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隨著國家“兩免一補”政策的推行，義務教育的普及使農村家庭的教育負擔有所減輕，教育投資的需求隨之釋放出來。同時，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流入到城市實現非農就業，農村社會出現了職業分化和收入分化，農村家庭的經濟分化因此引起了教育投資分化。一些農村家庭在支付子女教育的基本費用以外，也開始增加對課外補習等教育產品和教育服務的投資。經濟條件較好的農村家庭開始增加教育投資來獲取優質教育資源，如給子女購買課外輔導讀物、聘請家教、上補習班等，甚至在義務教育階段就開始轉入城鎮、縣城甚至大中城市的中小學就讀。但是，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及勞動力流入地教育資源的限制，農村人口中絕大部分青少年依然在農村接受教育。根據2008年全國婦聯發布的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研究報告顯示，留守子女的數量達到5800萬，而且留守子女的數量還在持續增加。近幾年來我國流動青少年的增長率為30%，而留守青少年的增長率達到200%。盡管外出務工收入的增加放寬了一些農村家庭的資金約束，也增強了農村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投資能力。他們會通過家庭匯款來增加子女課外補習的教育支出，以此來彌補由于家長角色缺失給子女教育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增加教育投資的資金來替代時間投入。但是，由人戶分離所帶來的農村家庭親情關系的割裂，傳統雙親教養模式的變化，必然會對留守子女的營養健康和學習問題等方面產生負面的影響。近幾年國家致力于改善農村的教育問題，也加大了農村的教育投入，但是只有深入了解農村家庭教育投資決策的變化以及新的教育需求，才能使配套的政策制度更為有效。

本文嘗試在新的教育政策制度以及勞動力流動的大背景下探討農村家庭的教育投資決策，考察父母外出務工這種家庭行為對農村家庭教育投資決策的影響，以農村家庭課外補習投資為切入點，探討普通農村家庭和有勞動力流動農村家庭在家庭課外補習投資上的差異，并進一步分析影響農村學齡子女學習成績的因素，探索外出務工行為對子女學習成績影響的作用機制，為提高農村教育質量、推動農村教育發展、縮小城鄉教育差距梳理思路，并為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論基礎。農村家庭的教育投資決策是一個農村家庭在經濟收入約束下，對家庭資源作出合理分配的聯合決策。國內外的很多研究對影響家庭教育投資決策的因素做了深入的分析，認為家庭的經濟狀況、家庭子女的個數、父母親的受教育程度、子女自身的學習情況、當地的教育供給、以及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等，都會對家庭教育投資決策產生影響。有關國際移民對留守子女的教育影響國外有很多相關的研究認為，能緩解留守家庭的現金需求壓力，從而可以更多的用于子女教育的投資，能改善留守子女的生活與身體健康等從而有利于他們的學習表現。目前國內有關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行為對農村教育影響的實證研究較少，胡楓等［10］根據5個城市農民工問卷調查數據進行研究，認為父母外出務工會對留守子女的教育帶來不利影響，尤其是遠距離跨省流動會對留守子女的學習成績產生負面影響，但外出務工寄回的匯款能緩解家庭資金壓力并減少子女的勞動壓力，特別是對農村初中及以上留守子女的學習成績會產生正面的影響。但是，他的研究中還是沒有解決“自選擇”問題，而且沒有對匯款如何影響留守子女學習成績的作用機制進行深入的分析。

