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態文明的人學本質

生態文明的合理依據不是外在的大自然，而只能是人的社會存在與社會實踐。生態文明只能理解為社會性、歷史性、實踐性，而不能理解成自然性、物理性、自在性。生態文明的“屬人性”、它的“人學”特征表明它不是“自在地”生成的，不是“自然的”結果———即使說人的自然生命本身也是自然進化的產物，也不能就直接將人的文明創造歸結為“自然天成”———而是通過人的創造活動才歷史地生成的。生態文明所討論的自然界不是自在的自然界，而是“現實的”自然界。馬克思說：“自然界的人的本質只有對社會的人說來才是存在的；因為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說來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現實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礎。”生態文明所討論的自然界不是自足的自然界，而是通過人的社會實踐歷史地生成的自然界。馬克思指出：“在人類歷史中即在人類社會的產生過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現實的自然界；因此，通過工業———盡管以異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類學的自然界。”

自從有了人之后，自然失去了自身的獨立性，不再是“自足”的存在：“地球的表面、氣候、植物界、動物界、人類本身都不斷地變化，而且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動。”自然的歷史就告別了自然本身，而成為人類歷史的組成部分。生態文明不能脫離它的人本主義立場，因為人類是社會的共同體，而不是自然共同體。人與自然關系是人的社會存在的現實前提，但人的社會關系是人與自然關系的邏輯前提。我們肯定人與自然關系是人的社會存在的現實前提，是說人的存在對自然的依賴性，但人的社會狀況不是由自然決定的，夸大自然因素對社會歷史的決定作用，勢必導致對自然力的盲目崇拜。離開人的社會關系、社會勞動這一基本的立場，人與自然的關系就成為抽象的空殼，對自然的理解就會被想像所淹沒，關于自然的神學化的理解就會乘虛而入。生態問題一方面指的是生態的現實狀況問題，另一方面則指的是生態的變化趨勢問題。就前一方面而言，純粹自然界的生態不具有價值的優劣層級，水草豐茂的草原和塵沙遍地的荒野都屬于自然界的真實面目；就后一方面而言，純粹自然界雖然也有一個發展進化、走向消亡的“歷史”進程，但是這一進程不具有價值層面的進步升華，風和日麗中的地表風化和地震海嘯的劇烈變動都是自然運動的表現形式。但是，當我們將生態問題限定到人的生存與發展問題之中的時候，生態問題就變成了人學問題,純粹的自然生態問題就不只是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更是哲學思考的基本論題。

總之，生態文明的主題不是純粹自然界的生態問題，而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問題，包括人的生存對自然的依賴性、人的活動對自然的影響力、人對自然生態所擔負的責任等問題。因此，強調生態問題的人學意義，即是對自然生態的現實狀況和變化趨勢進行價值評估。這里的關鍵在于，對自然生態作為人的生存狀況、物質生產和社會發展的條件的利弊判斷，不是簡單地進行環境評估，而是人自身的生產方式和生存方式的評價和反思。質言之，自然生態問題探究的起點不能停留在自然本身，而應該置于已經將自然改造成為對象化存在的人身上。如此，人與自然的關系已經轉化為人與人的社會關系。

二、生態文明的現代性內涵

當今學界普遍認為，生態文明是繼生態文明和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出現的一種現代文明，或者說是人類文明步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的標志。那么，在何種意義上說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種現代形態？作為人類文明的一種形態，生態文明和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一樣，都屬于人類文明這個共同的范疇，都具有著人類文明共通的核心內涵。這個核心內涵正如歷史學家湯因比通過人類文明發展史的比較研究而得出的結論：人類文明的產生受到環境的制約和影響，文明起源的秘密就在于應對自然環境的挑戰。依此，生態文明與其他形態的文明之間所具有的共同的文明質素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它們之間的差異也體現在這里，即體現在來自于自然環境的挑戰以及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關聯方式這兩大方面。人類文明的發展史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史。“當我們人類為了物質生產的需要而從環境中不斷索取‘資源’的時候，我們事實上也在改變環境。沒有任何一個物種，包括我們人類在內，能夠只利用環境而不改變環境。”

自從人類步入文明歷史的發展階段，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影響越來越顯著，隨著人類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斷提升，人的活動對自然環境的破壞程度也越來越嚴重。其中，工業文明的產生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分水嶺”。在工業文明興起之前，自然環境的演進史雖然早已打上人類活動的印記，但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主要表現為人對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屈從，人類活動對自然的影響還處于自然承受的范圍之內，自然環境的基本狀況還沒有觸及生態底線，這不只是由于人的生產能力的局限性———生產能力意味著對自然環境的改造能力，更在于人的生產方式所具有的對大自然的因循性———生產方式其實就是人與自然的關聯方式。工業文明的興起，標志著人類社會的生產發展步入新的歷史階段。工業化是對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的根本變革，其主要標志是以機械化、規?；笊a追求快速的經濟增長，但是財富增長的欲望和作為實現經濟增長的必要前提的社會性消費的增長都極大地增加了自然資源的消耗和自然環境的污染。其結果是，工業文明的生態效應表現為人類對大自然的掠奪、對不可再生資源的瘋狂開采和使用，對水源、大氣的肆意污染，對生態的嚴重破壞。

