踐研究

　　我國銀行業國際同業合作研究中，具體實踐研究占了較多篇幅。現對已檢索的文獻進行較為詳細的梳理后總結出，其中有較多學者對我國與東盟國家之間銀行業合作進行了分析研究，少數學者研究了我國與其他國家的銀行業合作。

　　1.中國與東盟銀行業合作

　　我國有大量學者對中國與東盟的金融合作進行了分析探討，研究了中國與東盟金融合作的模式、問題及合作趨勢以及貨幣合作、監管合作等內容，其中有部分學者的具體研究內容涉及了銀行業，但以銀行業合作為主題，對銀行業合作進行深入系統研究得不多，而且目前研究內容主要為中國與東盟國家銀行業合作存在的困難、前景及對策建議[30]。

　　在合作困難方面，董加相(2008)從西雙版納視角對建立中緬中老中泰銀行間結算關系問題進行了思考，認為西雙版納邊境貿易結算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云南與泰國老撾緬甸邊境的雙邊貿易結算主要以現金結算為主，資金跨境循環流通受阻;人民幣出入境攜帶限額規定給邊境貿易發展帶來不便，不能滿足雙方經貿資金結算需要;涉外人民幣賬戶管理難等[31]。蘇保祥、粟金剛和田代臣(2011)分析了CAFTA框架下中國東盟銀行業監管合作現狀，和影響合作的困難：東盟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明顯;大多數東盟國家金融基礎仍比較薄弱;對金融業采取的監管措施差異較大;缺乏防范和應對金融危機的有效協調機制[32]。

　　在合作前景上，申韜、梁海森(2017)對中泰銀行合作現狀和深度合作前景進行了分析，文章指出，與東南亞其他國家相比泰國銀行業發展基礎更為充分，但諸多非經濟因素在不同程度上深刻影響著泰國銀行業發展，未來中泰銀行業深度合作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33]。

　　關于對策建議，蘇保祥、粟金剛、田代臣(2011)等眾多學者提出政府層面應當予以支持，適度調整監管政策，同時為金融合作搭建平臺，加快金融信息與人才交流[32]。董加相(2008)提出了以下建議：建立人民幣跨境流動監測工作聯系制度;進一步完善涉外人民幣銀行賬戶管理政策;建立金融對話機制，加快推動次區域貨幣金融合作等。陸峰(2010)對中國東盟區域金融機構合作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三個層次的基本框架：首先是加強與新加坡等金融業發達國家的合作，其次是較發達的東盟國家，而第三層次為老撾、緬甸、柬埔寨和越南等欠發達國家[34]。李國英、李為和劉明(2013)從博弈角度對CAFTA框架下銀行業監管合作機制進行了博弈分析，其得出：此框架下各國銀行業監管合作前提是各國利益分配能夠達成共識，并簽訂協議，以約束各方經濟行為，從而利大于弊;其次，為解決利益分配沖突，可建立利益平衡機制;同時他們還提出了四條原則，從決策機制、信息共享機制、立法合作機制和利益補償機制四個方面來建立具體的銀行業監管合作機制[35]。范祚軍(2014)提到要推進中國—東盟人民幣雙向信貸業務，與東盟銀行制度對接，開放東盟銀行在中國開設分支機構，承辦人民幣業務[36]。

　　2.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銀行業合作

　　20世紀80年代以來，銀行國際化浪潮波及世界各地，我國自90年代開始有大量學者銀行國際化進行了研究，但研究國家間銀行業合作的不多。

　　在合作模式上，何鳳霞(2007)分析了入世以后中國與外國銀行合作模式發生了變化，合資銀行模式有逐步退出的跡象，合資公司成為新熱點，參股成為主流合作模式，而我國商業銀行與外資銀行技術上以及業務上的合作也正進一步加強，外資并購我國商業銀行的目的開始顯現[28]。黃梅波、沈婧(2017)認為，在中國與非洲銀行業合作當中，中資銀行正在積極探索新方式，目前中資銀行主要采取簽署戰略合作備忘錄、設立分支行、并購、與政府合資四種方式進入非洲地區。其中，投資設立新的分支機構與代表處是中資銀行進入非洲地區與經營擴張的主要方式[37]。

　　在合作困難方面，達瓦薩珍、王發莉、才央卓瑪(2017)基于跨境人民幣業務視角提出尼幣幣值不穩定限制了雙方銀行合作的積極性，尼泊爾嚴格的金融管理制度也制約了中尼雙方銀行的跨境合作，背客商等地下渠道結算使大量資金游離于金融體系之外，嚴重擠壓了雙方金融機構的合作空間，要從金融機構設置和基礎設施等各方面推進雙方金融合作[38]。孫曉郁(2004)等認為中國與俄羅斯的銀行業合作存在的瓶頸有：現匯結算主要通過第三國銀行轉匯完成;俄羅斯方銀行信用較低;結算工具單一，信用證、托收等方式都沒有得到發展;信貸合作剛起步，經貿發展規模受損等[39]。