二、樣本的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使用2008年在江蘇、四川、陜西、河北和吉林5省開展的農村入戶調查數據，調查內容包括農戶家庭成員的人口特征，如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子女受教育情況，如學齡階段、讀書的各項費用、學習成績等;家庭資產和父母的就業情況，包括家里的耕地面積、樓房類型，以及所在鄉村的基本特征等相關信息，以及從1995年到2008年間每一年每個家庭成員的非農就業史以及2008年農村家庭主要的非農就業情況。①首先，通過農村家庭的非農就業情況來了解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特點。本文對農村流動勞動力的具體界定為在其住戶所在的鄉鎮以外的地點就業，并且不住在家里超過半年及以上的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根據筆者對農戶家庭十幾年非農就業情況的調查，外出務工人數呈不斷增長的趨勢，其中，農村家庭中父親外出務工的增長幅度高于母親外出。在農村家庭中，父親外出務工的人數和比例都遠高于母親，這是由勞動力市場特點所決定的，也是農村家庭內部傳統的角色分工決定的。以父親承擔家庭經濟負擔為主，母親則承擔照料家庭、照顧老人和管教子女的家庭責任為輔。從他們非農就業的職業分布看，在商業、建筑業、工廠生產以及服務行業的人數所占比例較高，占了64.2%，而在企事業單位的管理人員、辦事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的比重不到10%(如圖1所示)。從他們工作的單位類型看，在企業的占48.6%，占了將近一半，另外，在工程隊的占25.7%(如圖2所示)。從外出務工的職業和行業來看，大多數農村勞動力所從事的是勞動強度大、工作時間長、工作環境艱難的工作。由于住宿條件受限，很難為全家流動創造合適的生活環境。而且他們大多只拿到工資性的勞動收入，所能獲得的相關社會保障是極不健全的，在住房、醫療和教育各方面都得不到全面保障，因此他們大部分只能選擇把子女留在農村接受教育。也有少部分從事比較穩定的工作，甚至自己當老板的。隨著外出務工見識的增長，他們對子女教育投資的需求也會隨之擴大。

再來看農村家庭在子女教育支出方面的總體情況。隨著國家“兩免一補”政策的推行，大部分農村地區較好地推行了學雜費全免的政策。但書本費的補助只針對部分貧困學生，大部分學生仍需支付購買書本的費用。其中，高中教育所支付的學費和書本費平均值高達2033.5元，這筆教育費用對于普通農村家庭來說是很大的家庭負擔。另外交通和食宿費在農村家庭的教育支出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尤其是小學和初中階段，占了家庭教育總支出的50%以上。交通和食宿費用的增加一方面是因為中小學教育階段農村教育布局的調整，許多農村規模較小的小學被裁撤，歸入附近規模較大的中心小學，大規模撤點并校的結果是一些學生上學距離較遠，因此增加了交通費用或不得不寄宿在學校;另一方面，一些父母均外出務工的子女只能選擇寄宿教育，由寄宿給農村家庭帶來的教育成本的增加是農村家庭教育支出居高不下的一個很大原因(見表1)。在調查中，筆者進一步了解到，一些學齡子女并沒有在本村劃定的學校就近入學。在樣本農村家庭的學齡子女中，有15.1%的孩子沒有在最近的學校上學。其中，小學階段特別是1～3年級，幾乎所有的兒童都選擇了就近入學，到了4～6年級，則有11.5%的兒童沒有就近入學。到了初中、高中及以上階段，沒有就近入學的比例逐漸增加。從他們不就近入學的原因來看，有50%是因為考取了好學校，有25%是因為通過其他方式上了好的學校，即通過“擇校費”或其他關系轉到城鎮或縣城較好的學校去讀書。有11.8%的孩子因為某些個人的因素如上了聾啞學校或在家上學而沒有就近入學。另外有13.2%的其他原因，包括跟隨父母到外地讀書的，或最近的學校費用高，或沒有考取最近的學校等。盡管農村中沒有就近入學的學生比例較小，但由此也可以看到，由于農村教育資源

