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我國是一個草原大國，草原具有重要的經濟功能和生態功能。改革開放后，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草原生態環境問題也日益凸顯，根據農業部草原監理中心2005年監測，全國90%以上可利用天然草原發生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輕度退化面積占57%，中度退化面積占31%，重度退化面積占12%。雖然近年來國家對草原生態問題有所重視，啟動了一系列草原保護建設工程，完善了各種草原管理法規制度以及推廣和應用了多項草原保護建設技術，但草原生態環境仍呈現局部改善、總體惡化的趨勢。從世界各國和地區，特別是發達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與草原生態環境關系的歷史演變規律來看，兩者之間會表現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EKC)的倒U型關系，即草原退化程度會隨經濟發展經歷“先惡化，后改善”的變化趨勢［2］。對于經濟欠發達或發展中國家來說，持續的經濟增長是會對草原生態造成更大的傷害，還是會有助于改善其環境質量?顯然，探討經濟發展水平與草原資源環境關系問題，對我國采取適宜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1991年，GrossmanandKrueger在NBER工作報告中，利用42個國家的截面數據研究了空氣質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他們發現空氣中SO2和煙塵的含量在人均收入水平低的國家比較高。相比之下，在富裕國家其濃度則有所下降。1993年，Panayoto通過參考著名的庫茲涅茨曲線，將這種反映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的倒U型關系命名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它表示:在經濟發展初期，環境質量會隨著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而惡化，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環境質量會逐漸改善。之后，國內外學者運用了多種方法和環境指標對EKC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并對此做出相應的理論解釋。不過，大多數研究主要探討了環境污染問題(大氣污染、水污染以及固體廢物污染)，涉及生態破壞(森林、能源、草地等)的研究比較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生態數據的可得性問題，許多生態指標無法量化，只能定性描述［3］。

生態足跡法分析法是由加拿大學者William和其博士生Wackernagel提出的一種評估可持續性的方法，是一組基于虛擬土地面積量化的指標［4］。該方法由于數據相對容易獲取，計算過程的可操作性，使得EKC理論用于研究生態問題具備了一定的客觀條件。Boutaud，NatachaandChristian首次采用生態足跡指標對生態環境壓力進行衡量，通過利用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截面數據，從全球視角考察了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關系，發現二者之間并不存在任何聯系，并進一步指出發達國家的環境質量提高是以犧牲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利益為代價［5］。后來的學者在此基礎上，運用了多種計量方法和數學分析手段對這一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研究，但研究結果并不一致。Marco，GiangiacomoandSilvana在以人口數量作為權數的加權最小二乘法(WeightedLeastSquares，WLS)進行估計時，發現含有變量人均GDP三次項的生態足跡EKC非對數模型擬合情況最好［6］。JillL，DustinandJamesR利用1961～2000年146個國家的相關數據，建立動態面板數據模型(DynamicPanelModel)來檢驗EKC理論，研究表明，總生態足跡值與人均GDP的倒U型關系并不顯著，但草地生態足跡的變化趨勢卻符合EKC理論［7］。Mohamed基于馬爾科夫鏈蒙特卡洛(MarkovChainMonteCarlo，MCMC)算法原理，分析了人均生態足跡與人均GDP，城市化水平和基尼系數等多個因素的關系，其中，人均GDP對人均生態足跡的影響并未顯示出EKC關系，而是呈現U型關系［8］。

