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瓊如 侯志陽 單位：華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一、調研背景與目的

新生代農民工指出生于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后，年齡在１６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在中國１．５億進城務工的農民中，１９８０年后出生的約有１億人，占６０％多［１］。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呈現“三高一低”特征：受教育程度較高，職業期望值較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較高，工作耐受力較低。隨著２０１０年中央１號文件提出“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以及富士康員工“連續跳”事件的發生，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狀況引起了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為深入了解這一群體的精神文化生活狀況和精神生活質量水平，我們開展了新生代農民工權益保護和生存狀況、精神文化生活、精神健康的系列調研，以期發現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精神生活質量的因素，提出改善他們精神生活，促進社會和諧的對策建議，為相關政府部門提供決策參考。

二、調研數據來源與方法

本調研報告的數據來源于我們三次系列調查。一是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勞動權益保護和發展狀況的調研。調研時間為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５日到１０月末。這次調查我們在不同行業的企業，按目標抽樣的方法發放問卷。此次調查共發放問卷３５０份，回收３３５份，回收率９５．７％，其中有效問卷３１８份，有效率９４．９％。二是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精神健康狀況的調研。本次調查從２０１１年７月起至８月結束，采用立意抽樣的方法選取調查對象。考慮到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行業，我們主要在泉州市區和晉江市一些建筑業、制造業和服務業選擇１０多家企業發放問卷。此次調查共發放問卷６５０份，回收４４０份，回收率６５．８％，有效問卷３７８份，有效率為８８．３％。三是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狀況的調研。這次調查主要在２０１１年９月至１０月進行。本次調查內容較多，樣本規模也較大。問卷題目圍繞新生代農民工的基本信息、精神文化生活條件、精神文化生活內容、精神文化生活總體滿意度四方面設計，共４３題。考慮樣本的代表性，本次抽樣方法為多階段整群抽樣，先按地區抽樣，再按企業抽樣，共抽取了３０多家企業。調查共發放問卷２０００份，回收１７６２份，回收率８８．１％，通過對問卷的嚴格篩選，有效問卷１５５０份，有效率８７．９％。

三、調研結果與分析

１．新生代農民工精神生活健康狀況不佳

（１）采用心理學中常用的癥狀自評量表（ＳＣＬ－９０）測量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健康狀況，結果表明，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健康狀況不佳。ＳＣＬ－９０量表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精神健康測試量表之一，此前已經有用于華人研究，可信度很好［２］。量表用于評估１３歲以上人群的精神健康狀況，其中包含九個因子：軀體化、強迫、人際敏感、抑郁、焦慮、敵對、恐怖、偏執和精神病性。一共有９０項指標，共分為以上９個因子構成９個維度，加上一個其他因子維度，總計１０個維度。１）軀體化：主要反映身體不適感，包括心血管、胃腸道、呼吸和其他系統的不適，和頭痛、背痛、肌肉酸痛，以及焦慮等軀體不適表現。２）強迫癥狀：主要指那些明知沒有必要，但又無法擺脫的無意義的思想、沖動和行為，還有一些比較一般的認知障礙的行為征象也在這一維度中反映。３）人際關系敏感：主要是指某些人際的不自在與自卑感，特別是與其他人相比較時更加突出。在人際交往中的自卑感，心神不安，明顯的不自在，以及人際交流中的不良自我暗示，消極的期待等是這方面癥狀的典型原因。４）抑郁：苦悶的情感與心境為代表性癥狀，還以生活興趣的減退，動力缺乏，活力喪失等為特征。還表現出失望、悲觀以及與抑郁相聯系的認知和軀體方面的感受，另外，還包括有關死亡的思想和自殺觀念。５）焦慮：一般指那些煩躁，坐立不安，神經過敏，緊張以及由此產生的軀體征象，如震顫等。６）敵對：主要從三方面來反映敵對的表現：思想、感情及行為。其項目包括厭煩的感覺，摔物，爭論直到不可控制的脾氣暴發等各方面。７）恐怖：恐懼對象包括出門旅行，空曠場地，人群或公共場所和交通工具。此外，還有社交恐怖。８）偏執：主要指投射性思維，敵對，猜疑，妄想，被動體驗和夸大等。９）精神病性：反映各式各樣的急性癥狀和行為，即限定不嚴的精神病性過程的癥狀表現。１０）其他：附加的指標組成第１０個維度（一般不分析）。包括的指標有：胃口不好、難以入睡、思考死亡的事、感到自己有負罪感。受訪者被詢問是否有相應的癥狀，并采用了從“沒有”到“嚴重”五分位量表。即答案采取５級評分，嚴重程度從“１”（沒有癥狀）到“５”（極嚴重）分為５級，得分越高代表癥狀越嚴重。表１顯示，泉州新生代農民工精神健康得分比廈門農民工樣本或全國正常成年人樣本的分值要高，就是說，泉州新生代農民工精神健康狀況比廈門農民工或全國正常成年人差。首先，我們將泉州新生代農民工樣本與廈門農民工樣本（不分年齡）比較，可以發現，只有“焦慮”因子，泉州比廈門好點，其余８項因子，泉州都比廈門差。其次，我們將泉州新生代農民工樣本與全國正常成年人樣本比較，發現只有“人際敏感”因子，泉州比全國稍好，其他８個項目，泉州都比全國差。再次，當我們將廈門農民工樣本與全國正常成年人樣本比較，可看出，農民工的精神健康狀況明顯比正常成年人差。因為，廈門只有在“人際敏感”項目得分稍好于全國樣本，其他項目得分都嚴重落后于全國樣本。

（２）采用簡明精神健康量表測量，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精神生活健康水平比城市青年樣本低。考慮到ＳＣＬ－９０量表題目較多，受訪對象在填答過程中，發生的錯誤也可能較多，比如拒答、漏答、亂答等問題，這些都會影響調查結果的真實性與客觀性，為此，我們采用新的量表測量。新量表只選取能夠直觀反映精神健康狀況的核心變量，共有９個選項，包括失眠、覺得身心疲憊、煩躁易怒、容易哭泣或想哭、前途茫然、感到很孤獨、覺得自己沒用、覺得生活很艱難、覺得活著沒意思。對測試精神狀況的９個題的答案為很嚴重、經常有、有時有、說不清、沒有，分別賦予１分、２分、３分、４分、５分，９個題合計很嚴重、經常有、有時有、說不清、沒有為９分、１８分、２７分、３６分、４５分，分數越高，精神狀況越好。表２顯示，泉州新生代農民工精神生活健康水平比城市青年樣本低。統計結果表明新生代農民工精神狀況與城市青年存在顯著差異（Ｐ＜０．００１），城市青年精神狀況好于新生代農民工（平均值越大，精神狀況越好），前者平均值比后者高３．１２分。２．影響因素那么，究竟哪些因素會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健康狀況呢？對此，我們作了如下分析：（１）經濟條件較差，使得新生代農民工無法進行合理的文化消費。調查結果顯示，新生代農民工的工資仍處較低水平（見圖１）。在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工資基本情況調查中，有３１％的調查對象月工資收入在８０１～１６００元的范圍，有４４．６％的調查對象月工資收入為１６０１～２５００元的范圍，月工資超過２５０１元調查對象的占總體的１６．１％。