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效壯   單位：寧波衛生職業技術學院

本土化與西化

中國現代以來的文學本土化與西化的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的很多作家。從“五四”起中國文學就開始了苦苦的向世界文學的趕跑，雖然有一些作家取得了很高的文學成就，但卻總是不能引領世界潮流。20世紀20年代后期革命文學的興起以及40年代初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議上的講話》在一定程度阻礙了這種追尋，直到“文革”后中國文學對世界文學的追尋才又興盛起來。在這一追尋過程中很多作家都意識到了中國文學自己的根的問題，所以有了20世紀80年代的尋根文學。進入經濟日趨占主導地位的90年代以后，文學面臨的壓力和問題越來越多。莫言作為一個一直追隨西方文學潮流的作家逐漸意識到了文學民族性的重要性，所以《檀香刑》創作的一個指導思想是向民間的后退，增強作品的本土化色彩。但是評論者對文本的本土化和西化卻做出了不同的論斷。

較早對莫言的《檀香刑》本土化和西化進行論述的是鳳媛的《撤退與進擊———試論〈檀香刑〉的敘事藝術及意義》（《安徽教育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文章指出：“《檀香刑》不論是汲取民間傳統精神文化資源，還是接納西方現代敘事技巧，都建立起了基于中國本土文化土壤，開放性的當代小說審美敘事品質，為新世紀中國小說的發展樹立了一支醒目的標桿，并達至莫言藝術創作的新的高峰。”鳳媛認為《檀香刑》的藝術技巧上雖然具有東西方兩者的特點，但是文本的立足點是中國的本土文化。也就是說鳳媛肯定了文本的本土化，鳳媛指出文本運用了我國古典的敘事結構形式，即“鳳頭———豬肚———豹尾”模式，并且通過民間說書藝人的視角消解了內心獨白和時空顛倒著兩種西化的文學表達方式，從而肯定文本完成了向本土的轉化，并且認為莫言實現了在藝術上的自我超越。緊接著進行論述的是陳離的《是“民間敘事”，還是“精神逃亡”———從莫言的長篇小說〈檀香刑〉說起》（《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5期），陳在文章中指出“：莫言的長篇小說《檀香刑》創造了一個關于‘高密東北鄉’的民間神話。作者聲稱這部長篇小說的寫作是一次向民間的‘大踏步撤退’，實際上卻反映了作家的民間立場與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之間的矛盾，以及中國作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自我確認的艱難。”陳在論述中具體認為“：《檀香刑》里的高密東北鄉，既不同于福克納筆下的約克納帕塔法縣,也不同于加西亞•馬爾克斯筆下的馬孔多小鎮,它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北方的民間世界。可以說,它講述了一個完全中國情境下的‘中國故事’……應該說《檀香刑》在敘述語言、故事結構和情節發展等方面‘回到民間’的努力還是比較成功的。”也就是說陳認為《檀香刑》在敘述內容上以及敘述方式上都回歸到了本土，但是作品在藝術審美上存在著矛盾，莫言沒有處理好知識分子視角與民間視角之間的關系，從而反映出中國作家特有的言說方式的難以形成。鄭金勤《淺析〈檀香刑〉的民族色彩》（《閱讀與寫作》2003年第6期）同樣認為《檀香刑》是本土化的文本，具有極強的民族色彩。鄭指出“：《檀香刑》大量吸收了民間說唱藝術、民間傳說等傳統文化的精華，在語言風格等藝術手法上，具有十分濃厚的民族色彩。”鄭具體認為文本在內容上對于“人生本相”的描寫，語言上大量吸收了民間說唱藝術的特點、大量使用韻文，以及將“貓腔”這個富有民間氣息的說唱藝術引人小說、在故事情節中插入大量的有關“貓腔”的傳說、唱詞等三方面表現出了民族色彩。周志雄的《〈檀香刑〉的民間化意義》（《名作欣賞》2004年第3期）也認為文本在敘事視角、敘事結構、語言上都是民間化的，并且指出“：在莫言看來，好的小說應該是面向大眾的，即雅俗共賞的，對讀者面的占有和選擇是不容忽視的。”莫言民間化是為了順應消費文化的需要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是為了更好地占領文化市場，但是這并不代表文本藝術性的降低。

周進一步指出“：莫言推崇西方的馬爾克斯、福克納，但莫言從他們那兒吸取到的只是一些技法和啟示，他要讓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和馬爾克斯的馬孔多鎮成為他的高密東北鄉。莫言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談到世界意識和一流的大作家意識。因而對于莫言來說，走民間化道路的后撤心態中包含著走向世界的文學意識……從莫言的小說深度和對小說藝術的探索上看，他顯然是屬于精英的立場。從莫言對讀者群的自覺選擇和他小說的感性耐讀上看，他似乎又可以歸為大眾文學作家。應該說莫言對小說的雅俗關系理解得很透，其小說的民間化道路是對精英文學和大眾文學的雙重超越。”周最終認為《檀香刑》的民間化是融合了現代小說敘事技巧的返璞歸真，是在超越自我、超越中西、超越雅俗之間的嘗試。李莉《論小說敘事結構與作家思維方式———以〈岡底斯的誘惑〉、〈馬橋詞典〉、〈檀香刑〉為例》（《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9期）認為“：小說的敘事結構往往能折射出作家的思維方式。新時期作家馬原、韓少功、莫言力圖突破傳統敘事的思維模式、創造新思維,他們各自的代表作《岡底斯的誘惑》、《馬橋詞典》、《檀香刑》體現出他們獨特的思維方式。馬原的拼貼思維、韓少功的置換思維、莫言的撤退思維代表了新時期敘事結構創新的三種類型,標志著新時期文學在敘事結構上完成了否定之否定階段,使傳統的單向、封閉敘事結構不斷走向多元、開放,這是一條不斷創新的道路，也是不斷進行思維革命的道路。”李最終認為文本的這種后退走向了力求從民間藝術和傳統文學中尋找一種更有利于表現小說的新鮮活潑方式，也就一種本土化的言說方式。但是于寧志在《論〈檀香刑〉的敘事角度》（《許昌學院學報》2004年第6期）一文中用西方敘事學原理對文本進行了細致的分析。于認為：“《檀香刑》從不同人稱敘述故事，從人物的不同視角觀察感受事物，既增強了故事的可信性和人物的真實感，使讀者進入故事，產生引人入勝的藝術效果，又使讀者跳出故事，反思敘事者本身，產生啟人理智的間離美學效果。”從于文的切入點和論述理論可以看出，他把《檀香刑》完全當做了一部西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