　　在合作前景及建議方面，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相關研究有所增加。王秀華(2014)分析了非洲銀行業及中非合作趨勢，其認為應從國家層面和我國銀行業對非業務層面去推進合作。國家層面由央行牽頭，將在非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作業切入點，探索外儲資金用于跨境基礎設施建設的途徑;銀行業務層面，進一步構建與大型銀行的合作機制，對于大型企業可采用銀團貸款，而對對中小企業采用委托貸款;加大同業交流及培訓力度[40]。岳華，張曉民(2014)認為后危機時代，作為金磚國家戰略性合作的支點，銀行業合作對金融等各領域的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義。其在傳統的三階段SBM-SFA模型基礎上，引入調整系數的方法，研究表明金磚國家銀行業在效率、穩定性、內部結構等方面都存在明顯的差異，應立足于為一體化的大市場提供金融業務支持，妥善處理競爭與合作的關系，進一步加強國際影響力與話語權的建設，共同建立抵御銀行風險的“防火墻”[41]。黃梅波、沈婧(2017)認為中資銀行在非洲業務合作的領域上，已涉及中小企業貸款、教育、基礎設施建設、農業、能源等領域，但主要集中于、能源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大型項目上;其建議：為中資銀行發展營造有利環境，中國政府應加強與非洲各國政府合作，并促進多邊金融機構合作;同時銀行應充分根據自身實力和業務特點制定發展戰略，充分融入當地市場，靈活采取并購、簽署戰略合作備忘錄等方式，拓展在非經營網絡，銀行業應繼續以基礎設施建設等大型項目為載體，逐步向企業投資經營與深化金融服務轉變，積極開展零售業務，實現銀行收入多元化，另外，在國家戰略框架下，大力推進人民幣在非國際化進程[37]。

　　三、銀行業國際同業合作研究展望

　　盡管在目前金融開放的背景下，銀行業競爭與合作的研究已吸引越來越多方面的注意,許多學者已就銀行業國際監管合作、合作模式、法律制度的研究、合作路徑以及國與國之間銀行業的具體合作實踐等給出了眾多富有建設性的建議,但仍留下很多值得進一步探討研究的空間。

　　(一)實證分析方面

　　現有文獻有少部分為實證分析合作模式是否合適，而對于如何促進中外銀行業合作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合作試驗區的效率如何、影響合作的關鍵因素大小等采用具體的計量模型并通過選取指標來論證的研究鮮有。因而，補充微觀和中觀層面的合作機制、合作效應等方面的實證研究將是深化中外銀行業合作進程中需要解決的重要研究課題。

　　(二)競合關系平衡

　　以往文獻對我國銀行業如何走出去、中國內部以及中外銀行業競爭等的研究較多，而實踐中我國的銀行體系也多為比較低效的銀行間的競爭，以各自為戰、強拼硬奪的低層次競爭格局為主，主要表現競爭局限在一個比較狹窄的范圍內，服務手段、市場定位、競爭策略和戰略目標等方面存在趨同，而過度的競爭還將導致兩敗俱傷[42]。這也與我國銀行業蓬勃對外發展以及大力引入外資銀行而需要考慮的競合趨勢是難以匹配的。在我國金融開放的背景下，本質上為競爭性的銀行業也應求同存異，緊跟步伐，加強合作。因而，開展同業合作,實現資源共享，共同開拓和分享新的市場機會，聯手維護社會信用環境，制裁惡意逃廢債行為等，都是今年可預見的方向。合作也并非代表弱化競爭，在競爭與合作的關系中如何維持平衡，并實現多贏是中外銀行業合作研究中需要探索的。

　　(三)具體業務合作

　　由于銀行業涉及一國金融穩定、資金安全等問題，其開放程度有限，故現有文獻對我國銀行業機構具體業務上的國際合作研究較少，而且多為中國與某一區域整體合作的研究，如中國與東盟等，內容也僅是合作現狀及問題分析、銀行監管合作及合作模式等的建議，對于深入的具體的業務合作，除貨幣結算與兌換外，較少涉及。然而，更深層次的合作是金融全球化趨勢下雙方銀行業都需要的。因此，深入到具體業務，如國際信貸業務合作、征信合作，中間業務合作如租賃、承包、代理、網絡租賃等都是我們可以嘗試的。

　　(四)大數據等金融科技利用

　　隨著金融行業對快速發展的大數據、網絡信息等科學技術的應用，銀行業逐步呈現出服務智能化、服務平臺化的趨勢，但目前的文獻鮮少談及金融科技在國際合作上的應用。而近兩年金融科技正飛速發展，諸如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不斷涌現，各行各業有機融合應用，銀行業也將面臨新一輪的機遇和挑戰。我國銀行業跨國跨境同業合作中如何利用，并有機融合好銀行業務與大數據等金融科技，提升各自銀行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已然成為目前該領域的重要課題。比如近年新出概念“開放銀行”，能夠利用API平臺與旅游、交通、電商等其他行業互聯互通，那么，往后中外銀行業合作中是否可以利用金融科技搭建大數據共享平臺，這將是一個可預見的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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