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吳玉倫 單位：焦作大學校長辦公室

發軔于清末的中國近代農業教育至辛亥革命爆發的1911年,已獲得規模有限的初步發展。無論沿農業發展的歷程進行分析,還是從教育沿革的軌跡進行評判,近代農業教育的產生和發展都具有積極的歷史意義,并對其后的農業生產和教育發展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一、近代農業教育于清末產生的社會背景

傳統的中國農學是一種“經驗農學”,是強調天人合一,用“陰陽協和,五行相生”的理論來指導農業生產。在非電熱機械農具時代,這套理論是有成功之處的。與此不同的是,18世紀的西方確立了一套全新的“實驗農學”體系,通過對動植物個體乃至構成生物體基本單位的細胞進行解剖分析,利用人為控制的有限環境來進行農業生產過程的模擬實驗,從而在較短時間內發現和抽象出生物個體的生長規律,以此來指導現實的農業生產[1]。由于生產實效的明顯優勢,“實驗農學”體系在世界范圍內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在單純的農業技術之外,近代以來,外來勢力把中國作為傾銷其過剩商品的市場和掠奪原料的基地。憑借攫取的政治經濟特權,帝國主義列強控制著中國的經濟命脈,將侵略的觸角伸進廣袤曠遠的農村,中國農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日益加深。加之國內人口增加、天災頻仍,終使蕪穢不治,蓬蒿沒路,國用匱絀,民生日蹙,農業生產日益走向衰敗的邊緣。經濟困境與內外交困的社會處境相交織,促使一批啟蒙思想家和開明士紳重新體認農業生產的政治經濟地位,從而形成了新形勢下的“農本意識”。和以往不同,此時的“農本意識”把農業技術的推廣和應用納為其重要內涵,不僅肯定農業生產的政治經濟地位,更強調利用新型農業技術促進農業生產。

魏源在《海國圖志》中,對西洋“農器便利,不用耒耜,灌水皆設機關,有如驟雨”[2](P1419)的先進生產方式傾慕不已。孫中山在《農功》一文中,也積極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以改良中國落后的農業生產。以光緒帝一系列關于農業變革相關諭令的頒布為標志,近代農學從知識啟蒙開始上升為國家意志,以實驗農學為學科體系的近代農業教育、科研得到官方的認可,并得以逐步實施推廣。在教育領域里,封建專制教育空疏腐朽的頹勢至清末未減,形式完備的教育制度已徒具虛名,各地官學和書院不過是科舉入門的階梯。學校管理日漸松弛,昏聵之師濫充其數,捐納生徒濫廁其間。科場考試更是丑態百出,剽竊詭隨,倩槍頂替,通融關節,賄賂公行,曾一度起過積極作用的科舉制度,日久生弊,積弊成俗,破屋漏舟,無可修補。與針砭科舉相交響的是呼吁改革傳統教育、建立新式教育。地主階級改革派主張行以達知、明體達用,“讀書者實事求是”[3](P240);洋務派主張“中體西用”、“變器不變道”;資產階級改良派篤信“農、商、礦、林、機器、工程、駕駛,凡人間一事一藝者,皆有學”[4](P109)。這一切都預示著窮途末路的傳統教育必將迎來蛻變重生的新機遇。在實踐層面,從洋務教育起,聲光化電等反映西方近代文化基本內容的科技知識,步履艱辛卻勢不可擋地擠占著為孔孟經史所壟斷的教育地盤,延續了一千三百年、以科舉選士為核心的封建教育體制,最終在這場轉型中未能逃脫分崩離析的歷史命運。受“歐風美雨”的浸漸,出于對自身傳統的反思,新式教育逐漸崛起,新式教育類型之一的實業教育應運而生。1904年頒行的癸卯學制,把中國教育送入早期現代化的軌道,由張之洞、羅振玉主持設計的這套學制定位“農工商各實業學堂,以學成各得治生之技為主,最有益于邦本”,使幾千年來一直為儒家正統教育所鄙視和排擠的農業教育,被正式納入國家頒行的學制體系。近代農業教育在上述一系列因素的促動下揚帆起航。

