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計，《水滸傳》中有名有姓的人物約有八百多個，社會各個階級與階層的人物幾乎囊括殆盡，其中許多人物描寫得栩栩如生，給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水滸傳》的人物刻畫之所以會取得輝煌的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突破了《三國演義》那種類型化的塑造人物的方法。盡管還沒有達到像《紅樓夢》那樣典型化的高度，但卻無疑為典型化方法開辟了蹊徑，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在《水滸傳》中，我們看到像林沖、李逵、魯智深、武松、阮氏三雄等等人物，所以會扯旗造反，走上梁山，就是因為北宋末年那樣的社會環境逼得他們走投無路，才不得不如此的。他們的性格發展，很符合他們的身份遭遇，使人感到真實。就拿林沖、魯智深、楊志來說，雖同是武藝高強的軍官，但卻是由于出身經歷不同，生活遭遇不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就不同，性格表現也各自有差異。

林沖是八十萬禁軍教頭，生活的優越感、官場的得意和美滿的家庭，使他很自然地形成了安于現狀、怯于反抗的性格，這就構成了他性格中對惡勢力忍的一面。同時，禁軍教頭的經歷，又使他廣結豪杰之士，這又形成了他耿直、正義與不甘居人下的品格。這便又在忍的后面，蘊藏著反抗的因素，潛伏著復仇的怒火。當妻子被高衙內侮辱，他狠狠地舉起拳頭，拳頭又軟軟地收了回來，這個典型的細節，將他性格中兩個方面都凝聚了。以后的忍，是在典型的環境中的進一步延伸。待到“風雪山神廟”之后，林沖簡直成了另一個人，而這又與安分守己的林沖是統一的，是事事隱忍的必然發展。總而言之，是環境逼他作官不成而求生，求生不成才定下了造反的決心。

楊志，因為是“三代將門之后，五侯楊令公之孫”，這樣的出身，就決定了他對仕途很感興趣，打定了“一槍一刀，博得個封妻蔭子，也為祖宗爭口氣”的主意。他的生活道路上有兩個轉折，一是失陷了花石崗，二是失陷了生辰綱。這兩次“公職失錯”堵死了他“封妻蔭子”的道路，功不成，名不就，只有到了這生死關頭，他才肯上山落草。這樣來寫人物，使讀者感受到了書中人物性格發展變化與環境的關系，有如水到渠成，真實自然。

《水滸傳》還善于在對比中寫人，從而使人物的性格鮮明生動。梁山泊那些英雄好漢們，不用說個個都是對封建統治階級和貪官污吏無比仇恨，對廣大被壓迫階級和下層人民群眾無比關懷，深切同情的。但他們卻有自己的一部血淚史，各有自己的鮮明個性，即使是一些性格相近的人物，也各有自己不同于別人的特色，毫不混同。所以能夠如此，原因就在于作者對當時的時代生活非常熟悉，并能從當時復雜的社會生活實際出發，概括提煉出人物性格中最本質的東西，在人物與人物的對比描寫中，顯出人物性格的差異與區別，有時候作者將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放在一起加以對比，使相反的性格顯出更大的反差。

如在武松斗殺西門慶的事件中，何九叔與鄆哥就形成了對比。鄆哥乳臭未干，血氣方剛，心直口快，碰見不平就亂喊亂叫，向武松直接道出了西門慶與潘金蓮的奸情。何九叔有了一把年紀，雖然對奸夫殺親夫的罪惡了如指掌，卻看在眼里，藏在心里，暗收了把武大的骨殖，表現上卻裝作不知不曉。等到武松邀他們來取證時，才把武大的骨殖拿了出來，成了奸夫淫婦殺人的鐵證。兩個人都是有正義感的，但一個有正義卻無心計，敢于斗爭卻不善于斗爭；另一個將正義與心計結合起來，既敢于斗爭又善于斗爭。至于將性格相近的人物加以對比的例子就更多了。例如李逵與魯智深，同樣粗中有細的，但粗得不同，細得也不同。李逵粗得頗有點野，一身魯莽莊稼漢和無業游民的習氣動不動就發火，遇事不分青紅皂白，總是一說二罵三打。結果不是吃虧就是后悔，而魯智深則不同了，他是粗中有豪氣，完全是一副低級軍官的形象。

當然，作為文學作品，《水滸傳》的許多人物還不夠充分典型，有些人物還有道德化的痕跡，好人就絕對地好，壞人就絕對地壞；有些人物的形象還顯得扁平、單一，生活不夠強；有些人物賴以存在的環境描寫還不夠充分典型等等。但是，毫無疑問《水滸傳》的人物刻畫，的確對類型化描寫是一個很強大的沖擊，為典型描寫提供了有益的借鑒，這在中國文學創作中是難能可貴的。

本文作者：朱海泉 單位：東北師范大學漢語言文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