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主導，我國農業推廣模式的歷史主流

我國是一個眾所周知的農業大國，農耕文明的起源也遠早于其他文明國度，農業推廣技術及領域的誕生甚至可以追溯至晚清時期，1898年清廷政府設置的農工商總局是當時第一個農業管理的機構，而之后效仿日本設立的農工商部更是開創了科技推廣的先河，因為其創辦農事試驗場等設施，其中包含農林、桑蠶、畜牧等多個涉農領域;進入民國時期，政府對農業推廣抱有的態度更為積極，先后擬定《中央農業推廣委員會組織章程》、《中央農業推廣委員會辦事細則》等一系列農業推廣的法規章程，促進著我國農業推廣體系逐漸形成;新中國成立后，政府在進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同時也開始建立農業推廣機構，促進農民高漲的生產積極性，給農業推廣工作帶來了無限的生機，之后農業部更是在1953年制定頒布了《農業技術推廣方案》明確了各主體部門分工并將農業推廣合規化。步入改革開放后，農業部逐漸正各地試辦農業技術推廣中心，并在1980年中央一號文件恢復了農業建設推廣的偉大地位，當然農業科技推廣的發展道路也充滿著曲折，比如文革十年的中斷等，但是伴隨政治環境與教育體系的不斷完善，我國終于逐漸建立了一套農業推廣組織系統以及具體的推廣運行模式。我國農業推廣模式的傳統思路及最大特色便是政府進占據絕對主導地位，整個體系都由充斥著行政干預，除了決定監管部門及事業單位的設立，政府還引導建設科研機構、規定高等培訓教育辦學思路，甚至也是推廣機構的政策與資金支撐。雖然基本框架及組成部分趨于完整，內含建設引導，教育培養、推廣幫扶、科研攻堅各個板塊，雖借助強勢行政權力約束利于沖破地域及經濟差異所導致的禁錮，但過度體制色彩也極大的限制了推廣人員的積極性和辦事效率，不利于整個推廣體系的市場環境適應能力。與此同時教育、研究及推廣分屬不同單位管理同樣也容易導致信息及資源不同步以及分工不均衡，非落地引導也易造成推廣活動未充分考慮現實的接受水平，與三農發展相脫節。

二、三位一體，美國農業推廣模式的變革潮流

美國農業科技推廣的發展歷史與三大法案緊緊相聯系，正是這三部法案的出現才將起推廣模式劃分為三個主要的階段并一直推動向前。第一部法案是1855年頒布的《莫里爾法案》，該法案有著另外一個響亮的名字，即贈地學院法，該法案的頒布促進了美國一大批農業教育學院的誕生，也因此培養了大量掌握先進生產技術的農科儲備人才，可以說為今后進一步開展農業推廣打下了堅實基礎;第二部法案是1887年頒布的《哈奇法》，相對于前者將農學新風吹進北美大陸，該部法案則讓這股科技春風落地生根并開花結果，明確響應實際需要建立州農業試驗站，收集實際需求并積極反饋建議，與此同時還宣傳普及農科知識，為地方農業實際問題的解決排憂解難;第三部法案是1914年的《史密斯－利弗法》，相對前兩部法案這是一部標準的農業推廣法，該法案在制度是對美國的農業推廣進行了深化改革，并將科研、教育與推廣通過立法緊緊相連，明確了大學與基層機構這一體系兩大主體，從宏觀層面對先進農推模式進行保護。美國的農業推廣發展時間長度與我國格外相近，但相對來說卻走向了截然相反的模式道路并且備受推崇。而其成功之處主要歸功于是形成了獨特的“三位一體”推廣格局，所謂“三位一體”，是指由大學統管各地方的農業教育、科研和推廣工作，主持引導并全權負責。最初階段即出現的贈地學院經歷長久的發展與沉淀，對美國的農業經濟有著深切的了解，由它們來主導整個框架的運行可以說再合適不過，這樣的格局能突破“教研推”三者間溝通壁壘，在各級政府退居幕后提供政策及經費支撐下能夠發揮出無盡的潛力。

三、中美農業推廣模式對比淺析

前文已對中美雙方農業推廣模式的發展及框架模式進行了較為詳盡的概括，可以出于多方影響因素的作用，二者有著本質的區別。對比來看可以很清晰的發現兩者最大的區別在于推廣模式的主體不同，美國完全形成了以高校為核心的農業推廣模式，而在我國則還是主要以政府為主導，事實證明相對來說前者更具合理性，而其優勢則可歸納如下幾方面:首先，立法方面，美國農業推廣體系每向前邁一步都有著一部切實可行的政策法規做鋪墊，而且每部法律都明確規定了各個單位主體具體職責，能夠保證政策的有效落地實施，而相對來看我國農業推廣體系則更多以領導層意識形態為引導，這一點從農業發展歷史悠久但第一部法案卻誕生在1993年就足以說明，此外我國相關法律規章多以原則性內容為主，雖具宏觀戰略意義，但缺乏實踐指導作用，寬泛的限制容易被參與主體規避;其次，經費方面，美國國會通過立法明確農業推廣經費主要由聯邦、州及縣級政府負擔，而歷史數據也表明其經費投入龐大、穩定且會依據需要調整上升，以便充分滿足實際推廣需要。相對來說我國農業推廣經費來源則比較單一，僅有財政撥款，雖然我國高度重視農業技術發展，尷尬的是歷年數據表明科研及推廣的支出卻處于整體支出末位，而且支出增長速度緩慢難以滿足日常推廣需求;最后，在機制方面，中美推廣模式的最主要區別還在于政府在推廣體系中的地位，美國教學、科研及推廣三位一體機制的核心明顯是高等院校，由產學研核心的高校對整個領域進行引導避免了重復科研勞動，同時也在前沿行業引導下滿足實際需求，也避免了由行政機構帶來的繁冗程序;而相對來說我國的農業推廣模式則明顯是以政府為主導，無論是高等農業院校、還是科研機構或是推廣工作站都帶有明顯的行政色彩，導致缺乏市場適應能力及經濟需求彈性，嚴重制約著我國農業推廣的長期發展。

四、總結

近些年來，隨著新農村建設的提出，我國逐漸在農業推廣體系方面進行轉型并積極向歐美等先進國家模式看齊，在很多方面引進了符合市場的理念與思維，甚至開始向高等農業院校進行主導權移交，政府則退居幕后承擔支持角色，在這個過程中已經產生了諸如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太行山”模式、湖南農業大學“雙百富民工程”等成功案例，大有形成高校引導、專家參與、產學研相結合的校地服務模式的趨勢。但不得不說我國農業推廣體系在立法及經費支撐方面還很缺乏保障制度，要走的路還很長，需要政府在該領域不斷支撐改革以促進我國地方經濟快速向前發展。

作者：謝倩 羅成 單位：湖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與法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