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曉程 單位：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隨著風險社會和媒介化社會的到來，現代社會越來越呈現出媒介化風險的特征。這種媒介化風險既是風險社會本身的產物，又隨著媒介環境的變遷呈現不同的時代特征。這種變化不僅推動了危機傳播研究的深入和強化，也促成了危機傳播諸多新的問題轉向。本文通過對媒介化風險社會的理論研究，以及對我國危機傳播研究脈絡的梳理，就媒介化風險社會背景下我國危機傳播環境的改變及其面臨的現實問題作一探討，以期對這一領域的相關研究有所助益。

一、從風險社會到媒介化風險社會

風險社會最早由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提出，其在１９８６年出版的《風險社會》一書中，首次使用了這一概念。他認為，工業社會在為人類創造了巨大財富的同時，也為人類帶來了巨大的風險，人為制造的風險開始充斥著整個世界，在工業社會以后，人類已經進入到一個以風險為本質特征的風險社會。同一時期的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一書中對風險社會展開了類似的研究。他們分別用現代風險和自反現代性兩個概念對風險社會作了非常深入細致的詮釋。

首先是現代風險。吉登斯認為［１］，現代風險是與被制造出來的風險相對應的，而傳統風險是與外部風險相對應的。所謂外部風險是指來自外部的、因為傳統或者自然的不變性和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如火山爆發、地震、臺風、蟲災等，這些風險是傳統社會人們經常擔心的風險。而被制造出來的風險則是指由我們不斷發展的知識對這個世界的影響所產生的風險，如全球變暖、ＳＡＲＳ危機和禽流感等，都是人類自己制造出來的風險，它較之傳統的外部風險給人類帶來更大的危害和更多的不確定性。貝克曾從四個方面概括現代風險的特征［２］：一是內生性。現代風險更多表現為一種“人禍”，具有內在性和人為性，是人類自身發展和決策的結果。二是公平性和全球性。現代風險的傳播不分等級和國籍。三是知識依賴性。人們需要借助專業知識了解現代風險。四是不可計算性。現代風險的影響可能超出現有的計算標準和計算程序。

其次是自反現代性。按照貝克和吉登斯的觀點［１－２］，現代性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簡單現代性，其對應的是工業社會，這個時期社會以生產、分配物質財富為核心；二是自反現代性，其對應的是風險社會，這個時期社會以生產、分配風險為核心。貝克認為［２］，簡單現代性在實現資本主義發展、促進工業社會形成的同時，也從內部持續地生產出自我消解和相互對抗的隱形力量，最終導致簡單現代性存在基礎的瓦解。因此，所謂的自反現代性就是對工業社會的根基逐漸侵蝕，暗中消解階級、職業、家庭、工廠、商業部門的內涵，以及人們對科學、進步和民主的信仰，這種威脅不斷累積并最終破壞工業社會的基礎，使社會發生了基礎性的轉變。自反現代性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現代風險社會的一種真實寫照。

然而，在風險社會出現的同時，媒介化社會應運而生。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大眾媒體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人們對信息和媒介的依賴越來越強。正如信息社會理論認為的那樣：在信息社會中，信息處于整個社會的中心地位，人們必須吸收大量的信息以滿足關注和參與不斷擴大的社會經濟活動的需要［３］。特別是互聯網技術出現以后，人們對媒介技術的依賴程度更高，幾乎完全生活在現代媒介營造的擬態環境中，由媒介提供的各種信息來指導自己的決策和行動，其知識結構和價值體系完全受大眾媒體支配，人因此就變成了“媒介化的人”。與此同時，整個社會被包圍在報紙、電視、互聯網等大眾媒體所提供的海量信息和網絡關系中，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活動都要通過媒體向公眾展示，于是整個社會也就變成了“媒介化的社會”。媒介化社會的結果導致了媒介化風險的出現。按照庹繼光的觀點［４］，現代社會風險的一大特點，是它疊加在“媒介化社會”的基礎上。他認為，當代的社會風險，大多是由傳媒的信息傳播行為呈現出來的，因而是典型的“呈現性風險”，或者說“媒介化風險”，普通人感受到的不是實際的風險，而是被傳媒呈現后的風險，傳媒報道、披露的風險信息，是一般社會成員能切身感知到的風險的關鍵性源泉。因此，“媒介化社會”或者“社會的媒介化”已經是現代“風險社會”形成的重要機制、條件和放大器。

一方面，媒介化社會產生的巨大變化使人產生過度刺激。這種刺激類似于阿爾溫•托夫勒在《未來的沖擊》中所描述的人們對未來社會的不適應狀態———包括感覺轟炸、信息超載和決策壓力等。在媒介化社會，人們對眼前的變化感到無所適從和缺乏安全感，從而產生厭煩的情緒，無法作出自己的決策，于是從社會上、理智上和情感上趨向于采取一種逃避和退卻的態度。另一方面，媒介化社會伴隨著巨大的“媒介化風險”［５］：其一，媒介使局部的、個體化的風險公開化、擴大化，從而不斷放大風險；其二，媒介判斷的主觀性和局部性有可能轉嫁甚至制造新的風險；其三，媒介焦點效應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將風險變成現實；其四，媒介自身也存在諸如技術風險、信息風險、知識風險、輿論風險、政治風險等。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媒介化風險已然成為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表征。

二、媒介化風險社會的形成與危機傳播研究的變遷

在我國，真正有影響有規模的危機傳播研究始于上世紀８０年代末，迄今接近３０年的歷史。與此同時，媒介化風險社會也經歷了從媒介市場化到媒介社會化的不斷成熟過程。

（一）企業風險與媒介市場化進程的危機傳播研究從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到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危機爆發前，是我國危機傳播研究的第一個階段。從風險表現而言，這一時期的社會風險主要集中在經濟生活領域，尤其是隨著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變，消費者的維權意識開始加強，企業經營風險加大，企業危機管理和危機公關越發受到重視，危機傳播研究更多表現為企業危機的對策性研究。從媒介發展來看，這一時期出現了媒介市場化的浪潮，新聞媒介逐漸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形成了以服務為核心，以市場為主導的媒介經營模式。特別是以都市報為代表的媒介市場化的興起，極大開拓了媒介報道社會風險的領域，一部分媒體將報道指向經濟生活領域的各種社會風險，與此同時，危機傳播的對策研究也越來越多地打上傳媒應對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