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域生態閥值

流域生態閥值是保護流域生態環境的根據。流域生態環境保護的歷史觀認為，流域生態系統的環境問題產生于特定文明條件下人類對于流域生態系統的利用和開發。當然，人類對于流域生態系統的開發和利用并不必然導致流域生態環境問題的產生。其充分和必要條件是開發和利用流域生態系統的力度、廣度和方式、頻率致使生態系統破壞和污染超過了流域生態閥值。“一定的動植物群落和生態系統發展過程中，各種對立因素（相互排斥的生物種和非生物條件）通過相互制約、轉化、補償、交換等作用，達到一個相對穩定的平衡階段。影響生物的性態和分布的環境條件主要有氣候、土壤、生物、地理條件和人為的因素。當外界干預超過生態閾值，使生態系統自動調節能力降低或消失時，便會出現生態失調，進而可能導致生態危機，甚至可能造成生態系統的崩潰”。[1]流域生態系統，是以河流生態系統為核心，由河流、森林、草原、濕地、生物以及其它子生態系統構成的有機整體。決定其功能正常運轉的基本因素就是流域生態閥值。流域生態閥值是流域生態平衡的客觀基本指標。它對于流域生態系統的作用遵循質量互變原理。當經濟活動主體開發和利用流域生態系統時，就開始不斷地干預流域生態閥值，生態系統指標呈線性或非線性變化。當其變化在流域生態閥值范圍之內時，流域生態系統能夠實現自我平衡；而當超過生態閥值時，流域生態系統將會失調、危機甚至走向崩潰；進而，影響人類生產和生活，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基礎。因此，保護流域生態系統，實質是根據流域生態閥值規定經濟活動主體開發和利用生態系統的程度。

流域生態閥值是一個技術性指標，是流域生態系統固有的、維持其保持自我平衡的自然數值。對于流域生態閥值的研究，是自然科學中生態學的主要任務。但由于人類對于自然界生態系統的改造，并產生了生態破壞和生態污染等環境問題，而要求人類立法對其予以保護時，才使得這個自然數值與社會科學中的環境法學理論基礎發生了必然的聯系。它向環境保護法學提出了：在法學制度研究和立法實踐中，對于人類權利的配置必須考量它的承受能力；權力或權利與職責或義務的配置必須以它為基礎形成相互制衡的狀態。遵循它即是保護生態系統，實現系統的平衡和穩態。

流域生態系統以生態閥值為根據，具有其自身運行規律。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描述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的勝利。對于每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它各地的居民，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們夢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成為荒蕪的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積聚和貯存水分的中心。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細心地保護的松林，他們沒有預料到，這樣一來他們把他們區域里的高山畜牧業的基地摧毀了；他們更沒有預料到，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狠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2]

《中國自然保護綱要》中記敘，生態系統具有六條規律：

（1）物物相關規律。這是指生態系統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系、相互制約、彼此依存的關系，改變其中的一個部分，必然會對其它部分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2）相生相克規律。這是指在生態系統中的每一個物種都占據一定的位置的，物種之間相互依賴、彼此制約、協同進化，使整個生態系統成為一個協調的整體。引進一個生物外來物種或者消滅一個當地物種，都將對生態系統產生影響，甚至導致嚴重的生態后果。

（3）能流物復規律。這是指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的各種物質和能量在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的過程中，有一部分會逸散出去，而物質一旦進入環境，便會在環境中不斷地循環，尤其是那些生物難以降解和不可降解的物質，還會通過生食物鏈在生物體內發生富集，從而對生物產生嚴重危害。

（4）負載定額規律。這是指一個生態系統的負載能力是有極限的，只能承載一定的生物量和承納一定的污染物。當生態系統供養的生物量超過其承載能力時，它就會萎縮，乃至最終解體；當向生態系統排放的污染物超過其自凈能力時，生態系統就會被污染；當對生態系統施加的外界沖擊的周期短于它的自我恢復周期時，生態系統也將因不能自我恢復而被破壞。

（5）協調穩定規律。這是指當生態系統中的生物多種多樣和生態系統的結構、功能相對協調時，生態平衡才不易被破壞。

（6）時空有宜規律。這是指在每個地方，都有其特定的自然和社會經濟條件的組合，構成獨特的區域生態系統。[3]以流域生態閥值為根據，遵循六條生態規律的流域開發和利用行為，流域生態系統將會周期性實現平衡；否則將會打破生態平衡，導致生態惡化。譬如，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塔里木河流域就發生過因上游農業開發用水和水利建設不當導致下游河水干枯和胡楊林死亡，進而流域內濕地生態系統演變為荒漠生態系統。

二、公民生態環境權

公民生態環境權來源于流域生態閥值和生態規律對于公民生存權和經濟發展權的限制。經濟活動主體開發和利用流域生態系統的根據來源公民的生存權、經濟發展權。“生存權是生命權和生命延續權的統一。在生存權中，生命延續權是首要的，因為人只有首先活著，才有可能有尊嚴地活著。生命延續權即人作為人應當具備基本的生存條件，如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質保障”。[4]盡管生存權和發展權同屬基本人權范疇，并為現代各國憲法予以保障。但是，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是一對矛盾體。在這一矛盾體中，生存權既保障公民物質需求以維持其生命形態的權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在生存權得以保障的前提下，才能進一步實現經濟發展權。盡管它們是一對矛盾體，但相對于自然生態系統來說，二者成為統一體，而與自然生態系統形成一對矛盾體。從流域生態環境保護的歷史觀一節可以看出，最初這一對矛盾體中，生存權占居矛盾主要方面；而后是發展權。而在當代生態環境權逐步成為矛盾主要方面。其原因在于生存權和經濟發展權對于生態環境權的侵害已經達到了威脅生存權和經濟發展權的程度。而公民的生存和發展必須依賴的重要條件之一便是自然生態系統。公民為求生存、在生存權得以保障條件下再求發展的歷史，同時也是自然生態系統不斷的與人類對其開發和利用所產生的污染和破壞不斷抗爭。流域生態閥值和流域生態系統規律是保護其免受污染和破壞的根據，是制約人類開發和利用流域內自然資源的硬性規定，上升為立法就是公民生存權、經濟發展權的邊界，形成公民生態環境權。這種邊界是人類在反思生存權和經濟發展權過程中、通過立法在制度安排中予以規定的。不論公民從事農業生產，還是根據公司法、企業法等法律規范授權、特許從事工業生產，在行使其生存權、經濟發展權時，必須在流域生態閥值范圍內進行，否則將會破壞或污染流域生態系統，導致生態環境問題產生，甚至生態危機出現。流域內相關利益主體依據其權利主張享有個體利益，但是因為流域生態系統客觀規律的存在，這種個體利益不得違反保護流域生態系統的公民生態環境權。流域生態閥值，一方面是行使公民生存權和經濟發展權的上限；另一方面是保護公民生態環境權的下限。立法通過公民生態環境權，為開發利用自然界生態系統設定可為、可不為、禁止為等行為模式，來保障流域生態閥值和生態規律對于經濟活動主體的生存權和經濟發展權的限制和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