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部奏請宣示教育宗旨折》認為，“格致、圖畫、手工，皆當視為重要科目”，由此新式美術教育萌發出稚嫩的幼芽。1898年的戊戌變法即包括改革舊的教育體制，具體內容即廢科舉、興學堂，派有志青年留學東洋、西洋。隨著學堂的興起，一些留學歸國、熱衷于美術改革的知識分子，在學堂中試行新式美術教育方法，并仿效日本或歐美的美術教育體制。新式美術教育的萌發與晚清時期“中體西用”思想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中體西用”思想的發端可以追溯到魏源身上，魏源明確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當時中國的有識之士在面對帝國主義的槍炮時，對清朝長期閉關鎖國、夜郎自大進行了反思，看到了長期故步自封所帶來的弊病。若想振興中華必然要引進西方先進技術，但事關清朝統治階層的利益，固然不可能觸及體制的變革，因此“中體西用”成為最佳選擇。
  作為“西用”之一的美術教育的改革，強調技法的傳授和技術能力的培養，強調“圖畫手工”的實用性而不注重其審美意義和對于國民人格精神的陶冶。這種明顯帶有功利性追求的美術教育思想沉浸在洋務運動“師夷長技以自強”和之后戊戌變法的思路中，是晚清美術教育的時代特色。在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的社會變革潮流推動下，中國美術教育由傳統的手工作坊師徒傳授轉向實業學堂的學校美術教育是不可逆轉的。在一個遭受列強侵略與瓜分的土壤上，在一個政治、經濟受到控制的國家中，文化是得不到真正獨立的。若審美趣味已經不再是社會的主流，脫離了國泰民安的社會土壤，美術作品的審美意義則不再重要。任何人都是在物質生活得到滿足后才有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若物質生活都得不到保全，精神文化生活則成為虛無與不必要，修身養性的傳統中國畫也被迫進入了衰敗期。美術的審美趣味若得不到民眾的廣泛認同，而具有功用性、實用性與宣傳性才能順應當時的社會需求。
  有需求必有市場，當時的美術教育已不再適應晚清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新教學體制的出現就成為必然。從明朝開始，基督教傳教士開始在中國傳教并致力于西洋繪畫的傳播，西洋繪畫很早就在中國產生了影響。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改革了中國傳統美術教育體制，引入了西方的各種繪畫形式。與中國傳統以表現意境為主的寫意繪畫不同，西方的寫實繪畫在這一時期受到了極大的重視并得到較快的發展。與重視個人倫理道德的提升不同，以實業救國為本、注重實用與功能的美術在晚清更具有發揮的余地。1867年，福州船政局內設的船政學堂設立了繪事院，培養制圖專門人才，內分兩部：一部學習船圖，一部學習機器圖，學生被稱為“畫圖生”。第二年增設“藝圃”，培養擔任領班的青年匠師。為貴族士大夫等上層階層服務的宮廷畫院體制已經無法適應洋務運動時期大量引進西方工程設備的技術需求，以消遣娛樂為主要功能的傳統繪畫被以技術制圖手工為主要功能的西方繪畫代替。晚清美術教育西洋化的功利與實用不僅僅體現在學堂的美術教育、對西洋教育體制的模仿和對西式課程的引進上，而且體現在當時提出的“工學并舉”的思想上。北洋工藝學堂創辦了最早的校辦工廠，強調“實習工廠與工業學堂聯為一氣”“以工廠為學生之實驗場，即以學堂為工徒之研究室”“學生半日聽講，半日入廠習練”。這種“工學并舉”的“為制造而學習美術、在制造中學習美術”的思想更體現了當時美術教育的西洋化、功利性與實用性，一切圍繞著振興中華、以實業救國，“工藝非學不興，學非工藝不顯”的實業教育思想在晚清時期展現得淋漓盡致。
  在晚清這樣一個特殊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下，傳統的純觀賞性繪畫勢必在商品化的市場經濟中走向世俗化、大眾化。迫切想要“師夷長技以制夷”“實業救國”振興中華的有識之士對中國美術教育體制進行了一番改革，引進新式西洋美術教育體制，“工學并舉”的學堂與工廠結合，晚清的美術教育所體現的是美術實用與功利的功能，審美趣味退居二線，其商業與工業的實用性上升至一線。這是晚清美術教育的偶然，也是時代的必然，因此晚清的美術教育中不可逆轉地呈現出西洋化的功利性與實用性。

作者：湯瑭 單位：上海大學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