近年來，部分國內學者嘗試引入生態足跡概念來研究我國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就區域而言，向書堅，盧小蘭運用協整理論和誤差修正模型研究了湖北省GDP總值與各類生態足跡之間的長期均衡和短期波動關系，從模型分析結果得出，GDP總值只與部分生態足跡存在協整關系［9］。何蓓蓓，梅艷選取江蘇省1985～2007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對該省生態足跡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二者呈倒N型的三次曲線，而在實際觀測值的區間內則表現出倒U型EKC關系的上升階段［10］。在國家層面，郭軍華在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的基礎上，運用廣義脈沖響應函數法來描述我國經濟增長與生態足跡之間的動態關聯性，二者之間顯現出較強的相互響應作用［11］。錢文婧，賀燦飛在測算出中國1952～2007年生態足跡值的基礎上，通過構建對數形式的人均GDP二次曲線模型，檢驗EKC理論在我國的適用性，經過協整檢驗，得出了我國生態足跡與經濟發展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倒U型關系［12］。另外，也有學者以草地退化率作為草原退化程度指標，利用11個省與5大牧區的截面數據以及典型牧區內蒙古的時間序列數據，探討了經濟發展與草地資源退化之間的EKC關系，發現以上省區的草地退化程度正處于倒U型曲線的上升階段［13］。

綜上所述，國外研究一般采用跨國的橫截面數據或面板數據，而對一國或地區的實證分析則不多見，雖然國內部分學者針對此問題做出了有關探討，但對草原生態問題與經濟發展的EKC關系的研究還是很少的。因此，該文利用中國1978～2009年的相關數據計算出草地生態足跡值，并以此作為草原生態壓力的表征指標，重點研究草原生態問題與我國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文章接下來的安排如下:首先是對數據來源、變量選取以及模型設定進行相關說明，其次是實證分析過程及其結果的理論解釋，最后是本文研究所得結論陳述。

2數據說明與模型設定

生態足跡分析法是在生態生產性土地的基礎上進行的，根據土地生產力的不同，地球表面的生物生產性土地可分為化石能源地、耕地、草地、林地、建設用地和水域六大類。其中，本文所要用到的草地指標是指支持畜牧業產品生產的土地利用，其生態資源所轉換的肉類畜產品主要是供應人類消費，包含的消費項目為豬肉、牛肉和羊肉［12］。在建模之前，應先對草地生態足跡進行計算，由于本文研究所用到的數據是從全國性的統計資料中獲取，故采用綜合法來計算生態足跡。該方法由Wackernagel提出，適用于全球、區域和國家層次的生態足跡研究［4］。它主要是通過自上而下利用國家級的數據歸納得到地區消費總量的數據，再結合人口總數得到人均消費量.在(1)式中，i為消費商品的類型，i=1，2，…，n;fi為等量因子;Ai為第i種消費商品折算的人均生態足跡分量;Ci為第i種消費商品的人均消費量;Pi為第i種消費商品的年平均土地生產力;ef為人均生態足跡;N為總人口數;EF為該類型生態系統的生態足跡總值。草地生態足跡計算要用到的數據，包括畜產品(豬肉、牛肉和羊肉)消費量，草地生產力及人口總數等來自世界糧農組織(FAO)、《中國統計年鑒(2010)》以及《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由于等量因子隨年份的變化幅度較小，故本文假設等量因子不變，數據沿用Wackernage關于等量因子計算的研究成果［13］。為了分析經濟增長對草原生態環境的影響，該文將EKC理論引入到生態足跡與經濟增長之間進行兩者關系的研究，參照標準EKC模型原理，利用我國1978～2009年的時間序列數據，以對數形式減小異方差的干擾，建立包含人均GDP一次項、二次項和三次項的生態足跡庫茲涅茨曲線回歸模型:lnGEFt=C+β1lnPGDPt+β2ln2PGDPt+β3ln3PGDPt+μt(2)在(2)式中，PGDPt表示t時期的人均收入水平，用來反映經濟增長情況;GEFt表示t時期的草地生態足跡值，衡量的是草地資源消耗程度或者草原生態壓力大小;C為常數項;β1，β2，β3分別是牧業經濟對草原生態環境影響的彈性系數，它表示當PGDPt每變動1%時GEFt變動的百分比。在該文中，人均GDP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0)》，并以1978年的價格水平為基期對名義GDP進行了平減處理，草地生態足跡值則是通過公式(1)計算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