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程氏易傳》對于《乾》、《坤》兩卦的解釋我們不難看出，在程頤看來天地所代表的這種二元結(jié)構(gòu)不僅存在于自然世界中，同時也存在于人文世界中。大到政治世界，小到家庭生活都存在這種二元結(jié)構(gòu)。因此，程頤認為“乾”也不僅僅代表自然之天，還象征著政治社會中的君主和家庭倫理中的父親，他說: “乾者萬物之始，故為天、為陽、為父、為君。”而與之相對地，“坤”則代表著自然世界中的大地，象征著政治世界中的臣子和家庭生活中的母親。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可以從程頤對于《坤》卦的解釋中找到他有關(guān)臣道的基本看法。

程頤在對《坤》卦卦爻辭的解釋中多次提及臣道，他在注釋中寫道: 主利，利萬物則主于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于事者臣之職也。為臣之道，當(dāng)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于君，乃可常而得正。上無忌惡之心，下得柔順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無悔咎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dāng)其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臣之道也。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主于天也。妻道亦然。

在這里，我們看到程頤接受了《彖傳》所提供的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的宇宙論模式，并將其擴展到政治領(lǐng)域，提出了“君令臣行”的政治模式，進而明確了臣子的職責(zé)是“勞于事”，這是說君主發(fā)出的號令要由臣子去完成，這與“( 萬物之) 生成皆地之功”極為相似。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政事的完成是靠臣子的努力，但程頤卻在注釋中反復(fù)強調(diào)作為臣子“不敢當(dāng)其成功”，這是為什么呢?在《隨》卦九四爻的注釋中我們似乎找到了問題的答案，程頤指出: 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于隨有獲，則雖正亦兇。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于己。為臣之道，當(dāng)使恩威一出于上，眾心皆隨于君。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兇。居此地者奈何? 唯孚誠積于中，動為合于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 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于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 其所施為無不中道，在道也; 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fù)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強之過。非圣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無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在此段注釋中程頤不僅給出了為何臣子“不敢當(dāng)其成功”的答案，并且還提出了作為有功之臣的正確做法。在程頤看來，為臣者之所以“不敢當(dāng)其成功”是因為“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兇”，而這種危險實際上來自于因威脅君權(quán)而產(chǎn)生的君主的猜忌。這種猜忌在君主專制的體制下是不難理解的，而在北宋時期這種君臣之間不可消除的潛在的緊張關(guān)系尤其明顯，因此程頤將為臣的基本品質(zhì)規(guī)定為( 坤) 順之德是有著非常明確的政治指向和現(xiàn)實意義的。那么，有功之臣應(yīng)該如何自處呢? 程頤認為其根本目的是要消除君主的猜疑，所謂“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強之過”、“威震主而主不疑”，以及《坤》卦中所言“上無忌惡之心”表達的都是這個意思。至于具體的做法，程頤則指出為臣者要保持一種“誠”的狀態(tài)，即所謂“孚誠積于中，動為合于道，以明哲處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程頤一方面主張臣子“不敢當(dāng)其成功”，另一方面又同時強調(diào)臣子應(yīng)該積極發(fā)揮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說: “言為臣處下之道，不當(dāng)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 然義所當(dāng)為者，則以時而發(fā)，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盡忠者也。”而這兩方面的內(nèi)容又都可以規(guī)約于“臣之分”的概念，“分”在這里指本分或職分，與理一分殊之“分”意義相近，陳榮捷先生曾指出: “( 理一分殊一語始見于程頤的書信) 這里的分并非按其平聲意指分開，實際上這里應(yīng)讀去聲，指義務(wù)、所得份、賦受”，我們看到“分”的一個重要涵義就是它常常指某種身份所伴隨的義務(wù)和責(zé)任。另外，從程頤所言“臣不可過臣之分”來看，“分”同時也意味著某種明確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正因為“臣之分”同時包含著責(zé)任和界限這兩種看似矛盾的意義，因此為臣之道就常常要在二者之間尋找一種微妙的平衡，既要充分地履行自身的責(zé)任，同時又不能超越臣子的本分。而如何處理好二者的關(guān)系，在一些特殊的政治局勢中表現(xiàn)的尤為明顯，比如行軍打仗之時，程頤指出: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無咎。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dāng)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為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余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dāng)為也［1］734。

在這段文字中我們看到，由于在戰(zhàn)爭之中最容易建立大的功勛，所以程頤于興師打仗之外，特別談到了“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的問題。有關(guān)“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的典故載于《禮記•名堂位》，記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勛勞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有些人據(jù)此認為周公之所以“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因為其“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持此種看法的人，按照《日講禮記解義》中的說法當(dāng)指王安石①。對此，程頤提出了明確的批評，他認為此種觀點是不知人臣之道。在這里我們看到了程頤對于“臣之分”所作的明確的界定，因此，前面所云為臣者“不敢當(dāng)其成功”并不是說作為臣子要故作謙虛，相反是要真正認識到一切的功績不過是在臣的職分內(nèi)應(yīng)該履行的責(zé)任罷了，故程頤一再指出臣子所取得的功績實際上也是靠君主賦予其權(quán)力才獲得的，他說: “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quán)，而有成功之吉?”這樣一方面，從臣下自身的角度來說，可以防止其有驕傲自滿之心; 另一方面，從君主的角度來說，則能消除君主的疑慮之心而有利于達成穩(wěn)固的君臣協(xié)作關(guān)系。如上所述，我們看到程頤的思考始終是圍繞著君臣關(guān)系這一核心展開的，在君臣二元的政治結(jié)構(gòu)下，坤順之德可以說是為臣的一個根本性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