的匱乏，一些農村家庭為了讓子女獲得更高質量的教育選擇把子女送到較遠但教學質量較好的學校上學。隨著農村家庭經濟約束的放寬，會有越來越多的農村家庭選擇把子女送到教育質量較高的學校去讀書。從這個角度看也可以把是否就近入學視為農村家庭為提高教育質量而追加的一種教育投資(具體詳情見表2及圖3)。相比較其他教育開支，目前農村家庭在子女課外補習費用上支出的平均值較低，占農村家庭總教育支出的比重較小，和城市家庭對子女課外補習投資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但相比較外出務工的農村家庭和沒有外出務工的農村家庭在子女課外補習投資上的差異，調查發現相對于父母沒有外出務工的家庭，只有母親外出的家庭課外補習的比例要高出很多，父母都外出的家庭子女課外補習的比例比沒有外出家庭也要高出不少，而只有父親外出的家庭卻沒有顯著的差異。總體而言，父母外出務工的家庭會在子女的教育投資上增加課外補習投資的比例(如圖4所示)。根據圖4的比較結果，能進一步了解父母外出務工是否會對子女的學習成績產生影響。如圖5所示，父母外出務工家庭子女學習成績不好的比例明顯高于父母不外出家庭的子女的比例。其中，父母都外出的家庭子女學習成績不好的比例最高，達到19%。相比只有母親外出的家庭，只有父親外出的情況對子女學習成績的影響更大些。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父母外出務工對子女學習成績帶來了明顯的負面影響。

三、實證分析

通過對以上調查數據的簡單歸納統計分析可以看出，農村父母外出務工的行為和子女的課外補習投資與子女的學習成績間有著較為重要的相互關系，之前簡單的描述分析還沒有涉及其他因素可能會對子女學習成績和課外補習的影響，所以筆者進一步采用多元回歸分析來研究他們之間的作用機制。考慮到學習成績和課外補習可能存在互為因果的關系，因此通過建立聯立方程組來解決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在變量設置上滿足識別聯立方程組中結構方程的充分必要條件，所以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來估計這二個方程，以糾正單個方程回歸可能帶來的參數估計不一致的問題。Y1=f(Y2，兒童特征，家庭特征，父母外出務工變量，村特征，學費，匯款，地區虛變量)Y2=g(Y1，兒童特征，家庭特征，父母外出務工變量，村特征，學費，是否就近入學，地區虛變量)其中，Y1表示是否課外補習，Y2表示學習成績。在第一個方程里主要是一些表示兒童特征包括子女年齡，性別，戶口;家庭特征包括父母教育年限，戶主性別，父母是否村干部，小孩個數，人均耕地面積和房屋類型等;外出務工變量包括父母外出務工年數和父母自營工商業時間;村特征變量包括村距鄉鎮的距離和村距縣城的距離;用來控制其他觀察不到的地區之間差異的地區虛擬變量;以及表示教育成本的學費，表示家庭收入約束的外出務工匯款。在第二個方程中，除了兒童特征、家庭特征、父母外出務工特征、村特征、學費以及地區虛變量等以外，用是否就近入學作為反映學校質量的代理變量，來控制學校質量對兒童學習成績的影響。在表示家庭特征的變量中沒有放入房屋類型，并且沒有放入匯款這個變量，因為房屋類型和匯款可以作為反映家庭經濟狀況的變量，通過影響家庭課外補習投資來影響學習成績。表3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學習成績、學費、家庭中子女個數和外出務工匯款等都會顯著的影響農村家庭對子女的課外補習投資。而課外補習投資、母親的教育年限和父親外出務工行為則對子女的學習成績有顯著影響。