面對來自于自然環境的挑戰，對人類的生存與發展而言，始終是一個永恒的課題。問題是，現代社會所面臨的來自于大自然的挑戰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人類自身與自然環境的關聯方式引發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使人類對野蠻自然力的掌握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定意義上取得了對自然界的控制，但是也為此付出了生態危機的沉重代價。人對自然的控制并沒有給人帶來生存的解放，甚至相反，卻帶來了人類自身的倒退。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加劇了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的惡性競爭。原先對人來說屬于自然恩賜的生存條件被整合到社會性的供給體制之中，河水變成了自來水、空氣需要清潔設備、清風明月成了奢侈品，自然生態被轉換成了社會性的商品。像馬克思早就指出的，以追逐經濟效益和財富積累為目的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只能導致對自然的藐視、貶損和掠奪。由此，生態文明作為人類文明的一種“現代”形態，它的現代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指人類社會發展所遭遇的來自于自然環境的挑戰以及所要求的社會與自然關聯方式，都是人類要面對的新時代問題，其劇烈性和緊迫性非同昔比；二是如果說農業文明、工業文明都是以滿足人的社會生存與發展的需要為中心的“建構性”文明，那么生態文明則是一種“反思性”文明。即是對工業文明進行深刻反思的成果，這一“反思性”不同于“建構性”的地方就在于文明的精神從社會生產的“目的”轉向社會生產的“前提”、社會生產從滿足“發展”的需要轉換對“發展方式”的反思、文化的視野從滿足當下的“簡單的發展觀”拓展為著眼于未來的“可持續發展觀”。簡而言之，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只關心生產產品和生產效率的問題，而生態文明則考量如何生產和為何生產的問題。

三、生態文明———人與自然的“和解”

人與自然界的關系問題既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所在，生態問題就是人類所要面對的基本問題。人的生存與發展問題與生態問題既然是不可能相互剝離的，那么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生態問題是人類始終要面對的永恒問題。只是由于現代性生態文明產生的直接背景是現代性生態危機，即伴隨現代社會生產而凸顯的生態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說生態文明是一種現代文明。

現代性生態危機不僅是生產（方式）的危機，同時，也是生活（方式）的危機，從更深層次上說，不僅體現著社會組織制度的危機，也體現著現代人性、價值信念層面的變遷所導致的危機，因為“人類活動對自然界的影響事實上取決于社會勞動的組織形式、它的目的或目標，取決于社會產品的分配和使用方式，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態度和知識水準。”完全可以作出的斷定是，自然生態本身無所謂什么危機，危機的產生只能是人的自然觀以及人對天地自然所體認和承擔的價值信念的反映，危機感只能是就自然環境與人的生存方式、人的生存命運的關聯而探究的問題。換言之，生態文明不是單純的節能減排、保護環境的問題，而是人類生存方式、價值信念的調理的問題。例如，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的背后必然是價值觀念的調整，如果沒有價值觀念的重塑，經濟發展方式的調整和發展過程的調控將無從談起。這表明，危機因人而起、當由人化解。恩格斯曾經談到“，人類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是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任務。我們說，當代人類所面臨的就是人與自然的“和解”的難題。這應當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方向。一方面，隨著人對自然的認識能力的提高，通過掌握自然規律，更合理地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另一方面，通過社會組織的進步和制度安排的創新，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全人類”的、“全球主義”的實施保證。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分析過的：“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只有按照統一的總體計劃協調地安排自己的生產力的那種社會，才能允許工業按照最適合于它自己的發展和其他生產要素的保持或發展的原則分布于全國。”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的人與自然的“和解”、所描述的未來社會的生產方式的理想狀況，顯然肯定了自然生態作為人的存在的不可或缺的基礎性，同時也辯證地把握了自然生態“人學本質”，即只有“歷史才能解釋自然”。這樣，必須將生態文明置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永恒的歷史進程之中，而不能把生態文明理解成為人類文明發展歷史的一個獨立的階段或者一種獨立的文明形態。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始終是以自然界為基礎的，所以人類文明的基礎形態必然是“自然文明”，更確切地說，人類文明的基本問題必然是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的問題。從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到現代生態文明，人類社會在不同的社會歷史發展階段先后構建了各具特色的文明形態，這些順次出現的文明形態反映著人類社會不同歷史階段的發展主題，因而具有各自特殊性的文化內涵。“現代生態文明”其實意指一種工業文明之后的文明發展的反思性狀態，聯系到前文所分析的工業文明作為人與自然關系的“分水嶺”的情形，“現代生態文明”表達的是一種如何超越工業文明、重新審視關于社會發展和人類命運的價值考量。也就是說，生態文明主要不是描述一種文明的狀態，它不是“編年史”的概念，而是確立一種文明的發展的價值指向的“流動性”范疇。只要人還在思考生存問題，作為生存基礎的生態問題就不會被忽視。就此而言，人與自然的“和解”不是預示一種文明的“完成態”，而只能是文明演進的“進行態”，而且“回到自然”始終是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解”的前提所在。

總體看來，經過人類文明發展歷史的積淀，生態文明已經在全球化和現代性探討領域引起了廣泛性的注意。應該看到，現代境況已是今非昔比，大自然似乎已經無暇傾聽來自人類語言的“贊頌”，它更期待來自人類的行動的“呵護”———共識性的生態建設意識、健全的生態保護制度、現代的生態技術體系，三者缺一不可。這是一項需要依靠全社會的共同力量、依靠全人類的共同參與才能推進偉大工程。這也正是我們國家倡導“全面落實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總布局”的戰略思維的要義所在。

本文作者：梁徐寧 單位：江蘇理工學院人文社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