二、近代農業教育在清末初步發展的基本脈絡

清末,近代農業教育處于起始階段,其類型大致有三種:農業留學教育、大學堂農學科和隸屬實業教育領域的各級各類農業學堂。遣員放洋,取石他山,是中國新式教育的奠基之措。農業留學教育方面,1896年清政府首批派遣的13名日本留學生中,有1人學農;1897年浙江蠶學館派嵇侃赴日本東京西原蠶業講習所學習蠶絲理論和技術,以后又派畢業生方志澄、朱顯邦赴日本學習。1903年京師大學堂派31人留學日本,學農及學農藝化學各1人;1905年山東派24人赴日,其中習農學者10人,同年農工商部派30人去日本學農。留日學生還創辦有《農報》、《農桑》和《中國蠶絲業會報》等刊物,研究推廣農業技術。從1909年起,清政府選拔赴美留學179人,其中13人學農,他們中有鄒秉文、竺可楨、過探先等人,后來成為農林教育界的著名專家。據不完全統計,1011年,中國農科留學生日本112人,歐洲各國12人,美國51人。盡管數量十分有限,去向也以東瀛為主,但農業留學教育開闊了學生視野,汲取了他人經驗,也為早期近代農業教育的開展儲備了師資。京師大學堂的農學課程和之后成立的農科大學,是清末時期層次最高的農業教育。京師大學堂創辦于1898年,是戊戌維新運動的成果之一。1903年,《奏定大學堂章程》將大學堂分八科,其六為農科大學,農科分四門,分別為農學門、農藝化學門、林學門、獸醫學門。京師大學堂早期只設農學課程,1905年,作為八個分科大學之一的農科大學開始籌建。1911年11月,京師大學堂農科大學羅道莊校舍建成,農科大學遷至新址,羅振玉任校長。京師大學堂農科大學是當時農業教育中規格最高者,其課程設置、教學方法、教材選用等對各地各級農業教育產生了極大影響。擔任農業教育主角的是隸屬于實業教育系統的各級各類農業學堂。1904年頒行的癸卯學制,在普通教育的兩翼設計了師范教育和實業教育,實業教育包括農、工、商等門類,農業教育分高、中、初三個層次。事實上,在正式的教育制度文本形成以前,農業教育的實踐早已展開。創辦于1896年的江西高安蠶桑學堂,被一些學者看作近代農業教育、乃至職業教育的開端。戊戌以前成立的農業學堂還有遵化農算學堂、江寧農務學堂、湖北農務學堂、溫州蠶學館、杭州蠶學館等。

戊戌前后,光緒帝一系列變法詔書屢屢督飭各地興辦包括農業學堂在內的新式學堂,農業學堂的興辦掀起高潮。廣西農學堂、直隸農務學堂、山西農林學堂、湖南農務工藝學堂、四川蠶桑公社等,在此時期陸續成立。癸卯學制于1904年頒行后,各地辦學更加規范,此期湖北、直隸農務學堂分別改辦為湖北高等農業學堂和直隸高等農業學堂,山東高等農業學堂、江西高等農業學堂、山西農業學堂、浙江高等農業學堂先后成立。另有為數不少的中、初等農業學堂也在各地建立。據學部統計,1907年,全國農業學堂高等4所、中等25所、初等22所;1909年,高等5所,學生530人;中等31所,學生3226人;初等59所、學生2272人。至1912年,全國共有各類農業學校263所,學生15379人。以1907年教育統計數據為例,農業學堂占全部實業學堂總數的38%,學生占全部實業學堂的32%。除綜合性的農業學堂外,專科性的教育機構也相繼出現,早期更是如此,蠶桑學堂居多。以今天重慶直轄市所轄地區來說,當時就先后有十幾所蠶桑學堂成立。林業教育除在普通農業學堂開展外,單獨的林業學堂有奉天森林學堂、江西高等林業學堂、貴州森林學堂、云南森林學堂等。獸醫學科的專門學堂只見有北洋馬醫學堂的記載。漁業方面,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山東巡撫周馥在煙臺創辦煙臺水產小學堂;1906年,直隸提學使盧靖(1856-1948)創辦直隸水產講習所;1906年,張謇、黃炎培等在吳淞創辦初等實業水產學堂。茶業方面,1910年,四川鹽茶道在灌縣創建“四川通省茶務講習所”。另有農業教員講習所,專門培養農業學堂師資。各地農業學堂的數量和規模有著較大的差異,表現出區域布局上明顯的不均衡。光緒三十三年統計,奉天、吉林、黑龍江、陜西、貴州、甘肅、新疆等地,農業學堂的數量均為零(應和實際有出入),而直隸、山東、湖北等省份相對較多。到1911年,直隸已有各類農學堂11處。1910年,湖北全省共有高等農業學堂1所,中等農業學堂6所,初等農業學堂40所,農業教員講習所1所,共計農業教育機構48所,占全省實業學堂總數的71%以上。邊遠的貴州,在省立蠶桑學堂的影響下,不少府、州、縣也陸續辦起了蠶桑學堂,如獨山蠶桑學堂、安順蠶桑初等小學堂、貴州官立農林學堂等。相比之下,安徽農業學堂不僅數量有限,而且層次也較低,七所農業學堂全為初等學堂。黑龍江省中等農業學堂僅為一所,余皆初等,規模較小,個別學堂只有教員1人、學生十幾人,且均興辦于光緒三十三年之后。總體而言,農業教育在清末取得初步發展,學科領域基本齊全,結構體系基本成形,區域布局已覆蓋多數省份,近代農業教育的雛形已經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