估計結果表明:第一，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母親的教育年限對孩子的學習成績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而父親的教育年限卻不顯著。說明母親接受教育的時間越長越有助于提高子女的學習成績。由于在農村家庭中存在一定的家庭分工，大部分家庭中由母親承擔撫養教育子女的責任。因此，母親受教育程度較高，對子女的輔導和教育幫助會比較大，一定程度上對子女的學習有促進作用。第二，父母的外出務工行為中只有父親外出務工會對子女的學習成績有顯著的負面影響。考慮到父親的教育年限沒有對子女的學習成績產生顯著影響。這說明家庭中父親對子女教育的影響主要是通過他們平時對子女生活上的約束和學習上的管教督促，為子女創造良好的學習氛圍，而不是通過輔導子女的課業而產生影響。這是由我國農村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分工所決定的。第三，課外補習投資能夠顯著提高農村孩子的學習成績。農村家庭在子女的教育上多增加些課外補習的投入就可以增加子女升學的競爭能力，對農村教育的發展產生正面的影響。第四，父親的務工程度和母親的務工程度對子女課外補習都沒有明顯的影響，但是匯款金額會顯著提高農村子女參加課外補習的概率。這說明農村家庭在子女的教育投資上主要受家庭收入的約束。通過外出務工給農村家庭增加的可支配收入會用于子女的教育投資，但是那些有勞動力外出務工卻沒有匯款的農村家庭仍然會因為收入約束不會增加對子女的課外補習投資。第五，家庭中子女的個數跟子女是否課外補習之間也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在多個小孩的家庭里，父母往往需要在幾個子女之間進行有限的教育資源的分配。在家庭收入和消費水平不變的情況下，孩子數量的增多，家庭中孩子教育投資的絕對值就呈現減少趨勢，每個孩子所能分到的教育資源有限。第六，相對于小學組，初中組和高中組在課外補習上都是顯著為正。隨著年級的增長，農村家庭會在子女的課外補習上增加教育投資。子女接受的教育越多，農村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值越高，就更愿意在子女的教育上追加投資。第七，學費和課外補習之間呈現負的相關關系。學費越高，農村兒童參加課外補習的可能性越小。這可以解釋為學費越高的學校，教育質量越好。學校所購買的教材和課外讀物相對較多較好，學費中已經包括了學校組織的課內補習費用。這符合筆者實際調查中所了解到的情況。即一些收費較高的私立學校提供了高質量的教育水平。第八，本村到縣城的距離和課外補習之間是負相關的關系。本村到縣城的距離可以反映當地的教育供給。一般距離當地縣城較近的村莊和鄉鎮，受縣城地塊經濟的輻射較大，經濟發展水平也相對較好，相應的教育供給要充足些，可以為農村家庭提供較多的課外補習資源。一些偏遠的村莊則很有可能會因為教育資源供給的不足而影響到農村家庭對增加課外補習投資的需求。這表明邊遠農村和近郊農村的家庭在課外補習投資上存在差異。

四、結論和建議

本文利用2008年的農村入戶調查數據，通過聯立方程回歸方法系統的分析我國農村地區父母外出務工對子女學習成績和課外補習的影響。計量研究結果發現:由于父親長期外出務工對子女缺乏必要的管教，因而對子女學習成績會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但是，農村父母外出務工的行為能給家庭帶來匯款，可以改善農村家庭的經濟狀況，并增加子女的課外補習投資，而課外補習投資能顯著提高子女的學習成績，這在一定程度上又彌補了家長外出務工對子女學習造成的負面影響。鑒于當前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根據本文研究的結論，筆者建議:(1)應進一步為進城務工家庭子女提供必要的教育資源，消除由于父母不完全流動給子女教育帶來的負面影響。打破城鄉分割的教育體制，建立與完善城鄉統籌的義務教育體制，加強全日制公立中小學接納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工作。(2)隨著農村勞動力的流動農村家庭教育投資需求的擴大，農村家庭對教育產品和服務的需求趨于多樣化，農村的教育供給已日益不能滿足農村的教育需求。在實現勞動力流入地的教育資源向農村戶籍學生開放之前，國家應該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特別是邊遠地區農村的教育投入，增加農村地區的教育供給，為農村創造更多的教育資源，并提高農村教育資源的質量。盡量讓農村的教育問題在農村解決。(3)在國家推行“兩免一補”政策以后，收入約束仍是農村家庭是否增加子女教育投資的主要問題。完善勞動力市場，保障農村流動勞動力的收益，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仍是國家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本文作者：謝貝妮、李岳云 單位：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